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花诗人十二星·访谈丨宋宁刚：“静美”来自你的光

题图：印象派理查德·索恩（Richard Thorn ）作品

蓝花诗人十二星·访谈

采访十二位不同星座

不同地域的八〇后和九〇后诗人

每人调制罕莫独家万字专论

拟以《蓝花诗人十二星》出版

这个计划源于诺瓦利斯

1、罕莫：诗人周公度认为“有一种慢，又有一种迅疾”在您的诗中同时出现，这种写作追求可以概括成“静美”，可以说“静美”构成您审美的一种内在机制，从言语潜回到内心，并观照了您审美体验的所有细节。请谈谈您的体会。

宋宁刚：周公度是我钦佩的诗人。他的诗思和语言，有独特的魅力。不过，对于他的这句话，我却不知从何谈起。也许留给他来回答——或解释，会更好一些。“静美”也一样，都是读者的感受。不知你是否感受到了？

倒是真有几个诗人朋友跟我反馈，说我的诗文中有一种“静美”。包括臧棣等。一个人的文字是静的、还是躁的，读者一读就会有所感受。

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的体会是：它是在写作者精神饱满的时候，仿佛雷达一般，探测、感知到诗神（或说诗性）的临近，然后凝神定气，将之转化成分行的文字的。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者的内心既是情绪高涨的，又是极为宁静的。所以才会有所谓“静美”？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是这样写诗的。但我想，至少有一部分诗人会是这样写的。他们对我所描述的情形，当不陌生。

2、罕莫：在2017年出版的诗集《你的光》的后记中，您谈到了“诗的意义：写作者被诗照得通透、真实，生活被诗照得明彻、单纯。同样，通过被照明的自身和生活，我似乎也看到了些许来自诗的珍贵的光源。”请谈谈您对“珍贵的光源”的体悟。

宋宁刚：我上面描述的那种一个人在写作中精神高度集中、高速运转的时刻，也正是写作者被诗照亮、生活被诗照亮的时候。它会让写作者感知到生活中的诗性，忽然在某一刻对现实感到惊讶——也即维特根斯坦讲的：世界之叫人惊讶，并非它是怎样，而是它竟然这样！

所以，相反地，我们也就看到了诗的光源——诗还是从生活中来的。于是，我们会更感念生活，更珍惜生活。正如佛家所言：一念迷，人间即地域；一念悟，人间即天堂。一迷一悟之间，差别何其大！

一个理想的诗人，应该总是活在悟当中。一个现实中的诗人，要尽可能地通过自身的修为和努力，走出迷的泥淖，尽可能地活在悟之中。这样，才可能看到大千之静美与微妙。所以我说，诗是诗人的自我教养，是诗人在自我教养、自我修行之余的衍生品。虽然这么讲，听上去有些过于道德化了，但我还是认为，它有其意义。

3、罕莫：同样在《你的光》后记中，您谈到了“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比较坚定地认为，直接明畅是写作的道德之一。至少是值得称许的写作风格之一。它无关乎个人的性格、趣味和选择。”请谈谈你所理解的写作道德。

宋宁刚：大约2000年前后，还在念中学的时候，我开始写诗。此后写了十多年，我都没有找到写作的信心，觉得自己写得很差，缺乏想象力，不得其法。我在南方——南宁和南京，学习、生活了有十多年。南方诗人的瑰奇的想象和细腻，远非北方写作者可比。不难想象，我身在这样一些人中的挫败感。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韩东的诗，不也是几乎没有比喻，没有修辞？虽然早就读过韩东的诗，可是太后知后觉了。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觉得那种直接、简单、明畅而又克制的写作，可以成为我努力的一个方向。几乎与此同时，我看到福克纳的一个访谈，他说，成为一个作家，要具备三种能力：想象、经验和描述。通常，有两种就可以。有时，一种就够了。想象力，是我一直感到自身匮乏的；经验，当然也谈不上丰富。只有描述能力，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些。而他说，“有时，一种就够了”。这句话给我的，除了空前的解放、宽慰，还有写作的信心。

我说，明畅是写作的道德“之一”，而不是全部。写作的样式多种多样。只不过，适合我的是这一种。于是，它也就成为我的写作道德。

当然，如果换作福楼拜或者昆德拉，他们会说，写作的道德即文学的趣味：写作的恶趣味是不道德的，美盲是不道德的，文学上的迟钝和愚蠢是不可接受的。

4、罕莫：故乡是我们生命之谜和地理世界的原初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这里是我们肉身和灵魂的处所和容器。您出生于周原故里，那里有着深厚的文化资源。谈谈您的故乡和童年以及走出故乡之前的一些趣事？

