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个路遥 总有一面镜子
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原名王卫国，出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等。
路遥1949年12月3日出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路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原名王卫国，出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等。 [1]
路遥，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该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因肝病早逝，年仅42岁。
本文为你记录路遥：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一生。
在新中国文学的天幕上，路遥犹如一颗流星，在短暂写作生涯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辉煌。其作品展现出奋斗不息的昂扬斗志曾经感染了无数读者心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征程。
可路遥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郁闷、痛苦和煎熬，以至于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让我们走近路遥，一起去感悟他平凡而又悲壮的人生旅程、透视其鲜为人知而又跌荡起伏的内心世界。
终生与贫穷为伴
路遥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清涧县，原名王卫国。他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父亲用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担。为了生存，在路遥七岁时，父亲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远在延川县的王玉德。
对于路遥在父母家的生活，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与屈辱。
父亲性格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是被抛弃的生活。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把他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父亲再打一顿。路遥一直在伯父家度过了他的学生年代。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家里也很穷，他时常为买不起几分钱一支铅笔而发愁。
当时，路遥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搞恶作剧，专门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贫困艰难的生活给路遥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
路遥故里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
路遥(右一)和母亲及胞弟合照
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上学的，他们一心想在土地里培养这个养子，让他在未来接替伯父的班。为了证明自己，他参加了考试，结果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可伯父无力再供他上学，就找来劳动工具，让他砍柴、放羊。
他愤愤地把绳子、锄头扔进沟里，最后通过与家里谈判，勉强给每月25市斤粮票。不够吃，学习完后，他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这段饥饿和屈辱的经历对路遥的人生和创作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都有作者本人的苦难身影和辛酸烙印。我们可以感受到可怕的生活窘境以及少年路遥独特的心理历程。
1973年，路遥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因当过红卫兵头头，北京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都不敢要他，最后延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申沛昌冒着风险拍板，路遥才迈进大学校门。
大学里，路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同学白正明说，一身灰的卡服是他的礼服，“老三样”（白、黄、玉米发糕）吃饭后一碗开水冲菜汤是他很喜欢的美味佳肴。
“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路遥的养母李桂英老人说。
路遥的《人生》在全国获奖了，但他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还是四弟王天乐（当时《陕西日报》记者）给借的。路遥曾与朋友说过，《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他那几年抽烟的钱。
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王天乐曾经回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情景：“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没有路费去领奖，更没有钱去买自己写的书！王天乐告诉他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找不来外汇。
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路遥在陕北农村有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何况故乡的人们，远亲近邻，七舅八姑，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能不向这位出了名的作家伸手？在城里还有小家，他极不善精打细算，日子过的真够窘迫。
路遥为改变自己经济情况作过不少努力：为了赚钱，他还炒过股，甚至开价5000元给企业写报告文学。但换来的5000元稿费，却是在路遥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
去世后只留下1万元的存折和近万元的欠账。
仕途的失败与留恋
路遥七岁离开亲生父母过继给伯父，养母靠着乞讨供养他上中学。路遥和家人当然是希望他能够谋得一个公家人的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进而出人头地、建功立业，赢得人们的尊重。但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户籍管理、计划供应等制度在城乡之间构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于“文革”的爆发，升学毫无指望，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回乡当个农民。这对于路遥来说，是痛苦的选择。
但时代好像为路遥提供了一条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依靠其出众的写作、演讲、组织才能，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一步当上全县红卫兵头头，晋升为“军长”。
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但是“好运”转瞬即逝，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路遥跌向了深渊。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于1969年年底被彻底赶回老家郭家沟村务农。
