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的宿命：被打脸 或成为复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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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航通社，作者｜书航

上一代人有剪报的习惯，把某一个新闻从报纸上剪下来，然后贴到小本本上。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更容易了，就是复制网页上的文字，粘贴到自己的知识库里。我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书摘系统。

这几天，我花了一点时间，回头看自己两三年前剪辑的文章。结果发现，其中很有一部分不再值得保留。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想必我写了四五年的各种文字，其中也很有一部分是如此“速朽”的。

寿命不长的文章，主要有两个问题。

问题一：被打脸

一是当时所讲的事情，受到当时掌握信息的局限，可能有偏差甚至完全南辕北辙，回头看已经失去了参考意义，甚至沦为笑柄。

比如说，有些文章讲家乐福中国怎么样顺应市场做调整的（比如评价小店面“家乐福 Easy”），随着家乐福中国卖给苏宁，一些当年的“先进经验”也都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还有很多文章讲过赤兔，这是领英 LinkedIn 在中国分支机构全面“放权”之后的产物。我记忆中，从沈博阳到位领英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特别想方设法去解决所谓跨国公司在华“水土不服”的问题。关于赤兔的文章自然也有不少是夸奖的，但终于它还是完全下架了。

像这种简称“打脸”的情况，一直是我们这种评论者要面对的风险，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对论者专业性的根本质疑。所以，你会很容易发现大多数评论文章乐于采用批评和质疑的口吻，因为这样相对不容易出错——绝大部分新生事物都是成功少，失败多；而万一失败了也不丢人——跟你一样想的人还有很多。

鲁迅说他那时候的“导师”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初读这段话只觉得老人迂腐保守，但轮到自己，方才知道保守背后的原因是不敢付出代价；而每一个“不可”的背后都是过往的“代价”。

问题二：复读机

二是另外一些内容，可能经历了长时间的岁月洗刷，依然历久弥新，从而后来很多文章只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或者最终可以抽象出同一个结论。

例如现在一直在讨论拆分 Facebook 的问题，谈巨头垄断的问题。但是我在 2016 年就看到有文章写“双寡头垄断” [1]，以及平台经济和垄断之间的异同。这些论点现在看依然似曾相识，因为我每隔几天就能读到差不多类似的评论——我相信后面那些都是作者自己总结出来的。

再有就是共享单车。它给人们演绎的是一个企图把克里斯·安德森《免费》等书所述的，在可无限复制的“比特”世界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在“原子”的实体产品领域也复制一次的剧本。结果没想到，实体物品的制造，流通和退出，无时无刻不消耗着企业、用户和整个社会的成本，泡沫消退后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

此后共享单车的经验就被多次套用在共享充电宝、无人货架、抓娃娃机等各种各样的实体产品利基市场。说句实话，很多时候看后续写这些“赛道”的文章，其实也就是在它们跟共享单车之间做“找不同”。

我也看到有做深度报道的专业记者说，他们会感到一种无力感，因为他们职业生涯初期所做的报道，过了几年甚至十几年还“能用”——里面所说的问题毫无改善迹象或甚至变本加厉，只是当事人的名字在变。我想这也是《南方周末》之前说的“在无力中有力”的一个来源。

如果很不巧，你所写的一些事情，恰好在很早以前就写完了，今天把它拿过来重新发一遍还能用，这会让你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说的都是车轱辘话，好像江郎才尽了一样。这对于专栏作者来说应该是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可能冯大辉的《小道消息》除外，他经常特意选好日子重发旧稿，说不定我也应该这么做。

透过两个问题看知识付费

这两个问题几乎对任何类型的创作者都存在，特别是知识付费。

经过三年多发展，知识付费刚过了“元年”就迅速过气，可谓“出道即巅峰”。知乎的周源曾将知识付费的困难概括为“复购率降低、完课率降低、使用时长降低”的“三低”。

套用上述两个问题看知识付费，一些困境的成因也就清晰起来。

要么作者们所写的东西是紧跟时事编出来的，由于种种限制（最常见的是按时交稿的压力），并不能面面俱到，精雕细琢。所以一旦事情发生了翻转，有些内容就会显得非常滑稽可笑，而为此交了钱的人恐怕更要欲哭无泪。

如果说，有个平时给别人解决社交问题的导师，他自己的人际关系却不能做很好的处理，甚至因此还上了一阵微博热搜什么的，他今后怎么打理付费课程也就变得比较尴尬。

要么有些内容溯源看一下，可以发现是将原先已有的经典作品去摘抄微缩，也就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那这种东西的制作门槛也相对较低，一般能分发出去的话，没有特别强势的渠道，就只能是碰运气。

《智族GQ》的熊阿姨说过，她的朋友看到有学生投简历，将“对原创稿件进行洗稿，再次发送”什么的写到了简历里面。但这个岗位是投资公司媒体运营的实习生，所以她只能说：“你觉得这个行业崩塌吗？那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行业的人呀。” [2]

这类产品，相对的只能去所谓“下沉市场”，就是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些人，先让他们接触这些别人嚼过一遍的东西，他们就觉得好像已经很好了，等到读者们有一定程度的底子之后，再慢慢的让他们去接触那些知识的“正品”。

但这又涉及到上文所说的“原子”与“比特”的差异，只不过是反向的。拼多多们之所以只能给“下沉市场”提供那种相对廉价的产业替代品，是因为实物生产和分发都是需要成本的；而对于无形的知识产品来说，读到一本正版作品需要付出的成本，跟读到一个被人转手过的“知识付费”产品是基本一样的。

所以，对尚无鉴赏能力的人们提供“二手货”，而不是直接让他们接触原版知识，不仅注定是“一锤子买卖”，也不一定是道德的。

解法何在？

所谓“被打脸”的问题，严格地说并不能算是问题，它只是在追求全人类共同理想之一——预测未来时又一种失败的尝试。

如果你能总体上保持一个很低的“打脸率”，但同时又不完全是批判，而是真的给人指对了路的话，那么你就是下一个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写于 1980 年！）、凯文·凯利（《失控》写于 1994 年！）、郭明錤或者米克尔。他们老了以后难免被看作是总说正确的废话的“神棍”，但这难以掩盖他们偶尔一次至关重要的正确预言的光辉。

所以，对付“打脸”创伤最好的办法是适当降低心理预期，毕竟预测失误是一个正常现象。

而总是重复前人经验的问题，严格地说则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拷问，就是这么做下去值不值得。

特别是，你越是对你的文字和想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就越容易在做出来又发现“撞车”的那一瞬间崩溃。

我个人的对策是，竭尽全力加大阅读量和提升信息检索的能力，在成稿之前就尽可能找到可能有的同题内容，再增补内容来体现出差异。

也有人做了另一种选择，就是亲身参与到他们报道的对象的发展中，比如直接买股票。如此一来，这家企业的共性与个性，在你看来都会被放得很大，你会很看重哪怕是一个细枝末节的差异点，也就不会因为大而化之的视角而沮丧。

不过可能只有国内媒体会允许这么做；西方媒体的伦理规范都要尽力避免利益关联，如有都要一一申报。

在地理层面，如今已经几乎没有未被前人踏足的高山、密林、大漠或冰原；在科学和人文领域，也几乎不存在尚未被采摘的低垂的果实。一想到生下来就有无数人做着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事，而自己的所想所为也并不特殊，甚至连活着的意义都要重新确认一次了。当安东尼·波登行遍万里路之后，无路可走的他选择了自杀。

一想到我们写作者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某个文章或想法是否重蹈覆辙的问题，我们足以为此而庆幸。

和其他人一样，写作者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找寻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希望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