宋宁刚：说实话，我小时候对自己所生活的土地并没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身在“周原”（小时候，我们村所在的乡叫周原乡，后来改为周原镇）意味着什么。只是在离开家乡后，才知道中原地区曾有过那么深厚的文化，关中平原在中国人的心中那么神秘和神圣。不过同时，我还是认为，不能像阿Q那样，觉得“我们祖上阔多了”。周文化当然对中华文明具有强烈的塑造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出生在周文化的发祥地，就有先天的优越。并不是这样。除非你被这种文化所“化”。而我，并不觉得我被其所“化”。

童年时，我没有接受到更多的传统文化熏染，对自己的出生地也是全然懵懂，毫无感觉。纯然过着一个普通农村孩子的生活。小时候，一到过年，周围的人就要去附近的几个可玩的去处（景点）。姜子牙钓鱼台（秦岭北麓，传说姜子牙直钩钓鱼的地方，1949年后建了水库）、法门寺（唐代的皇家寺院，曾出土佛指舍利）、凤翔东湖（苏东坡任职的地方，传说东湖也是由他倡议所造），是人们常去的地方。后来才知道，这些地方在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在生活中，它们对于大部分人的生活的塑造并不强烈——或在生活的许多细节中都有所体现，只是我无知而已。相比之下，离得更近的一些事，对人们生活的介入感更强。比如说，小时候，谁家的孩子哭，大人拿来吓唬他们的一句话，常常是“还哭，再哭回回就来了！”如果谁家的小孩天色晚了还不回家，也会被人以同样的话来吓唬：“天黑了，还不回家！再不回家，回回就来抓你了！”很长时间里，我都很困惑，为什么拿“回回”来吓人。上大学后才知道，这与晚清时的关中“回乱”有关。

再比如，小时候（1980年代后期），小孩子们说起蒋介石，好像还是个多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后来，上了大学，更多地了解了历史，小时候的贬斥和恶感，就不知不觉少了许多。我曾想过，小时候之所以对某段历史会有那么重的恶感，或许与“文革”有关。毕竟，我出生时，“文革”才结束了7年。童年时期，“文革”的些许遗风，还能在生活中感到一些。

童年说起来很好玩。我的老家在渭河以北的原上。原上非常平坦。也因此，我们有平地可以种地。后来到了南方，看到丘陵、山地，就感到庆幸。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有平地可以种粮食，对于人的生存多么重要！

不过，小时候我并不喜欢我生活的渭北平原。觉得单调，没意思。我更喜欢渭河南岸。天气好的时候，从原上能看到南边的山，也就是秦岭。秦岭北麓的山脚下，逶迤着很多村落。沟壑纵横的山中，山谷中有溪流，山坡上有住户。山上树木葱茏，郁郁苍苍，不仅幽美，而且有雄壮之美。我很喜欢那里。也和老师、朋友们多次去过。至今觉得那样的山水兼备，非常难得。当然，渭河南岸的山区生活，与北岸的平原的生活相比，要艰难很多。曾经很多年中，那里都要比渭北平原贫困一些。

关于童年的趣事，我也写过一些。以后还会写。将来或许会写一本关于童年和故乡的书，谁知道呢。但是，我必须强调，我非常反感那种乡愿式的写作。也绝不会那样去写。我写家乡，是想写鲜活的生活。

5、罕莫：走出周原之后，您曾求学于南宁和南京。作为一个出生于北方，又长时间停留于南方的北方人，谈谈您对南北地理和文化的认识？

宋宁刚：上面关于南北差异，其实已经谈了很多了。要再谈，似乎也很难。对于那种热衷于比较的泛泛之论，我持怀疑的态度。不过，我想说，就文化的开放度和认识的深入度而言，南方比北方（尤其西北）做得好，东边比西边做得好。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

另外，我的写作，应该是受到了南方的一些影响。比如，总体来说，我写得比较克制、简洁、温和。当我写下一些诗文，我会不自觉地去想，这些文字，放在更大的空间中，比如放在北京、南京、南宁，它会不会有价值？南方和北方的生活，使我的写作有了更多的参照。

6、罕莫：求学生涯中，您曾以西方哲学为业并长时间于此攀援，回归西安后您教授文学，同时从事写作。但在您的诗中“静美”似乎并没有反映出哲学对您的影响，或者说这种影响是甚微式的。谈谈西方哲学对您精神思想和写作的影响?