这个只有十八岁的少年难以承受这种风云突变的打击，他哭了，哭得肝胆欲裂……他的干姐、作家刘风梅曾看到路遥在冬天穿一身白，白裤、白衫、白腰带。后来问他为什么穿一身白？他说他是给自己戴孝。这足以说明这种政治仕途的无望给他带来的刺痛。
路遥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况下才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没有放弃政治。这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且不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大段引用《人民日报》等官方报纸的社论，也不说这部作品中对各级官员之间复杂关系的描写，就说路遥把孙氏三兄妹的爱情写成都与高干子女有关、孙氏三兄妹的爱恋者和竞争者的父亲无一例外都是官场上的高官大官（而不是金钱上的富有）。
这样的安排，似乎印证了路遥看重的更多是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而不是财富；潜意识里也流露出他对高官显贵的认可和渴望。
据说路遥“文革”结束后在担任陕西省文联主席期间，在文联大院里进进出出，勇猛而好战，令他的对手们闻风丧胆。
陕西作家贾平凹在《怀念路遥》一文中也曾写到，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路遥）指着山下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贾平凹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然后把尿尿得老高。
远村在《路遥二三事》中曾写到：“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来未分过家。他病情十分严重，几乎看不清东西，还坚持看报、看电视，关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还说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协搞好。”这说明，在内心深处，路遥有着对政治仕途的留恋。
可惜的是，关注时政的路遥无法成为一个政治家，纵然他具备政治家的天赋和气魄。仕途失败的阴影一直潜伏在他内心深处，即使“文学”这个神奇的药方，也不能抚平路遥心底的伤痛。
苦涩的婚恋
在引导他走向文学之路的好友、诗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遥在人生最为辉煌时刻与北京知青林红展开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1970年延川县招工，路遥争取到了一个指标，但是他把这个名额转让给了林红。
生活总有许多说不清的巧合，浑身长疮，折磨得两个月不能行走的路遥被县革委会宣布隔离审查。当天中午，林红因路遥的“农民身份”而提出断交，爱上了一位支工的解放军下级军官。林红的离开对他有重要影响，路遥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段恋情所带来的幸福与阴影。
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中，走进县城变为城市人的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可能就是北京知青林红抛弃路遥的翻版。
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也可能有林红的影子。
路遥和妻子女儿
仕途失败、初恋受挫，路遥痛不欲生、彻底绝望，不得不回到农村。在干爸、大队支书刘俊宽帮助下，当了民办教师，重新过起物质上穷困和精神上孤独的生活。
他只好用写作来充实自己，因时而在曹谷溪主编的《山花》上发表诗作最后被借调到县委通讯组。这时，颇具文学才华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达走进了他的生活，用爱抚慰了他的创伤。
路遥考上延安大学后，大多经济来源是靠林达资助的，正是因为有了林达，路遥在延安大学能够安心读书和进行文学创作。
路遥离开延安大学后担任文学期刊《延河》编辑，到西安工作。后来林达也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俩1978年1月结婚，1979年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路远。
遗憾的是，婚后生活并没有起初想象的那般甜蜜，更谈不上和谐、幸福。他没有享受到夫妻之间真正的恩爱，或者说这种恩爱的时间十分短促。作为“农民的儿子”的路遥希望妻子是一位能体贴入微，对自己学习、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的妻子。在潜意识里，也许只有《人生》中的“刘巧珍”才是他最好的“媳妇”，但林达是一个具有“小资”情调和独立意识、事业心极强的现代知识女性。
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而半夜写作、通宵达旦，早晨从中午开始，尤喜独处而又时常“封闭”自我的路遥让林达难以适应、无法容忍。
在林达看来，她希望有一个体贴自己能够保持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好丈夫，而不是一个不管家，甚至一个不管她的贴着各种光环的“圣人”。在生活习惯、性格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凸显，一度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短短几年时间，路遥和林达就行同陌路。
路遥女儿路远在延安大学
1980年秋末冬初，回到延安的路遥向自己的好朋友、陕西作家高建群诉说自己的不幸。他在延安呆了三天，为了安慰路遥，高建群在宾馆里陪他住了三天。
之后为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句子：“自然，我们的生活无限美好，歌声总是多于忧愁。但是，谁能保证说，我们没有被命运嘲弄的时候。有一天早晨一觉醒来，生活突然出现了怪诞的节奏，你的妻子跟着别人走了,一瞬间你是多么孤独！”以后的几年中，林达多时提出离婚，路遥因《人生》小说与电影轰动全国，他怕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更怕给自己亲爱的女儿带来很大的伤害而一直是一拖再拖。
在写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路遥四弟王天乐也是想让他先离婚，不要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不如找一个陕北女孩，不识字最好，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结果还是因为他女儿的问题，又一次放弃了调养身体的机会，继续过着“二个蒸馍，一根大葱”，饥一顿、饱一顿的无规律生活。
在辞世前三个月，林达扶起病床上的路遥，他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路遥和女儿。身为人父，路遥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曾为了让女儿吃上西餐跑遍全城。
婚姻不幸，路遥深深陷于夫妻感情破裂的深谷之中不能自拔。在他苦难屈辱的心灵深处也埋下绝望与无奈。
路遥苦涩的婚恋影响着他的创作，他作品中的婚恋无不具有悲剧色彩：如田晓霞在洪水中丧生，孙少平走进一个孤儿寡母家庭；秀莲好日子刚开始就得了绝症；田润叶对爱情苦苦守望并成了官场利益圈中牺牲品，最终守着李向前终其一生；郝红梅一心想走入上层，却婚姻不幸嫁给软弱的润生；金波因恋爱而被开除军籍，再次寻找已是物事人非；模范夫妻侯丽叶莫名其妙投入第三者怀抱……作品展示了相对复杂的爱情，结局却往往具有作者本人婚姻失败的阴影。
内心世界的孤独与无奈
路遥卑微的出身、少年苦难屈辱的阴影注定要产生一种无法适应周围环境的自卑，他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
从表面上看，是高傲的路遥，风光的路遥。他也说过一些大气磅礴的话，使人感觉到他生命中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
他对国内一些当红作品很少有溢美之言，经常是流露微词。对全国的作家，他看上眼的也没几个人。在文学界，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也可能因为他太实在、不善于应酬。他看不见尘世种种，眼睛只盯着自己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觉不自觉地伤害着亲人，伤害着朋友，伤害着同事，他陷入了思想者特有的孤独。
