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 政治资本对基层公务员收入及其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人力、政治资本对基层公务员收入及其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毕雅丽1，贺 杰2

（1.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西安 710049；2.恒天财富西安分部，西安 710065）

摘 要：文章基于社会舆论对“知识无力感”和公务员“涨薪”的倾向差异影响的思考，考察了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及二者的交互影响对公务员收入及收入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满意度均处于较低水平；两种社会资本独立和共同作用于收入及其满意度时政治资本的正向影响均较为显著，且存在政治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抑制和抵消作用；二者的交互作用结果进一步表明政治资本作为对人力资本具有结构性分割作用，导致人力资本的作用消减。

关键词：知识无力感；涨薪；人力资本；政治资本；收入；满意度

0 引言

公务员的薪酬制度作为国家制度体系的关键链条之一被提上改革议程，《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以“限高”和“提低”为重心制定实施。而与公务员群体呼吁薪酬改革的同时，社会公众对于公务员涨薪的反对呼声也不绝于耳，在社会公众开来，公务员往往是“福利高”、“工作清闲”群体的典型，是“名利双收”、“超国民待遇”的群体。舆论虽然是社会民众基于特定情绪的理性表达或非理性宣泄，但其形成是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共振的结果，社会民众对“公务员涨薪”和“知识无力感”的争论，表面看似乎仅是并无关联的两种社会舆论，但事实上却是对社会利益分配不公平的一种舆论呈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认为公务员这一高福利群体再加薪无疑是在拉大“官员”与“公众”之间的收入差距，而“知识无力感”本质上揭示的是高学历者的收入落差感，从此似乎可以窥视出权力与知识在回报获得上的效用差异。舆论争锋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对以知识为主要载体的人力资本和以权力为主要载体的政治资本对于回报贡献的博弈和争论。基于此，本文将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引入对基层地方政府公务人员的收入研究中，分析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及其收入满意度的影响，以期从一定程度上对公务员“涨薪”和“知识无力感”的争论给出回应。

1 研究假设

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是否也是影响收入所产生的心理福利的重要变量呢？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文同时考察了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基层公务员收入满意度的影响。

在对基层公务员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本文着重关注的是公务员个体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其收入有何影响？两种社会资本是否会对公务员的收入满意度产生影响？两种社会资本是否通过交互影响对收入产生影响？为了回答这几个问题，初步提出构建社会资本影响收入及收入满意度的交互作用模型，即收入/收入满意度=人力资本作用+政治资本作用+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的交互作用。为此，我们建立了6个研究假设。

假设1：人力资本能够增加基层公务员的收入。

假设2：政治资本能够增加基层公务员的收入。

假设3：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交互作用能够增加基层公务员的收入。

假设4：人力资本能够带来较高的收入满意度。

假设5：政治资本能够带来较高的收入满意度。

假设6：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交互作用能够提升收入满意度。

2 变量设计与分析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9～2010年在陕西省组织实施的“陕西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态势、模式和战略的”调查中的工作人员专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了受访者个人和家庭情况（包括收入、就业、教育等）、工作网络、工作认识以及工作满意度等。总样本为701。

2.1 因变量

（1）收入：个人在单位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福利），在分析时转换为收入的对数。

（2）收入满意度：“我的工资增加的太少”，为5级分类变量，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同意和非常同意，在具体分析时将五级分类变量处理为二分类变量，其中0=不同意，1=同意，由于该题项是一个反向题，因此转变为对收入满意度的评价，就变为0=满意，1=不满意。

2.2 自变量

（1）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在问卷中使用4等级测量法，本文将其合并为3类，0=高中级以下，1=大专，2=本科及以上。

工作经验：从事工作的年限，为连续变量。

（2）政治资本

党员身份：分为党员与非党员，其中党员=1，非党员=0。

行政级别：分为有行政级别与无行政级别，有=1，无=0。

国家编制：分为国家编制工作人员、编外正式工作人员和编外非正式人员，国家编制人员=0，编外正式工作人员=1，编外非正式工作人员=2。

2.3 控制变量

（1）年龄：调查当年的实际年龄。

（2）性别：男性=0；女性=1。

2.4 分析方法

（1）收入的影响模型

对基层公务员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系数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全模型如下：

Ln（income）=b0+b1X1+b2X2+b3X3+b4X4+b5X5+b6X1X3+b7X1X4+b8X1X5+b9X2X3+b10X2X4+b11X2X5+bcXc+ε