宋宁刚：你已经讲了，西方哲学对我的写作的影响甚微。这个观察应该没错。所以，也就很难说，西方哲学对我的写作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不妨将这两者看作是互补的。哲学是抽象的，追求普遍的。文学是具体的，个别的，以个别来昭示、启示普遍的。过去几年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在用具体的生活和感知，为此前所学的哲学的树干，添补枝叶。如果将学问比作一棵树，树干是哲学，枝叶是文学。后者是生动的、摇曳的，前者是骨立的、相对稳定的。

在诗歌写作中，我要尽可能地调动自己的直感，让自己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来面对写作。曾有人对我说：你是个学哲学的，还是大学老师、知识分子，你怎么写起诗来是口语的？——你也有相似的疑问。其实对我来说，写作时，我首先是个人，跟我是不是学过哲学，是不是博士，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在写随笔、论文时，我学过哲学的影子还是会表现出来。这不是说我会引用他们的话。相反，写文章时我会尽可能少地引用，尽可能地去消化，用自己的朴素的感知，写出自己的理解，而不是食洋不化，拿哲学家的话来唬人。我很反感那种动辄就要引用某哲学家的话来为自己作证、撑腰、狐假虎威的做法。这是非常不诚实的。在哲学系多年的学习，教会了我在写作时要尽可能诚实。

如果读我的一些随笔，或许你会感觉到，哲学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广义的）散文文字的思辨力上。

7、罕莫：回到西安后，您参与到新世纪以来陕西诗歌的写作与研究中来，并出版了《长安诗心：新世纪陕西诗歌散论》。谈谈您对陕西诗歌和诗人整体写作状态和精神的认识？

宋宁刚：写诗本来是我非常私人的事。现在看来，却不那么私人了。因为它参与了当前陕西诗歌的创造与发展，对于陕西诗歌面貌的形塑，起着一定的作用。

新世纪以来的陕西诗歌研究，是我的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的更直接的研究对象，是现代诗。在此之前，我出版了《沙与世界：二十首现代诗的细读》。许多人都将之看作品鉴、赏析之作，我认为这是看低了它。比如说，如果我们讲英美新批评派的“细读”，你会认为仅仅是赏析吗？毋宁说，它是理论的伸张和实施。可是，在我们的语境里，如果你不引用、凭靠新批评派，就会被认为是“段位”很低的赏析。这是不是有点自我矮化？甚至有点“洋奴”的意思？其实，在该书的引言中，我就很清楚地讲了为什么我会做细读这样的事，遗憾的是，读者似乎并没注意到这一点。当然，到底有多少人比较认真地读过这本书，我也表示怀疑。总体来说，对《沙与世界》，我看得还是比较重的。在我看来，它不仅是方法论的，也是价值论的。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诗歌批评。

《长安诗心》，我本来没有打算这么早出版。只是因缘际会而已。在它之前，我想出版的是《百年诗心：中国现当代诗歌丛论》，其中包括我对冯至、卞之琳、艾青等现代诗人，以及昌耀、于坚、马永波等当代诗人的论述。现在，只能在《长安诗心》之后出版了。但愿《沙与世界》《百年诗心》《长安诗心》这“诗论三部曲”能够早日出齐。

我个人觉得，陕西诗歌的整体面貌比较保守和落后。陕西诗人的整体写作水平有待提高。我知道这样说会招来很多批评，甚至指责。但是，我必须这么说。在我看来，这是事实。所以，在《长安诗心》中，我花了一半的篇幅来写“80后”诗人。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没有进入公众视野。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写得非常好。他们应当被看到。

8、罕莫：作为一名八〇后诗人和青年学者，谈谈中外古今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诗人或作家或哲学家?

宋宁刚：这个问题真是很难回答。我很难说，我受到了哪些诗人、作家或哲学家的影响。30岁以前，我很难读的进去古文。最近几年，我读《王维集》《陶渊明集》《古诗十九首》，能读进去了。也渐渐觉出他们的好。《诗经》，也是30岁以后，越来越感到它的单纯、质朴，甚至年轻之美。上古之人自有一种人类青春时期的简洁和纯真。外国诗人，我喜欢雅姆、狄金森，尤其喜欢他们身上高贵的气质和想象力，当然，还有善意。另外，也喜欢惠特曼，他既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将两者非常经典地结合在一起。拉尔夫·豪格。喜欢他的诚恳。华莱士·斯蒂文森，既瑰丽又平实。扎加耶夫斯基。最早读到他的诗，是2007年第9期的《外国文学》杂志上。黄灿然译介的。非常经典。已故的伊朗电影导演基阿鲁斯塔米·阿巴斯，也是个诗人。我非常喜欢。我新近出版的诗集，起名为《小远与阿巴斯》，正是向他致敬。书中的部分诗作，也是受他的启发所写。小林一茶。于坚。韩东。朱朱……

也喜欢海明威。还有他的老师舍伍德·安德森。他们的文字大都平实、简劲，轻巧、微妙。合我的写作趣味。

如果说我的写作中有写单纯和天真的元素，那要感谢列那尔、希梅内斯、哈谢克。

哲学家中，恐怕是康德、海德格尔，和柏拉图。他们的著作，是哲学书中我读得最多的。他们的书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的诚恳。尤其康德和柏拉图。康德的诚恳不用说了。柏拉图，我读他的《最后的申辩》，有人说那是苏格拉底讲话的策略，我丝毫不这么看。我觉得那是苏格拉底的诚恳。他一生都不讲假话。面对死亡，更没有必要讲假话。