王天乐曾说过这样一件事，说路遥骨灰在西安三兆公墓存放了三年后，必须重新安放，墓地选在了延安大学校园。于是第一天他和弟弟王天笑把路遥的骨灰搬到作协院里，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前来为路遥送行。他说绝不为路遥感到悲哀，主要是觉得这个院里的儒士和名流们有失学者风度。是啊，路遥都去世三年了，作协大院里的朋友们还不能放下心中的不快么？
图为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深入矿区体验生活
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吐露了自己内心真实想法：
“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你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在这样一种机关……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这些地方虽然听不见枪炮之声，且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
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心高气傲的他无法融入当时的环境。路遥是郁闷的，人们很难读懂路遥。其实，坐在平房小院里，不停地抽着烟仰望天空，若有所思，忧郁、寂寞、孤独的路遥，才是真正的路遥。现实的世界里，没有人与之同行，他的灵魂在孤独与痛苦中游荡。
是啊，他把自己沉浸在文学创作的忘我之中，塑造了一个个寄托个人诉求的硬汉（如马建强、孙少平、孙少安等）形象，掩盖着其内心的悲愤与无奈。他想通过自我奋斗，驱逐那些蛰伏内心浓烈如斯的自卑情绪。不管上天怎样冷酷无情，他都要认真耕耘这片生活的土地！
文学殿堂的艰难跋涉
无庸讳言，路遥从事创作的动机也有很强的功利性，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意识远远强于对文学的爱好。文学更多的是一块改变身份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跳板，他试图用文学打拼出一条人生新道路。在好友曹谷溪帮助下，路遥凭借创作才能在延川县站稳了脚步。1972年8月2日《陕西日报》报道：“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员路遥同志，一年间创作诗歌五十余首，其中六表在报刊上”。
正是由于路遥创作上的突出表现，在一些人的质疑声中，他进入了延安大学中文系，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农民身份，真正进入了城市。1976年8月，经陕西省作家协会争取，路遥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做编辑工作。这对于路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获得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文学也成了他今后必走的人生之路。
路遥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人生梦想，可他的文学之路并不平坦。
当中央还没有对“文化大革命”作结论，别人还在喊“文化革命好”的时候，他逆风而动，以超常的勇气与远见卓识，写出一篇声讨文化大革命的六万字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
他寄给了在全国的各大型刊物，可都给退回来了。没有人理解他的小说，也没有人敢发。他当时很苦恼也很无奈。他说他还要往外寄，如果这次再寄出去不发表的话，那他就把这个作品撕掉了。
后来，《当代》慧眼识珠，尤其是得到老作家秦兆阳的欣赏，才得以在这个杂志上发表并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惊心动魄的一幕》的获奖，增添了他前所未有的自信，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向更高目标攀登的基石。
1981年6月，不到三十二岁的路遥，以顽强的毅力，用了二十一个昼夜，创作完成了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他自己认为可以开创一个时代的作品，写出来后先后寄给几家刊物，可还是被退稿。但他坚信并预言：要么巨大的成功，要么彻底失败。结果《人生》果然让路遥一举成名。
《人生》对于路遥的创作生涯来说，是属于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他在陕西文学界的地位。
贾平凹曾在路遥逝世十五周年时作祭文评述路遥：“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是的，路遥以他苦难挣扎的一生，在广袤的陕北高原上谱写了一曲浓烈而沧婉的信天游。
这时候的路遥其实也负载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他无法忘记与他的文学教父柳青的一次谈话。柳青说，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体裁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待的。而他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挑起来”。路遥一直为此而感动。而当时，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路遥不可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可争强好胜的路遥很难承认《人生》就是他的一个再也越不过的横杆。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不足以安慰像他这样怀有远大抱负的灵魂。
他要完成最尊敬的文学教父对他的嘱托，在更大范围和格局上，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于是，路遥背着重如泰山般的十字架开始了他文学的远征。这又是一次挑战，他要用他的青春、他的生命做赌注去制作属于他自己的鸿篇巨制！
《平凡的世界》这座辉煌艺术大厦，路遥建造的并不轻松。第一部全部完稿了，过去发表过他的作品的一些刊物（都是些有影响大刊物），把这部作品看过后，纷纷都给他退稿了（大多认为不适应时代潮流，属老一套“恋土”派），辗转了几个编辑部，最后由谢望新主编的广东《花城》杂志表示愿意发表。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之后，路遥没有赢得掌声与喝彩，相反却遭遇文学评论人士的当头棒喝。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是路遥的挚友，据他回忆：“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很多评论家认为《平凡的世界》相较《人生》而言，是个很大的倒退。
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长篇，居然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路遥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回到西安，路遥去了一趟长安县柳青墓。他在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柳青墓碑前，放声大哭。有谁能理解路遥众人皆醉唯他独醒的悲怆呢？
在当时中国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的路遥，对此还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因为他坚信，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让人在精神上变的更坚强！
路遥对白描说他要继续写下去，写第二部，写第三部。可就在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路遥本来没有恢复好的身体再次出现了问题，吐了血。他告诉王天乐，说这辈子是没吃没喝，还打了半辈子的光棍汉。王天乐让他立即停止第三部的写作，并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路遥说，他已经考虑好了，他要用生命去结束《平凡的世界》。是啊，他不想让自己的文学梦想同肖洛霍夫、柳青一样因生命突然终止而成为残破的遗憾。
