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现代文明的催化剂
【量化历史研究系列】
“我就观看，看哪，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阴间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管辖地的四分之一，用刀剑、饥荒、瘟疫、地上的野兽去杀害人……” —— 《圣经·启示录》第6章第1-8节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 《道德经》第五十八章
《圣经·启示录》曾言当末日降临的时候，天启四骑士：瘟疫、战争、饥荒、死亡将灭绝人类，无论人类未来是否会受此劫难，在过去的数千年中，上述四种灾难始终伴随人类左右。然而，近年来，社会科学家却发现，人类文明正是历经瘟疫、战争与饥荒才得以浴火重生，有学者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脱颖而出，正是由于其受到了更多的磨难，而爱好和平、国富民强的古代中国却因太过安逸，最终在历史的长跑中败下阵来。为什么社会科学的学者会有这样怪异的观点呢？
马尔萨斯陷阱的逻辑
这始于一个典型事实，那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社会受制于一个社会科学规律，即所谓的“工资铁律”或者叫做“马尔萨斯陷阱”。这一规律是说，当人类社会出现技术进步时，收入的提高会促使人们更多的生育，由于前现代的技术进步比较缓慢，进而人口的增长将快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因此，最终人均收入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因为生产剩余都被过度增长的人口所吞噬。除非人们采取某种节育措施，（这在前现代社会是比较困难的）否则当人口出现大量过剩，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将引发战争、瘟疫与饥荒等天灾人祸，这些灾祸使得人口锐减，人类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周期。
这一规律由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发表的《人口学原理》中首次提出，现代经济史学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前的人类社会，人均收入确实只有有限的提高，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社会几乎是一个停滞的社会。高生育率与高死亡率并存使得人类社会只有数量的增长，而无质量的提高。
以英国为例，1580-1799年整个英国的人口预期寿命为35-40岁，而其首府伦敦的人口预期寿命仅为27-28岁，在排水技术、医疗技术落后的时代，高人口密度的城市无疑是疾病与瘟疫的天堂，人间的炼狱，当时，英国城市的死亡率甚至比农村高出1.8倍。
什么使得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呢？答案正是组成马尔萨斯陷阱本身的要素：战争。
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逻辑在于收入的提高会马上转化为人口的增长，进而吞噬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增长，如果某种因素切断了这个联系，那么人类社会自然就走出了这个陷阱，比如当收入提高后，人们把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或者战争导致了高的人口死亡率，那么收入提高就不会带来人口的提高，因此只要人口增长得到遏制，那么人均收入就会有实质性增长。
欧洲数千年的战争正好切断了马尔萨斯陷阱的致命一环，从而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欧洲自罗马帝国分裂后，列国林立，纷争不已，频繁的战争成为欧洲的常态，骑士、城堡这些代表欧洲文化的符号无不反映了欧洲战争的普遍性。
而战争带来的人口死亡是惊人的，在三十年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损失了近600万人口，其时总人口仅1500万；16世纪的法国，由于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死亡占其总人口的20%；除了战争本身带来的人口死亡之外，由于战争所引发与传播的瘟疫更是人类的致命杀手，如在1808-1809年，瑞典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光瘟疫本身就导致瑞典的死亡率提高一倍。在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争中，法国罗拉谢尔一支仅6000人的军队在北意大利就造成了近100万的人口死亡，这些死亡大部分是由于法国军队所携带的病菌所致。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爆发了人们所熟知的黑死病，黑死病最早于1374年从克里米亚岛传播到欧洲，由于进行长途贸易的热那亚商帮也携带有这种瘟疫，因此黑死病经伊斯坦布尔与西西里岛马上传播至整个欧洲，受感染地区的死亡率飙升至30%-95%，在大瘟疫期间，欧洲近4000万的总人口死亡了1500万至2500万。
战争以及瘟疫虽然减少了人口，但是使得欧洲人均收入大大提高，如1350年后，英国工人工资增长了近一倍。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人们能够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用于制成品与其他休闲产品，这刺激了纺织、家具等产业的发展，而这些轻工业的发展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赖以发生的基础。
战争与城市化
战争除了通过减少人口从而推动欧洲社会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其另一个意外后果也为欧洲的兴起提供了动力。历史上，工业革命的兴起伴随着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那就是城市化。
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欧洲就是世界上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我们熟悉的佛罗伦萨、威尼斯、伦敦、安特卫普等城市，自中世纪以来就是欧洲重要的城市中心，然而直到一千年前，欧洲城市化率不到4%，甚至在罗马帝国治下，城市化率也仅5-10%。那么欧洲如何实现城市化的呢，经济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Dincecco与Onorato近期发表的论文“Military conflict and the rise of urban Europe”（直译为“军事冲突和欧洲城市的兴起”）中认为自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形成了多国竞争的局面，频繁的军事冲突导致民众生活饱受战火侵袭，而城市由于在对外防御上相对农村更具优势，因此城市相对更加安全，于是频繁的军事冲突不断推动民众逃往城市，推动了欧洲的城市化。为检验上述观点，作者收集了全欧洲676个城市，公元800-1800年间的数据，包括城市人口、是否参与大西洋贸易、土壤质量、土豆的引种以及军事冲突的地点、时间与类型等等；然后，作者将欧洲划分为若干150km乘以150km大小的栅格，并将城市数据与战争数据基于栅格进行匹配。