其中，Ln（Y）表示2009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X1、X2、X3、X4、X5分别表示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党员身份、行政级别和编制，X1X3、X1X4、X1X5、X2X3X2X4、X2X5中前三项分别表示教育水平与党员身份、行政级别和编制的交互作用，后三项分别表示工作经验与党员身份、行政级别和编制的交互作用。Xc表示由性别和年龄组成的变量矩阵，bc是该变量赋值的回归系数矩阵，其中的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各个变量对收入的回报率，ε为随机扰动项。

（2）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模型

对公务员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采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基本回归方程为：

其中，P表示收入满意的概率，参考项为“满意”，Xk表示影响公务员收入满意度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b为Xk的回归系数，α为常数项，μ为随机误差。下标K=1,2……13,Xk表示各个自变量、自变量的交互项以及控制变量。

主要变量的含义及其基本统计描述见表1。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基层公务员的平均收入较低，且公务员个体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对收入现状的满意度较低，仅有约14%的被调查者对现有的收入感到满意。人力资本中，教育方面，拥有大专学历者约占总调查人数的50%，人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以及本科及以上者各占25%左右。平均工作年限为10年。政治资本方面，约60%的被调查者为党员，其中仅有17.69%有行政级别，但大约有74%的被调查者是国家编制人员。通过对编制、党员和级别的分类统计也发现，编内人员收入约为编制外人员的1.5倍，有行政级别的约为没有行政级别人员收入的1.2倍，但是否是党员与非党员在收入上差异并不明显。通过被调查者中男女比例基本均衡，男性数量略多于女性，平均年龄为35岁左右。上述描述性统计结果已经部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具体的验证结果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回归统计得出。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说明：表1第三列中，连续变量统计均值，对分类变量统计百分比

3.2 回归结果

3.2.1 决定基层公务员收入的因素

根据基层公务员收入回报的回归模型，我们分别构建了人力资本模型、政治资本模型、全变量模型以及交互模型（见表2）。

从表2的人力资本模型可以看出，教育对基层公务员收入的作用是正向的，且作用显著，拥有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收入回报率分别达到15.2%和28.1%，模型的决定系数为0.082，且显著，说明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另外，工作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且显著。上述发现支持了研究假设1。控制变量性别和年龄对收入的作用也是显著的，女性收入显著低于男性，说明了基层公务员收入中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年龄越大，收入越多，这可能与工作年限相关。

而从表2的政治资本模型，可以发现：拥有党员身份和行政级别与收入正相关，但前者作用并不显著，而后者非常显著，行政级别对收入的回报率达到26.8%。政治资本中的编制与收入负相关，表明是否具有国家编制对收入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编外非正式工作人员的收入最低，国家编制人员收入最高。这就说明党员虽然是一种政治资本，但是党员身份并不代表政治权力，干部身份才是政治权力更好的代理变量。同时，从编制内与编制外人员收入差距看，现行的公务员体制区隔导致了公共行政部门中同工不同酬的二元劳动力价格。模型的决定系数为0.141，且非常显著，约为人力资本模型决定系数的两倍，这不仅使假设2得到验证，即政治资本能够增加基层公务员的收入，而且说明政治资本模型对收入的解释能力要强于人力资本模型。该模型显示，收入的性别差异依然显著，但年龄的作用有所减弱。

表2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对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p＜0.001,**p＜0.01,*p＜0.05,+p＜0.1

全变量模型中，教育整体对收入的正向作用显著性减弱，只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对收入的作用比较显著。工作经验作用不再显著。行政级别对收入的正向作用仍然非常显著，同时，编制的反向作用依然显著，依然是编外人员收入明显低于编内人员。性别和年龄的作用较政治资本模型并无变化。此外，从决定系数水平看，全变量模型与政治资本模型相比，显著性并没有增加，说明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之间可能存在影响要素之间的相互抑制作用。

交互模型中，教育、行政级别和编制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基本没有变化，决定系数少量增加。工作经验的作用完全消失。在6个交互项中，其中4个交互项为负，说明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之间确实存在交互作用，而且政治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收入回报有抑制作用。模型结果给出的基本结论是人力资本本身是有价值的，会带来收入的增加，但是相对于政治资本，人力资本的收入回报较低。第二，影响收入的全变量和交互模型进一步说明了两种社会资本的相互影响与博弈对收入的影响。全变量模型中，教育和工作经验对收入的影响基本消失，而政治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这种变化说明人力资本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政治资本所裹挟的政治权力、体制、身份的挤压导致了人力资本的贬值。交互模型再次说明单位体制隔离造成的收入的差异化。