六年的文学远征，流血、流汗。《平凡的世界》终于在他顽强毅力支撑下圆满完成，并一举夺得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这曾经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内在魄力，具有博大恢宏“史诗般品格”的现实主义力作，应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但此时的路遥已明确感觉到了死神的侵袭，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这位原准备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发表演讲的作家，又坚持完成了不朽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而后带着未竟的事业，离开了这个平凡的世界。
路遥故去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年仅42岁的路遥因肝硬化，消化道出血医治无效，走完了他平凡而又悲壮的人生旅程。
他活得太累了，非人般的劳动得到的全是苦难：屈辱的阴影，仕途的失败，苦涩的婚恋，环境的掣肘。
他的内心的苦衷难以忍受。唯一能够释放的渠道和寄托只能是文学创作，可艰难跋涉的文学之路也是充满荆棘。但他清醒的意识到，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
他深信，历史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因为他认为一个没有丧失普通劳动者感觉的人，一定会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因此，他要以生命为代价，以血为墨著华章，为我们弹拨一曲生命绝唱——《平凡的世界》！
无论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界表现出怎样的冷漠，我们都不会忘记路遥。苦难的人生旅程，诠释了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人生真谛。
不由让我们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血、是牛奶。
这也正是路遥平凡而又短暂一生的写照。路遥是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爱着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平凡的人们。他和他的作品奉献出的精神食粮，激励了和正在激励着平凡世界里的人们于逆境中自强不息，在苦难中搏击人生！
王天笑是路遥最小的胞弟，比路遥小19岁，在榆林热电厂工作。路遥去世前住院的几个月，王天笑一直陪伴在路遥身边，“每天24小时几乎没有离开过。”王天笑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但因为大哥路遥的影响，对文学有一定的兴趣，对路遥生前的创作状况也很了解。在接到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王天笑一开始并不愿意谈关于路遥创作的事情：“之前说得太多了，路遥自己写的、别人回忆的、报纸上报道的，已经很详细了。”但是聊着聊着，王天笑还是忍不住感慨路遥的写作过程实在太艰辛，“简直是舍生忘死。”路遥生前的绝笔文章是长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详细记述《平凡的人生》创作的整个过程。可以说王天笑用“舍生忘死”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平凡的人生》，路遥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创作，头三年到各地考察、采访，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构思小说框架、人物、情节。”王天笑回忆道：“后三年才开始动笔写，一年一部，三年写了上中下三部。”用今天的眼光看，路遥用了一种很“笨”的创作方法。虽然作品涉及的陕北城乡、农村，是他几十年来生活过的地方，但他依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做了一遍类似田野调查的考察，包括乡村城填、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路遥在文中这么写道。他揽过工、放过羊，在田野里过夜，甚至下矿井干活，以此体验生活。为了了解《平凡的世界》所涉及的，中国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中十年的社会情况，路遥居然用几个月的时间，看完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和另外两份地区性报纸，以至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继续翻阅。”这个细节记录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中，让很多人至今印象深刻。王天笑一直住在榆林，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时候住在榆林宾馆，这使得兄弟俩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在王天笑的印象中，路遥从来没有按时吃饭的念头：“他每天给自己定了一个量，比如要写三千字或者五千字，就无论如何要写完。就算写到晚上十二点，也不会停下来吃饭。”而等到路遥想起吃饭的时候，往往才发现没有饭吃，经常是两个冷馒头就着一根大葱就解决了一顿饭。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的女儿路茗茗已经6岁了，一家人居住在西安。但路遥认为，只有在艰苦的条件下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所以在写书的三年时间里，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外地，有时候是偏僻的煤矿，有时候是边远的小县城。他后来回忆道，住在小县城的土窑洞里，阴凉得三伏天都需要生火炉烤火，冬天如何严寒，旁人简直无法想象。在女儿路茗茗的印象中，路遥永远是写作的状态：“每年爸爸回家的时间很短，但即使在家里，他也一直在写作。每天唯一的放松时间就是晚饭后看看《新闻联播》。”路茗茗说道：“但实际上爸爸看新闻也是间接地为了写作―――他觉得作为一个描写真实生活的作家，应该了解社会时事，看新闻就是他最重要的了解渠道。”在王天笑看来，路遥常年在外，全身心地写作，是后来路遥与妻子林达感情不和的主要原因：“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丈夫常年不在家，太太肯定不高兴、有意见，换做谁都会有情绪。所以说路遥为了写作，付出的实在太多了。”不仅如此，路遥的身体健康状况在写作期间每况愈下。“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在文章中记叙道。到了第二部完成的时候，路遥有一天突然吐血，觉得自己“生命的弹簧整个地被扯断了”。医生让他停止创作，休息一年，但他不予理睬。“我们都说过他，但是说了没有用。”王天笑的语调很有些伤感：“我大哥这个人，不能用‘倔’来形容，但是他定下要做的东西，谁也拦不了。他认为自己准备了这么久的一个事业，不应该耽搁下来，还拖那么久。”路遥凭借超强的意志力，坚持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所有创作。全部修改完的那一天，他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把笔往窗外一扔，之后嚎啕大哭起来。“后来即使拿到茅盾文学奖的时候，就我所知他也没有哭，但是这次他哭得很厉害。毕竟这是他用六年的心血换来的。”王天笑说。贫穷：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卖血一样路遥的四弟王天乐，在一篇纪念路遥的文章里，把路遥称为“悲剧人物”。王天乐与路遥感情最深、联系也最紧密，但遗憾的是他已经在今年初去世，去世前是《陕西日报》的记者。他得的是肝硬化腹水―――与路遥一样的病。王天笑也在去年查到患有同样的肝病，正在治疗。他们的二哥王卫军去世于1996年，也因为同样的病。死神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家族。王天乐之所以称路遥为“悲剧人物”，除了怜悯他生前的艰辛和病痛，也慨叹他出人意料的贫穷。王天乐在文中回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情形：“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路遥早在发表《人生》的时候，已经是知名的作家，《平凡的世界》更是让他如日中天。一个如此著名的作家，居然要借钱去北京领奖，而且连自己的作品都买不起。在路遥的年代，作家拿的是稿费，而不是今天的版税。“路遥的稿费在当时来说并不低。”作家申晓告诉记者。他是路遥从小认识的朋友，感情深厚，《守望路遥》一书就是他主编的。申晓的说法得到王天笑的证实：“路遥的稿费是千字三十块钱，这在当时应该是全国最高的。”王天笑认为，路遥当时之所以在经济上拮据，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几年时间都离家在外面跑，花销大。申晓则形容路遥“不惜财聚财”。他们都提到路遥的两个特点：爱抽好烟，爱喝咖啡。“路遥对别的很随便，吃饭一个馍一块饼就能打发，换衣十块钱一件也没所谓，但烟一定要是好烟。而且他抽烟只认准一个牌子，一连几年，别的牌子绝对不抽。”王天笑说：“我就记得他连抽过几年的‘恭贺新禧’，一天总要两三包。只要在写作，他总习惯燃着一根烟，有时候整根烟都燃完了，他都忘了抽，于是就再点一根。”路遥也在文章里写道：“我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对高级香烟的执着成为路遥经济的一项主要负担。同时他的另一个爱好―――喝咖啡，也同样花钱。大罐的雀巢咖啡，路遥常常一买就是好几罐，每天写作中，他经常一杯接一杯地喝。