通过一系列统计分析后，作者发现是否发生战争对城市人口有显著影响，平均而言，每发生一次战争，城市人口将增加11%。因此，战争确实为推动城市人口集聚的一个重要动力。实际上，欧洲现存大量的防御型城堡也说明了欧洲城市与战争之间密切的关系，这些城堡都造价不菲，例如十四世纪，荷兰莱顿市修建一所城堡需花费5000万块石砖；同时期法国北部的里尔城每年要花费一半的年收入用于建造与维持其城堡的防御型外墙。
Rosenthal和王国斌在其新著《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译为“前后分歧：中国与欧洲经济策略的变化”）中也认为近代欧洲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分流导源于欧洲频繁的战争与中国的相对稳定，因为战争迫使民众为躲避战乱屈身于城市，因此大部分技术工人与资本品都聚集到城市中，资本的集聚提高了工人的相对价格，加上战争导致的人口减少，都迫使资本家倾向于采取劳动节约型技术，即利用资本替代劳动，这进一步诱发了工业革命；而中国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得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是用人力替代资本，这导致了中国长期处于人口过度饱和与低技术水平的均衡陷阱中，这种现象黄宗智称之为“内卷化”。
战争与国家能力
除了经济上的后果，战争推动欧洲文明兴盛更重要的一个作用在于其促发了国家不断自强的机制。近年来，社会科学中兴起一个概念叫做国家能力，所谓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能力，利用这个概念来解释许多欠发达国家为何长期落后，这与其缺少国家能力有密切关系，比如许多非洲国家连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与稳定都不能提供，各部落间征伐无度，中央政府形同虚设，更谈不上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甚至在解释印度相对中国的落后上，有学者也认为，印度内部不同邦之间互不统属，每个邦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甚至货币，虚弱的中央政府无法象中国政府这样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发展。
但是国家能力从何而来呢？研究欧洲历史的学者认为战争为推动欧洲国家能力的形成提供了核心动力。上文提到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众多割据一方的政治势力相互攻伐，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罗马帝国的灭亡，其外部原因是蛮族的入侵，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后，在欧洲各地攻城略地，为了动员足够多的资源，蛮族开始普遍采取分封制与采邑制，即部落领主（后来的国王）将掠夺来的土地分封给其家臣，以交换其忠诚与军事支持。
按照一般的惯例，封臣的军事义务一般仅限于每年免费为其领主提供40天的军事支持，但是许多战争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是数年，因此国王们开始雇佣专业的骑士为其征战。欧洲早期的军事技术以骑兵为优，尤其是重装骑兵，其纵马驰骋时的冲击力，势不可挡，横扫欧洲大地，但是这种军事技术的一个缺点在于，骑兵的装备十分昂贵，不仅普通人家无法负担，就连国王本身也无法大规模使用，上文提到的蛮族之所以要采取分封制度，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领主本身无法提供充足的资金与装备，只能将土地赋予其属下，以使其拥有足够的后勤支持为其征战，这一制度安排催生了西欧土地贵族的兴起，塑造了其与东方文明（包括中国与伊斯兰）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构，关于这点，下文还会做进步一分析。
尽管后来北方山地出现了长矛步兵团与长弓等相对便宜的军事技术，但随着战争升级，大规模的雇佣士兵仍给各国君主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如何动员足够的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来支持对外战争呢？一个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建立税收体系，以持续地获得财政资源，这就回到了国家能力这个问题上。战争需要欧洲各国有充分的资源动员能力，这种资源汲取能力的建立，即征税体系的建立，本身也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战争促进了欧洲各国更高效地汲取资源，因此促进了其国家能力的提高。
Dincecco和 Prado在 论 文“Warfare, fiscal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直译为“战争，财政能力和业绩”）提出，发现历史上战争越多（战争死亡率更高）的地区，征税能力越强，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这一定程度证明了上述机制的存在。在欧洲，国王们获取资源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借钱，因此在雇佣兵战争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如佛罗伦萨、威尼斯能在欧洲激烈的军事与经济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而欧洲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也竞相开始向商人借钱以支持战争。
这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商人愿意借钱给国王。这个问题也许在中国人眼中很难想象，因为作为一个帝国，皇帝名义上拥有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在诸国林立的欧洲，国王的掠夺能力受到国际竞争的强有力约束，因为一旦某个国王掠夺了商人的财产，那么这些商人马上可以离开本国，去其他地方投资，并且就算国王能够通过欺骗商人，获得贷款，但是这种方式却不能持久。但是即便商人有较强的谈判力，但是面临不受约束的王权，国王还是无法做出保护产权的可置信承诺。
