“在中国 当一个作家还挺容易”丨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石一枫特别讲述

相信每一位初出茅庐的写作者都有这样的经历——

有一篇精心写作的大作，我们满怀期待地把它装进信封，发送到编辑的邮箱，

然后三四个月过去却已然没有回音，如同石沉大海。

如何把自己的作品发表，获得文学界的认可，

是每一位写作新人都会头疼的问题。

今天，时间君特别邀请到了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一枫，就由他来告诉大家，

在中国，其实有一套成熟的自下而上的发表体制，所以一个作家想投稿发表其实还挺容易。

文 / 石一枫

1979年生于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

现任《当代》杂志编辑

其作品《世间已无陈金芳》于8月11日

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他作为导师的写作训练营第二期已经结束

而第三期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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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学会做一个普通人

发表作品是一个很切实的事情。凡是写作，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能够被更多人读到，19世纪以来的大众出版业就是一个由少数人写给多数人看的流程。但是我还是觉得最好不要把发表当作我们写作的唯一目的。发表当然是写作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千万不要为了追求发表而失去我们在写作中对人生的思考、对世界的看法。

像我这样，已经算个写作老手了，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其实是非常惭愧的。我就非常羡慕刚开始从事写作的年轻朋友——他们往往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成就感、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而写作，而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了自己“必须得把这事说出来”的欲望而写作。如果失去了这样一个写作的原始目的，即便我们后来技巧再好、发表作品再多、销量再大，写作也不再是一件你所热爱的事情，不再是一个陪伴你度过人生岁月、鼓励你在生活中变得勇敢坚强、促进你在生活中思考世界的方式。它会成为一种职业、一种负担。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石一枫作品《世间已无陈金芳》获鲁迅文学奖

此外，我觉得作家一定要是普通人、凡人，往往只有一个普通人才能写好东西。你必须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观察身边的普通人，然后替这些普通人思考、感悟、说话，这样的状态才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写作状态，也是我自己喜欢的写作状态。如果你决定写作，你觉得把写作当作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忘记生活中、写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是以一种普通人的人生关怀来写作的。

这是我在一开始非常想强调的两点——我们不能丢弃写作的初心；我们要以普通人的身份来写作。

尼采曾在《人性，太人性的》中写道：“最好的作者，是那些羞于成为作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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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是严肃文学发表的主流渠道

其实，我国的严肃文学作品的发表至今还处于一个相对传统的渠道和体制内。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或者是一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体系。对于严肃文学而言，无非两条发表渠道——一是文学杂志，你的作品刊登到杂志上面；二是图书出版，你的作品被印成书、单行本、小说集出版。这两种渠道至今还是主流——比如说很多网络文学的大神，到最后还是落地在图书上。

陈忠实《白鹿原》原发于《当代》杂志1992/06、1993/01

与图书相比，杂志就会更严肃一些，纯文学的气息会更强一些。图书毕竟还是相对更商品化市场化的商品，出版社也希望它们能大卖。而杂志的经济利益就没有那么大，但往往个个都有着光荣的历史，发表过重要的作品，有着文学认可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今天读的一批批赫赫有名的作品，也基本上是从杂志里发表出来的，比如北京的《当代》杂志就走出了《白鹿原》，上海的《收获》杂志就发表了余华的《活着》，广州的《花城》杂志还发表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像他们这样的许多纯文学作家，其实都是从杂志起步的。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群体是这样的，王安忆、刘震云、苏童这些老师一辈的作家当然也是从文学杂志里出来的。现在的网上总会有一些“文学杂志不行了、文学杂志落伍了”之类的言论，其实文学杂志仍然在持续不断地为文学界输送新人、培养作家。

所以说，如果你进行严肃文学的写作，又希望能有一个平台展示你的作品，获得文学界的认可，那么杂志就是一个最主流的渠道。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原发于《花城》杂志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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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不存在“好不好”，只存在“合适不合适”

如何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呢？有人说写得好就能发表作品，但什么叫“写得好”就是一个很相对的概念；有人说投其所好就能发表，我觉得说得也对，但客观地说也是比较片面的。

其实我觉得与其去研究如何发表，不如多去研究一些杂志的风格和定位。我国的文学杂志在创办的过程中，经历了相互竞争、影响和学习，会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一个经常看杂志的读者自然会明白这个问题，但往往有很多新的写作者不太明白这一点。比如说我所供职的《当代》杂志，1979年创刊的时候就很明确地提出：《当代》是一本现实主义杂志，甚至是一本批判现实主义杂志，我们希望它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有所反思，甚至是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所以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作品，比如说陈忠实的《白鹿原》、王朔的《空中小姐》，都是很接地气、有很多现实思考。另外一些杂志可能就会追求别的风格，比如《花城》杂志长年提倡先锋写作，在文体的实验上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在《花城》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往往比较有先锋性，在文体上很考究。