路茗茗也谈到了父亲的这些生活细节，她忍不住笑起来：“其实我爸爸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没有追求的人。比如吃饭，是吃馒头大葱，还是吃西餐，对他来说其实没有区别。所以抽烟、喝咖啡这些我们今天觉得‘小资’的事情，对他来说不过是为了写作提神，算不上享受，只是一种工具。”她也不觉得她童年过得特别贫困：“像很多80年代的家庭一样，我们家不算好也不算坏。父亲虽然是作家，但在那个年代，作家和别的职业的收入区别并不大，并不像今天名作家那么收入优厚，只是有时候爸爸的朋友知道他爱抽烟，会送他一些好烟，仅此而已。我们家过的就是普通的生活。小时候我生日的时候，父母会带我到稍为正式的饭馆吃饭，作为庆祝。平时的日子过得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不过，路遥的不少朋友都见过他经济窘迫的样子。作家张晓光记得，路遥曾经请他帮忙介绍企业家，打算写报告文学赚钱，当时路遥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他清楚记得路遥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点儿稿费，还不够我这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我不怕你笑话，给女儿买钢琴，我还是借的钱。”这让张晓光很心酸。后来他帮路遥联系了505神功元气袋的发明人来辉武，路遥为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但换来的5000元稿费，却是在路遥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卖血一样。”这是路遥留给张晓光最深刻的印象。作家李天芳则回忆另外一件往事：“为了赚钱，路遥想了很多办法，1992年夏天，西安刮起股票热，路遥也拿了家里仅有的现款去排队买股票，路遥在住院的时候还对朋友说：我现在是有股票的人啦，我买了某某公司的股票……”实际上，他只不过买了总值2500元的股票。路遥逝世后，留下了一张一万元的存折。“那是茅盾文学奖的奖金。”王天笑说。除此之外是近万元的债务。王天笑向记者证实，路遥在文学上的成就，确实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财富：“《平凡的世界》一百万字，稿费就是3万元，这3万元其实在路遥作品出版前就已经预支得差不多了。家里的开支和供养养父母、亲父母，加上他又要抽烟，实际上并没有赚到什么钱。”正因为此，很多人一直以来都认为，路遥英年早逝的原因，一是因为累，二是因为穷。贾平凹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这种说法，认为路遥的早亡主要是因为家族遗传病。不过王天笑并不完全认同贾平凹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家族是有这样的病，从小家里穷营养不好，同时也因为路遥太累，长期生活条件差，饮食不规律，休息也不好，各方面原因造成的。否则如果生活条件好，保养得好，活到六七十，也不是没有可能。”创作：他已拟好了四部长篇的大纲尽管《平凡的世界》获得全国级别最高的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但路遥对这部自己作品并没有很高的评价。“可以说，他对《平凡的世界》根本不满意，认为这只是第一次探索长篇小说的尝试。”王天笑回忆道：“他说过，在四十岁之前要创作一部大的作品，因为这时候的体力是最好的。《平凡的世界》就是按他计划完成的。他认为之后写的长篇，字数肯定没有这么多，因为体力可能跟不上，最多四十至五十万字，但在艺术成就上肯定能够更成熟，质量也更好。”在1992年秋天住院之前，路遥去了一趟延安，打算在那里体验生活，创作一部新作，但一下火车身体就顶不住，住进了医院，后来又转院回西安治疗，再也没有从医院里出来。“住院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写好了四个长篇的提纲，准备身体好起来就开始创作。”王天笑黯然道：“我最记得，里面有一篇叫《生命树》，主角的原型是我的一位姐姐，也就是路遥的妹妹。她28岁得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名叫‘荷’，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路遥非常怀念她，很想以她为原型写一部长篇。”以亲人的形象入书，是路遥喜欢的创作方式。“《人生》里面高加林的爸爸，《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爸爸，都是按照我们的父亲创作的。孙少平身上则有很多王天乐的影子。”王天笑说。路遥对他还未创作的这几部作品寄予了厚望。“有人说，路遥说过想得诺贝尔奖之类的话，这我没有听他说过。但是他很自信能够超越之前的作品。”王天笑很能理解路遥对写作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我们家五个兄弟，都是很有抱负的。虽然我们的父母大字不识一个，对我们也从来没有什么期望，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我们几兄弟都非常渴望出人头地，非常努力地想通过努力，摆脱一辈子在黄土地里劳作的命运。”大哥路遥在他看来，是进取心最为强烈的一个：“从社会底层靠自己拼搏出来的穷孩子，一辈子都有不断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
像路遥这样通过努力摆脱农村走进城市的作家，在达成愿望之后又自觉不自觉地返回了农村，并打算一辈子写农村。“在农村的时候，总有一种本能要摆脱，等到出去了，又觉得离不开这里，又会回来。这是很多从农村走去出的人共同的心情。”王天笑说。路遥在医院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最多不过一百天的时间。”王天笑说：“他一直认为自己没事，可以好起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所以他一直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去世前三天，还笑着和我合影。他去得很突然，最后几小时是昏迷的，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路遥过世后，他妻子林达和女儿路茗茗成为法定的版权继承人。母女俩在使用版权的时候，却又生波折。2004年，路茗茗在北京将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和北京某书店告上法庭，索赔经济损失近20万元。人们骇然发现，被告名单里还有林达的名字。这使不少人猜测路茗茗与母亲关系不佳，存在家庭矛盾。这个官司最终以路茗茗的败诉告终。对此，路茗茗向记者作了解释：“父亲过世之后，我年纪很小，母亲不了解出版界的情况，和这两家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都是按千字三十元或者四十元的稿费计算，合同期长达十年，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合理的，因为现在的出版合同都是按版税计算的。我打官司的目的是取消合同的合法性，依据法律程序，不得已需要将母亲也作为被告人。这只是一种法律程序，并不是人们猜测的那样。”尽管官司打输了，不过这些不合理的合同也将在最近自动到期，路茗茗表示，接下来会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他们出版路遥的作品。