3.2.2 决定基层公务员收入满意度的因素

首先，从表3的人力资本可以看出，教育层次越高的公务员越对收入不满意，其中本科及以上人群收入满意度低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工作经验越丰富满意度越高，表明随着工作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增加会提升收入满意度。该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的性别和年龄并无显著作用。从Pseudo R2判断，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和工作经验只能解释因变量变动因素的7%左右。

表3的政治资本模型中，无论是党员身份，还是行政级别和编制都对收入满意度有影响。其中，政治面貌与编制和收入满意度正相关，并在较低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有党员身份的公务员并不满意度现有的收入状况，而相对于有编制的人员来说，没有编制的政府工作人员收入满意度较低。而有行政级别的公务员对收入满意度较高，且显著。该模型中性别和年龄的作用仍不显著。Pseudo R2表明政治资本模型对收入满意度的解释力明显高于人力资本模型，约为前者的3倍，能够解释收入满意度变化的21.3%。

全变量模型中，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和工作经验两个变量的作用不再显著，而政治资本类三个变量作用依然显著。说明，政治资本中的层级体制、单位体制不仅影响了实际收入，也对收入的主观评价产生实质影响。其中，性别和年龄的影响仍不显著。

交互模型中，政治资本中的三个变量仍然对收入满意度有比较显著的作用，其中党员身份和编制与收入满意度呈反向作用，而行政级别则与之呈正向作用，而且相较于全变量模型，行政级别的正向作用显著性有所增加。而从交互项来看，教育与党员身份、行政级别以及工作经验与行政级别的交互项比较显著，具体表现为：教育水平与党员身份交互结果为负，说明二者的交互作用与收入满意度呈正向作用，即提升了满意度，同时也说明尽管在独立模型中，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都并未提升收入满意度，但二者的交互影响却显著提升了满意度，即党员中教育水平高的人群收入满意度较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党员身份所承载的政治信仰提升了对于教育的价值衡量，；教育水平与行政级别交互结果为正，说明满意度显著降低，这也表明在有行政级别的人群中，教育对收入满意度的效用较低，造成这种变化的可能的原因是在县级层面，有限的级别限定了公务员的升迁机会，对于已经有行政级别者来说，向上升迁的空间更为狭小，所以人力资本的优劣与否对于职业升迁所起的作用更为有限；工作经验与行政级别交互作用为负，满意度增加，说明具有行政级别能提升工作经验的价值，从而增加满意度。交互模型较全变量模型Pseudo R2增加了5%，再一次说明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表3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对收入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p＜0.001,**p＜0.01,*p＜0.05,+p＜0.1

4 结论

在本文中，关于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收入及其满意度的影响预设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同时，为了考量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交互影响，本文也建立了二者的交互模型，发现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交互作用对收入并未产生显著作用，而对收入的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具体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人力资本本身是“有力”的。通过本文的实证结论，发现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作为解释变量的人力资本对收入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这说明，人力资本是“有力”的，从这一角度说，“知识无力感”的立场似乎并不可信。

第二，但在政治资本绝对优势对人力资本的冲击下产生了“知识无力感”。相比于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会带来更多的收入回报和收入满意度。政治资本中，党员身份由于不具有直接攫取资源的政治权力而对收入和收入满意度并未产生影响，而具有行政级别的“干部”身份和国家编制的“正式”身份都显著的增加了收入。相比于教育和工作经验，知识是“无力”的。而两种资本对于收入回报的差异性贡献也是社会舆论对“知识无力感”和“涨薪”持有差异倾向的真实原因。

第三，公务员“涨薪”是现实需要的。通过本文的数据发现，至少在基层，即使存在由于级别、编制等“身份”造成的部门内收入差距，但是公务员队伍整体的工资水平偏低是现实存在的，基层公务员对收入的满意度也较低，现实的薪酬水平难以调动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数据显示，我国公务员有60%在县以下部门工作，92%为科级以下干部，工资待遇长期得不到提升，严重影响基层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和基层政权建设。而社会舆论对“涨薪”的普遍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公务员队伍中腐败现象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对公务员群体的抗拒心理。

第四，政治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抑制和结构性分割是造成收入分层的根本原因。通过全变量模型和交互模型，都可以发现当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存或产生交互作用时，人力资本的作用逐渐消减，说明政治资本对人力资本产生抑制和结构性分割，在基层公务员群体内部也造成了由于编制、行政级别等体制建构的“身份”对人力资本的抑制，从而造成了共同体内部的收入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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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5）21-0105-04

作者简介：毕雅丽（1982-），女，陕西米脂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性别失衡与公共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