《空中小姐》是王朔的处女作

所以说，如果你希望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就可以先审视一下自己的写作风格和诉求——你究竟是怎样的作者，你自己更擅长写、更乐于写怎样的作品，你所关心的是国计民生、日常生活、社会变迁这些务实的东西，还是文章、小说怎么写这类形式变化和美学上的探索。然后你再去研究这些文学杂志。中国的文学杂志非常之多，你需要找准一本与自己的风格气质更契合的杂志，然后不断地投，而不是满天撒网。这样投中的几率会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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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一个作家还挺容易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的文学体制。我们能看到日本也有一个独特的文学体制——新人作家可以通过获得芥川奖、直木奖等奖项来成为职业作家。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永远的三丁目夕阳》，主人公的理想就是获得芥川奖，但总是获不上。而事实上我们看到，日本近几年获得芥川奖的作品其实非常好，一个日本作家获得芥川奖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种文学体制还是挺好的，但也不能说我们中国的文学体制就不好、过时了。其实我觉得，客观来说中国体制有一个突出优势就是杂志非常多，而且各类杂志都有——什么风格的杂志都有，什么档次和水平的杂志都有。这就是中国文学体制独特的地方。

《永远的三丁目夕阳》海报

余华就说过，在中国当一个作家特别容易，因为杂志特别的多。但中国的杂志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们往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所以它们的任务就并不光是把杂志卖出去而已——它们需要承担一些文化建设的功能。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能有中国这样健全的作家培养体系。中国有很多国家级的杂志，在这类杂志上发表作品，就说明你是一位高水平的成熟的作家；其实中国还有很多省级刊物，它们只发表自己省内作家的作品，负担着本省作家培养的任务，比方说山西有《山西文学》，湖南有《湖南文学》，河北有《长城》。在这些省级杂志之下还有市级杂志，比如说杭州有《西湖》杂志，绍兴有《野草》杂志，我印象里深圳某个街道都有专门的杂志。

杭州的《西湖》杂志水平非常高，比很多省级杂志办得好。

我虽然不知道各位都是哪里人，但你一定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一本文学杂志，而它的功能就是培养和发现作家。你先在自己家乡杂志发表作品，很快就会被省级杂志关注，你很快就会和他们建立联系，然后在省级杂志上投稿，发表之后就会和《当代》《收获》《十月》关注了。这其实是一个很传统也很完善的道路。这是一整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文学杂志大都不挣钱，大都靠国家的扶持和补贴，但国家的扶持和补贴恰恰完成了这个选拔培养作家的任务。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当作家有时候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在杂志上发表作品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找风格和自己相近的杂志进行投稿；第二，如果一时还不能在高级国家级的杂志发表，那么先在省级市级杂志发表。

宁波的《文学港》杂志。我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还得过它的一个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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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比阅读更能影响写作的东西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生人。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阅读史中的作品顺序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是恰好相反的。阅读史的差别自然会影响两代人的写作风格。

我们可以设想一位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最早能读到的作品往往是一些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如国外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国内的“三红一创”和“十七年文学”。那么当他们在八十年代初次读到《变形记》《喧哗与骚动》时往往十分激动，写作风格也会自然而然地倾向先锋派和现代主义。

“三红一创”——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

而像我这一代作家的阅读史就很不一样了。我们十五六岁时首先读的是现代派、先锋派的作品，是卡夫卡、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直到我二三十岁了上了大学进入了中文系，要认真阅读一些专业书的时候，才读到了上一代人首先读的雨果、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所以我会觉得卡夫卡、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是旧的、基础性的、不太新鲜的，但我读到雨果、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时会觉得非常震撼，会觉得这些写人生感情、社会观察的传统作品才是非常完美的作品。所以我在写作中偏向于相对现实主义和传统的写作方式，这恰恰是和我的阅读经历有关。

翻译家李文俊首先把卡夫卡和福克纳的作品译介到中国

当然，客观来讲，这种阅读史差异造成的写作风格差异，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因为一个正常的阅读状态应当是什么作品都能看到，让我们在无障碍的阅读自由中决定自己的写作风格。但我国因为社会历史原因，这种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能实现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非常羡慕85后、90后的年轻一代人，他们的阅读更全面更开放既读卡夫卡，也读托尔斯泰，也读中国古典小说。所以，他们在看待写作风格的好坏、喜好时，就不会被阅读条件所限制，而是基于一种更全面自由的状态。这是时代的进步。

所以我觉得，如果写作还有另外的窍门，就是用尽可能用平和包容的心态去读更多的作品。尽量多、杂、宽容地找自己阅读的兴趣点，而不要轻易地说哪个作品好，哪个作品不好，哪种潮流先进，哪种潮流落伍。

在中国，任何一个普通人，

都可以拥有另一种身份——作家。

杂志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表的平台、成长的阶梯，

而我们所要坚持的，不仅是继续观察世间百态，

还有持续地涉猎、不断磨练提升自己的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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