读者：他是“我们的路遥”在路遥逝世之后，《平凡的世界》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国内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平凡的世界》面世至今，国内正式出版的数量已经超过百万册。“据说是历届茅盾文学奖得奖小说里印数最大的一部。”王天笑说：“这说明《平凡的世界》拥有多么大的读者群。”的确，路遥在逝世多年后，仍然得到很多读者的热烈拥戴，也受到很多作家同行的肯定，从路遥文学馆的筹建过程就可以略见一斑。梁向阳是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是路遥文学馆的筹建人。文学馆筹建速度之快、过程之顺利让他意外：“项目动工是今年的7月份，到9月份就建成了。全部的资料和展品就是我、副手和三个研究生在两个月时间筹备的。从征集、收录再到整理、布展，就两个月时间。过程顺利极了，我的征集文章一发出去，就有很多好心的朋友来帮助，很多的事情都让我感动。”梁向阳征集来的东西各式各样，都是关于路遥的珍贵物品：“陕西作家协会有个美编叫郑文华，路遥的许多重要照片全部都是他拍的，他无偿地提供给我们。他是个非常有心的人，收藏了当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候用的桌椅、台灯和电扇，都给了我们。还有一件西服，90年代有路遥有张挺著名的照片，早春时节，在陕西作协大院的腊梅树下照的，穿的正是这件衣服，现在也在我们这里。”这样的细节让梁向阳很感动。捐献者中还有一位日本学者，名叫安本实，是大学教授。“他喜爱路遥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他已经前后9次来到中国的延安，搜集路遥的资料。现在已经是研究路遥的专家了。他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找不到最早发表路遥文章的《延安山花》，他也割爱无偿提供给我们了。还有发表路遥《人生》的1982年的《收获》杂志，这些材料全部都是从日本邮寄过来的。这些国内都找不到了。”这位日本老者上周还特意来到中国，参加在延安举行的全国路遥研究学术研讨会。
梁向阳注意到，路遥作品的魅力影响到文学圈以外的人群：“可以说路遥在我们这就是‘通行证’。搬运路遥的桌椅什物的时候，搬运工们听说是‘给路遥做事’，说他们‘两眼放光’一点不夸张，都很激动，互相的就叫喊‘路遥啊，这是路遥用的啊’。”梁向阳认为，路遥的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一种”：“他的读者里，有下岗职工，有农民。他们把路遥当作自家兄弟那样，有种天生的亲热劲。王安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陕北人民称呼路遥都是‘我们的路遥’，这是很传神的。他的作品传达的是一种温暖的声音，一种自强不息的声音。这种把苦难转化为力量的能量，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怀念：是怀旧还是新的造神运动？路遥文学馆建成至今两个月，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梁向阳观察到，参观者以中年人居多。“特别是40到45岁之间的中年人，受到影响最大。我们的文学馆就建在路遥墓园的附近，有些人来文学馆看了以后还会去旁边的路遥墓拜祭一下。”毫无疑问路遥的小说给这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描述的是近20年前的中国社会，讲述的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故事。这些作品对当年的年轻人，特别是有底层奋斗经历的人来说，倍感亲切，真实而难忘。“留意一下你会发现，现在纪念路遥的人里面，大多数是中年人，是同个年龄段的人。”王晓渔说：“对他们来说，怀念路遥是一种怀旧，是重新寻找那一代人对青春的回忆。路遥的人生，和他作品里描述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很具有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路遥的怀念，与回忆一首老歌，是相似的，都代表了一种怀旧的心理。有的作家，人们怀念他是通过看他的作品。但路遥，人们怀念他，更多地从他的人生、经历、精神出发，因为这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生存状况。”不过，对于新一代的年轻读者来说，“路遥”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名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学时候，我看过路遥的小说，但现在连人物名字都想不起来。”王晓渔说：“只记得书里的人物，有的像劳动模范一样任劳任怨，有的则是相当完美。”王晓渔的说法接近于目前三十多岁的读者的看法。这批人出生于70年代中后期，经历过一段路遥书中所描述的社会状况。很多人当初看《平凡的世界》，感动得流泪，但今天回过头来已经记不清书中的情节。而对于更多的80后、90后的读者，路遥的作品则离他们的生活更加遥远，没有读过甚至没有听说过路遥的也大有人在。“我们今天来看路遥的作品，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烙印。路遥所描绘的是那个相对静止的、苦难的乡土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评论家张柠解释这种状况：“现在来写农村，已经是国际化背景下的一个中国农村了，现在村村通路，家家有电，人跟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路遥笔下是以道德为主体来维系的、相对闭塞的农村，所以才会呈现出来特殊的悲剧性。”朱大可认为，路遥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记录性”：“路遥是一个‘知青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各种优点和缺陷。新时期文学的早期形态，是文学解冻的产物，必然带有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浓烈色彩。我们一方面看到他触及底层现实的敏感与痛切，一方面也看到了其技巧的粗疏和语言的陈旧。但无论如何，路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献型作家，他提供的文本尽管缺乏文学价值，却具有重要的社会认知价值，为我们刻录了那个时代真切的乡村经验。”王天笑发现，在榆林、延安等地区现在也有不少作家，就像当年路遥一样，从农村走来，希望在写作上有所建树。“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人，但他们身上总是没有路遥的那种东西。感觉是社会很浮躁，人们都坐不下来，不可能像路遥当年那样创作。”今天的人看待路遥，就像看待一位“神”。他对写作的虔诚和认真，他为写作付出的苦难人生，成为后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部“神话”。路遥成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劳动模范”作家。评论家朱大可就认为，对路遥的评价，更多地集中在“道德”层面：“他的伦理意义，被时间的放大器所放大。他似乎有望成为一个新兴的文化英雄。但遵循写作道德是一个作家的底线，而不是他应当被颂扬的理由。”人们对路遥的回忆与赞美，更多地集中在他如何忘我地写作，用生命换作品。就像王天笑所说的，“写完《人生》他已经成名了，完全可以过上比当时一般人舒适的生活，即使后半辈子不认真写东西，也基本够吃了。就像有些作家，拿作协的工资，全国转转，开开会，也可以过日子。路遥可以说是在‘自讨苦吃’。”正是这种“自讨苦吃”的创作态度，使路遥最终成为一个“夸父追日”式的作家。
“但我们也应该思考，‘劳模’作家是好作家的唯一标准吗？”评论家王晓渔提出了他的看法：“像路遥这样勤奋地写作，是作家创作方式的一种，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朱大可分析道：“尽管为文学献身是作家的理想，死亡却不是文学写作的必然目标。鼓吹‘舍生忘死’的精神，无疑会误导读者，以为只有在写作现场赴死的作家才是好作家。”朱大可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更应该警惕：“在文化祛魅的时代，要警惕新的蓄意的造神运动，这不是为了抬高逝者，而是为了掩饰个别造神者的道德缺陷。”黄波是湖北某报纸的编辑，也是年轻的文学评论者。他也发现，目前对路遥的纪念和评价有“过高”的嫌疑：“‘路遥是盏高挂的精神明灯，他是代表中国的杰出知识分子之一。他付出了绝大多数人不舍付出的，做到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对于这一类的高帽，路遥若地下有知，不知道作何感想。路遥只是众多写作者中的一种类型，他对写作的虔诚让我们心生敬意，纪念他就像我们常常想起生活中一个认真活过的普通劳动者一样。”黄波认为，对路遥做“过度阐释”，把他当作所有作家乃至知识分子的范式，这样只能让“本来很肃穆的纪念逝者的活动变得滑稽起来”。