9、罕莫：陕西作为文学大省，主要源于新中国后柳青、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产生的声望。但陕西并不是诗歌大省，能够以文体作家或诗人著称的屈指可数。然而陕西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资源，这种天然优势并没有成为诗人的涵养。您是如何看待诗歌写作与历史的关系？

宋宁刚：历史有时也会成为包袱和压力。我没有考证过，只是直觉柳青的写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1949年后，获得斯大林奖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曲波的《林海雪原》等作品的影响。所谓要用大作品（厚重的作品）来书写大时代。也因为从1950年代起，在陕西出现了几个写长篇小说的作家：柳青、杜鹏程等，且成绩斐然，激励、鼓动，甚至暗示了陕西的作家，要写长篇小说。我在其他场合讲过，写长篇已经成了陕西文坛的一个魔怔。它给作家的写作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压抑了其他文体的发展。

文体作家，就更难了。20世纪的一百年中，文体作家也没有几个。这跟时代、个人，甚至运气，都有关系。

至少从我的写作和阅读来看，我没有觉得诗歌与历史必须有怎样的关系。从1917年到1949年30余年间出现的著名诗人：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卞之琳、戴望舒、艾青、穆旦……谁的写作和历史有明显的关系？与其说《诗经》与历史亲缘，不如说它与生活更贴合。杜甫的“诗史”之称，也首先是因为其在诗歌上成立，否则，他留下的就不是有“诗史”之称的诗，而是“押韵的文件”、“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钱钟书语）。

10、罕莫：在我的印象里，您一向比较自律。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文学创作。您的阅读是否会遵循自律的原则呢？谈谈您的阅读史及当下的阅读计划？

宋宁刚：过奖了。我谈不上有多自律。只是回头去看，过去六年的生活，可能比较单调和规律，也有一点所谓成绩。

阅读则刚好相反，比较随意。当然，在不同的时候也有不同的阅读任务和目标。我的阅读史，我曾在五年前的一篇文章——《近十年来对我影响较深的十种书》中讲过，从高三起读《南方周末》和《读书》杂志，读《尼采文集》《朦胧诗选》，上大学后读《梦的解析》《刘小枫集》，海德格尔的几种著作、康德的“三大批判”、《席勒文集》（六卷），以及几种佛经（《地藏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等，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最近几年，我一直想仔细地读一读外国小说、读一读刘小枫编的列奥·施特劳斯著作集，读一读施特劳斯学派的多位学者对柏拉图等人的解读。可是忙于工作，实现得很少。它们依然是我未来几年的计划。

11、罕莫：在《长安诗心：新世纪陕西诗歌散论》后记中，您谈到了向往好的批评，谈谈您所向往的文学批评？

宋宁刚：好的批评有很多种。波德莱尔的批评，当然是很好的。成为普鲁斯特批评对象的圣·伯夫的批评，我也很喜欢。就像我同样喜欢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广义地看，海德格尔也是当之无愧的大批评家，虽然他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前言中讲，自己无意做什么文艺批评。我向往的文学批评，是文笔清晰、言之有物，思想深透、别有洞见，然后，如果可能，有比较稳靠的哲学倾向。也就是说，批评者有自己的批评观念，甚至哲学思想。

12、罕莫：在文学批评中，无论是古今中外的哪种理论都具有狭隘性，那么克服古今中外优劣之争和单一理论的效力限度，走向全息主义，融通古今中外维度可能会成为一种新趋势。谈谈您对大文学批评的认识？

宋宁刚：批评的狭隘或有限，恐怕很难完全避免。否则的话，世上只要一种批评就够了。然而事实是，从人类诞生之初到现在，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批评。融通是个新趋势，但更可能是一种永恒的理想。

从批评大家那里，我们所获得的更为现实的经验，很可能是——哪怕是一种单一的理论，只要它足够深入，能带给我们富有启示性的洞见，就已经很好了。如果我们在阅读和学习时，能做到博采众家，就可能获得——至少是更接近“全牛”。

宋宁刚，1983年生于周原故里，201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出版有诗集、诗论集、随笔集、译著等多部。现任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罕莫，陕西合阳人，祖籍山西万荣，苗裔，诗人、专栏作家、出版人、策划人，诗翼阅读联合创办人，执行副主编，业余兼事诗文创作、小说剧本及文艺批评，作品发表于《上海文学》《星星诗刊》《上海作家》等，与人合著《厉害了，白鹿原》，著有《蓝花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