North与Weingast于1989年发表的经典论文“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直译为“宪法与承诺：英国十七世纪公共选择制度的演变”）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们发现光荣革命后，英国国债的贷款利率有显著地下降，这为英国在与法国的争霸中获得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优势，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宪政体制的建立，从制度上约束了王权，使得商人的产权得到保护，因此商人手中的资本更加安全，那么其向国王的贷款利率就可以更低。这篇文章实际上指出了战争塑造国家的另一种机制，即政府融资需求与宪政体制的建立，关于这一观点可参见本系列之前发表的文章《光荣革命的金融后果》。
战争推动近代欧洲的兴起的政治逻辑在于频繁的战争促使欧洲更有效的动员资源，这一方面使得欧洲各国建立了完善的资源汲取体系，另一方面对外融资的需求推动了宪政体制的建立，而这些都提高了国家能力。此外，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战争加强了国家能力的另一个更直接的方式是推动了其军事技术的进步与暴力能力的提高，毕竟欧洲崛起的标志就是其不断的对外殖民，武力开疆。
欧洲军事技术的提高离不开其受到的战争压力的刺激，实际上，火器与火药最开始是由中国人发明，但是却在欧洲人手中发扬光大，这并不是由于中国人愚昧无知，将火药用于花炮等观赏性用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相比于中国的火器制造，欧洲国家拥有更强的相对价格优势，Philip T. Hoffman “Prie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western Europ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violence”（译为“探问：军事革命和西欧在暴力中的比较优势”）一文提及，欧洲中世纪晚期军事武器的价格有显著的下降，以手枪为例，同时期明代中国手枪的价格是法国与英国的3到9倍，因此当时欧洲是火药武器的重要出口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欧洲各国之间的频繁征战迫使国家互相学习其军事技术，这一方面促进了军事技术的扩散，另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推动了武器制造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成本的下降，加上上文提到的欧洲资本相对便宜，更是有利于武器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总而言之，战争使得欧洲各国要充分动员，并有效运用一切资源进行国际竞争，在这一持续的地缘政治压力下，各国不得不“变法图强”，经受了欧洲战场不断洗礼的各“列强”，最终在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国家相竞争时便占有先机。九死一生的虎狼之师，面对常年处于一派祥和之中的绵羊，当然是势不可挡。
失效的催化剂
自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开始，西欧的学者就把西方世界的成功归结于其多国的竞争体系，无论是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还是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以及一大批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学者都将国家间的军事竞争至于重要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大规模战争，为什么没有激发的自强效应？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如周期性的王朝循环与西欧各国之间的战争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欧各国的战争具有一种持续性、非决定性特点，战争的持续性意味着各国不断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需要设计出长期动员资源的制度与机制，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欧要建立宪政体制以保护商人权力，因为如果是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战争，那么国王便无需依靠借贷这么麻烦的资源获取方式；而战争的非决定性意味着失败者能从战败中总结经验，不断吸收对手的优点，改进其制度与技术，并谋求下一次战争的胜利。而中国这种周期性的，但是决定性的战争，使得对手来不及学习，就被彻底消灭，这种战争方式很难产生积累性发展的效果。
那么为什么西欧的战争呈现出持续性的、非决定性的特点呢，这与上文提到的蛮族入侵欧洲所形成的封建体制以及基督教的绥靖作用有很大关系。由于封建体制下，形成了一批具有独立社会权力基础的土地贵族，这批贵族与其领主是平等的契约关系，甚至在延续几代后，早年的契约约束关系也不复存在，国王很难约束地方贵族，因此当面临对外竞争时，国王不得不与众贵族协商，以获得其军事支持，由于协调困难，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王都难以发动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毁灭性战争；虚弱的王权也为商人阶层获得政治权力提供契机。战争所提出的融资需求给了商人极大的政治谈判能力，使得国王不得不尊重其财产权力与社会地位，甚至在战争进入白热化后，各国竞相以武力为资本开道，许多殖民地的征服与开发便是在殖民地公司的主导下完成的。这种资本掌握政治权力才是资本主义的真正本质。
而中国，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征伐与中世纪的欧洲才具有相似性，因此学者如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赵鼎新的《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都进行过类似分析，但是自秦统一后，中国很长时间内都处于帝国的统治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治权力与儒家意识形态结合成为社会最重要，也是最具有控制力的社会力量，其他社会力量都缺乏独立的权力基础，即便在王权低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也如田余庆教授所言是皇权的变态时期，其最终要回到皇权独尊的常态上来。在唐宋转型后，旧的世家大族逐渐消亡，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西欧社会就更加相行渐远。另外，基督教作为另一支独立于王权的政治势力，对制衡王权，塑造西欧社会的历史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细论述。对于国王、贵族、商人多重政治势力相互制约的政治结构来说，中华帝国缺乏独立于皇帝的社会势力，这是战争没有在中国产生类似自强机制的结构性原因。因此，战争固然是西欧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西方世界的兴起更是一系列复杂的历史条件的结果。历史总是回返往复。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