路遥：“日他妈的文学”
纪录片《路遥》中童年路遥扮演者
路遥，
1949年12月3日，
出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农民家庭，
极其贫困。
一家十来口人，一床被子，吃不饱，穿不暖。
7岁时，
父亲领着路遥去延川县农村的伯父那里走亲戚。
父亲说，明天我外出赶集，下午就回来。
年幼的路遥知道，
父亲一旦丢下他从伯父家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第二天，
路遥看着父亲像贼一样从村口匆匆溜走，
眼泪一涌而出。
从此，他开始在养父家生活。
养父家的情况并不比他家好多少，
养父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仅靠余力勉强供养路遥上学，
但只要能上学，对于路遥来说，比什么都开心。
路遥小升初的时候，
迫于生活压力，养父不想再供他读书，
但路遥却想要证明自己是块读书的料。
初中升学考试，路遥在10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
养父见状，只能咬牙继续培养路遥。
已经是初中生的路遥，生活依旧艰难，
一个月五六块钱的伙食费交不起，
五分七的清水萝卜吃不起，
只能靠稀饭、黑窝头、野菜，勉强维生。
但这并没有让他望而却步，相反，
他也像别的少年一样，
满脑子梦想。
他的第一个梦想是做一个国际刑警，
既神秘又刺激，还能满世界跑，
能和犯罪分子枪战，
还能将明晃晃地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
他的第二个梦想是做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为政府出谋划策。
他的第三个梦想是
驾一艘宇宙飞船到太空活捉一个外星人，
并将他交给联合国……
最终，他有了另一个梦想，
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阅读。
这个梦想，他实现了。
路遥20岁时
02
1973年，24岁的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
一边读书，一边开始文学创作。
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编辑。
开始直接与书籍打交道。
这些时候，伴随他的依旧是贫困。
但他对贫困的态度，
就像在《平凡的世界》中写的：
“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
永远不要鄙视我们的出身，
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
1980年，路遥31岁，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
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两年后，
《人生》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改编成同名电影后，
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轰动全国。
小说中那个农村知识青年曲折的人生经历，
不少都取材于路遥自己。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
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
路遥说。
无数的信件从四面八方涌来，
信的内容五花八门。
很多人将路遥看作人生导师，纷纷求教：
人应该怎样生活？
甚至有失意青年在信中威胁：
要是不在几月几日写回信，“我就死给你看！”
除了信件，还有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
刊物约稿、电影制片厂约谈接连不断，
“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
此时最大的压力来自亲戚朋友们，
他们觉得路遥已经成了名人，
虽然不是腰缠万贯，至少也是有权有势，
帮忙安排一个工作应该不在话下。
只有路遥知道，自己虽然声名在外，
但实际利益却根本与他无关。
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创作激情中，
思索着下一部作品。
写作于他，
与名利无关，而且有时是十分痛苦的过程。
写《人生》的那一个月，
每天工作八小时，分不清白天黑夜。
他每天基本上要写到半夜两三点才入睡，
有时要到四五点。
路遥说他有段时间觉得浑身燃起大火，
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
外人见了都怀疑他有些神经错乱。
写完《人生》，
他被全国人认识，他突然意识到：
这会不会成为一个自己再也跳不过去的横杆？
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
路遥为此痛苦不已。
他想起了曾经的那个念头：
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
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
现在，他离40岁也不远了。
03
“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
如果不能再写作上投入像牛马一样的劳动，
一个作家的生命就算是截止了。
创作枯竭期，
路遥去了一趟不毛之地——毛乌素沙漠。
嘈杂和纷乱的俗世生活消失了，
苍茫、寂寥，
沙漠中的路遥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
既然如此，
不如背水一战，无所顾忌地开疆辟土。
对往日的辉煌，他选择忘掉。
忘掉奖项，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
从今往后，一无所有，
就像7岁时两手空空被寄养在养父家中。
《人生》的光环已经褪去，
是该走进《平凡的世界》了。
路遥开始准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长征。
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巨大挑战，
挑战首先来自文学形式。
时代已经变了，
现代派的兴起让现实主义文学变得“老土”。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带来的魔幻现实主义之风席卷全球，
再加上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
传统现实主义手法还有市场吗？
经过挣扎，
路遥决心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喜欢的内容，
不去考虑外界的眼光。
文学，说到底，首先是一件关于自己的事。
他不敢奢望成功，但也失败不起。
他开始做大量准备，
他为自己列了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
完成了十之八九。
还读了很多杂书：
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宗教、科技、
工业、农业、畜牧业，天文历法无所不读。
这时候的路遥已经不关心文坛动态了，
而文坛也早已将他冷落。
他又借来十年间的报刊杂志，
开始每天每夜的阅读。
堆积如山的书和报刊，
给路遥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
眼角的眼屎来不及清理，
手指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
以至于手放在纸上时就像放在刀刃上，
没办法，他只能用手掌翻书。
读书只是所有准备工作中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重头戏是去实地考察。
他四处奔波，乡村城镇、工矿企业、
学校机关、集贸市场；
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百姓；
能接触到的生活层面他都去接触，
能了解的生活境况他都去了解。
路遥和矿工们在一起
04
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现在缺少的，只有灵感了。
如何安排人物，如何编织故事，
如何写下第一句话……
三年了，小说一个字还没有动，
这无非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
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
“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的无能，
竟然连头都开不了，
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
无能！路遥这样评价自己。
如果苦心准备了三年却一个字也写不出，
自己将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笑话。
第一天结束了，第二天结束了，
第三天结束了，仍然一片空白。
“会不会是我太勇猛了？”
托尔斯泰曾说过，
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
所以，起步要稳一些。
终于，
三天的挣扎换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开头：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
为了更好的创作，路遥搬到矿上住。
小说主人公孙少平有很长时间的矿上生活，
这也是路遥体会人物的一个“笨办法”。
另外，深山之中，
生活可以简单，有利于专注。
然而，深山的生活条件差也是出了名的。
一旦遇上雨雪天，只能吃空投面粉。
没有蔬菜，没有鸡蛋，连豆腐都很难搞到。
只有老鼠多得吓人。
路遥还得抽空和老鼠斗智斗勇。
为了保持足够的体力，
他晚饭后常到山上的羊肠小道往上攀登。
夏天的时候，只穿一件大裤衩，
像非洲土著一样张牙舞爪地做操。
但漫漫长篇，
每个字都在消耗脑细胞，也在消耗体力。
生病成了常有的事。
工作间也渐渐变成了病房。
三十五度高温天气，
还要在房间里熬制中药。
病中的路遥依旧笔耕不辍，
他不怕身体恢复不了，
只怕像曹雪芹、柳青一样留下半部书，
留下人生的遗憾。
05
千难万难，第一稿，第二稿，最终稿！
1988年5月25日，他一生铭记的日子，
《平凡的世界》写下了最后一个字，
画上了最后一个标点。
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
是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走到卫生间的镜子前，
看着苍老消瘦的自己，泪流满面。
6月1日，路遥在弟弟王天乐陪伴下到北京，
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第三部的小说稿。
那里已经堆积了近两千封观众来信，
谈的都是《平凡的世界》。
六年时间，三部书，共六卷，一百万字。
讲述了从1975年到1985年，
中国大地上发生过的故事。
城乡生活变迁的全景图，
在路遥的字里行间一一展现。
近一百个人物的命运浮沉、
悲欢离合，囊括其间。
1991年3月，
《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然而，听到自己获奖的消息，
路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一切如他所料，
40岁之前完成了一部大书。
忧的是，他根本没有去领奖的路费。
路遥弟弟王天乐在文中回忆说：
“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
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
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
让我再想一下办法。”
后来，王天乐好不容易筹到足够的钱，
并想出了一个永无后顾之忧的办法：
“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
如果你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找不来外汇。”
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06
路遥出身贫困，甚至一生都不富裕。
茅盾文学奖给他带来5万元的奖金，
但在他1992年去世时，
留下1万元的存折和近万元的欠账。
他怎么能想到20多年后赶上IP热，
《平凡的世界》被开发成影视作品，
总投资超过1.2亿元呢？
路遥对自己的贫困几乎没有抱怨，
反而心怀感激。
他认为，正是生活的困境激励他勤于写作。
这让人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
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路遥堪称这样的非常之人。
路遥去世后，
弟弟王天乐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
名为《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如果问长期写作生活有什么让他难以忍受的，
那就是孤独。
为了让写作不受干扰，他离群索居。
多少天，他一句话不说。
与他作伴的，只有老鼠。
因病住院期间，
他一个人伏窗四望，看到万家灯火，
更显得自己无比凄凉。
他有时会遐想，
想象火车月台上有亲人朋友正在向他走来，
这时，他忍不住落泪，
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错乱，
最后跟自己和解，
说一句“我原谅你”，
拿起笔杆子继续写下去。
纪录片《路遥》中青年路遥和知青林虹
07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路遥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
事实上，
在1968年北京知青下乡到延安期间，
路遥结识了一个叫林虹的北京知青。
1969年冬，他与林虹陷入热恋。
林虹来自清华附中，漂亮，出众，
是文艺骨干。
他们在下雪天一起沿着河床散步，
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
就是因为林虹，
原名王卫国的路遥开始喜欢穿红色衣服，
曾取笔名“缨依红”，后改为“路遥”。
1970年春，
路遥涉一桩案件，
不久，
他收到了林虹的绝交信和退回的提花被面。
这件事对路遥打击巨大。
所以我们看到，
路遥笔下最初相爱的男女，最后都以分手而告终。
1970年冬，
路遥又认识了一个叫林达的女子。
林达对路遥有过很重要的帮助。
在路遥生活困难时期，
她将每月38块的工资拿出来支援路遥。
1978年1月25日，两人结婚。
婚房设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
一张双人床，两床新被子，
窑洞门口贴个“喜”字。
路遥穿了件蓝衣服，戴顶蓝帽子，
两人扭扭捏捏，隔得老远。
1979年，女儿路远降生。
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后，
路遥身体面临崩盘，妻子林达提出离婚。
弟弟王天乐也劝他结束有名无实的婚姻，
但路遥以女儿为由没有同意。
这段婚姻总归是不够幸福。
路遥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所谈甚少，
他是一个有大气魄大格局的人。
路遥和莫言
08
路遥最后的一段岁月是这样的：
1992年，他与妻子林达达成离婚协议；
7月，女儿路远小学毕业，
被林达接到北京外婆家过暑假。
路遥开始装修作协新批给他的一套新居。
人们常见他坐在作协门口的破藤椅上昏睡。
8月6日，
他带了几件衣服、简单的洗漱用品，
乘火车到延安，
肝疼得厉害，病倒在延安宾馆。
8月12日，
路遥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18床，
检查结果为，肝硬化腹水，伴有黄疸。
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
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
享年43岁。
离世距今25年。
他的朋友梁向阳说，
“路遥是一个气场强大的人，
几个人凑在一起，他几乎都是话题的中心。”
贾平凹说，
“他是一个强人。
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
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
他大气，也霸道，
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
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
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