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海老茶人刘启贵

【编者按】上海市茶叶学会原秘书长、全国著名老茶人刘启贵先生，因心力衰竭于10月9日14时3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83岁。

刘启贵1936年出生，事茶68年，其中专门从事茶叶货源工作有30年的历史，在健康饮茶理念的普及与茶叶知识的推广，以及茶叶学术研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一生中，深入茶叶原产地开展调研，帮助茶农解决实际生产问题；勇于创新，为落实上海口岸红茶货源、保证红茶出口任务的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几十年的茶叶生涯中，刘启贵写作茶叶科普性文章与学术性论文等，受到各界人士的认同与赞赏。作为吴觉农纪念馆的创始人之一，刘启贵继承吴觉农茶学精神，遇事亲力亲为，不辞辛劳，以身体力行提倡科学饮茶、艺术品茶、以茶养生之道——不吸烟、少喝酒、多喝茶、喝好茶。

刘老长期担任上海市茶叶学会秘书长，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就是长海茶产业的一面旗帜，代表了上海的茶人精神，更是中国茶人风范。先生一生事业只是点滴了解，通过模糊的线索与痕迹，亦可以体会先生事茶之理想。本刊刊登《话说上海老茶人刘启贵》一文，缅怀先生一生事茶功业，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愿彼岸有茶！

愿先生一路走好！

一、刘启贵其人

上海老茶人刘启贵先生，1936年10月10日出生于温州市。曾任上海市茶叶进出口公司红茶科分管红茶货源工作的副科长；上海市茶叶进出口公司职代会代表、提案审查小组组长、公司工会委员；曾24年连任七、八、九届上海市黄浦区人大代表，九届人大常委会常委。曾任上海市茶叶学会第二届理事、副秘书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觉农纪念馆第一任馆长。现任上海市茶叶学会顾问，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志愿者协会理事，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顾问，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国际茶业科学文化研究会（纽约）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华茶人联谊会高级顾问。

刘启贵常年在青少年中进行“学知识、学茶艺、学做人”的以茶育人活动，已坚持三十年多年，并大力宣传茶为国饮，提倡科学饮茶、艺术品茶的以茶养生之道——不吸烟、少喝酒、多喝茶、喝好茶。他为几十年来上海人均年消费茶叶由200多克升至1000克的发展和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组织上海茶人积极规范茶叶市场，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茶叶营销良性循环。编著有《科学饮茶100问》、《茶文化知识100问》、《科学饮茶实用手册》、《海派茶馆》、《海客谈茶》、《吴觉农年谱》、《盛世茶缘》等多种书刊。1993年被上海市黄浦区政府授予“为黄浦增辉”十佳个人，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科协专职工作者先进个人；1996年被评为上海市科协第二届先进工作者，2000年被评为上海市科协第三届先进工作者，2001年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表彰为十佳先进个人，2004年被中国茶叶学会表扬为全国学会积极分子，2005年被评为上海市科协第4届先进工作者，2007年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评为工作积极分子，2007年荣获“觉农勋章”。他的业绩先后被录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中国人”丛书《中国专家人才库》和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专家大辞典》。

二、刘启贵求学之路

由于多种原因，刘启贵没机会进入正规大专院校学习深造。但这并没有阻拦刘启贵对知识的渴求。他凭借一颗勤奋上进的心，主动参加业余学校的进修补习，大量参加社会实践来磨砺所学，日复一日自学不辍，逐渐积累了扎实的政治、文化知识和业务技能。

50年代，他连续十年通过新亚补校、贸易工会职校、立信会计补校、国光技工专修班、外贸短训班、外贸干部业余学校、市总工会干校、市音乐家协会专修班、市教育局教师假期进修班、虹口区教师进修学院专修班等院、校、班的业余学习进修，补完了初、高中文化课，学习了其他专业知识，并选读了几门大专文科课程，从而使其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为以后进一步钻研业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60年代初，他进入上海外贸业大进修学习修辞、逻辑、经济、地理、近代历史等文史地课程，获得五好学生称号。嗣后又参加茶叶公司、土产公司自办的红专学校学习英语、茶叶化学等课。

进入70年代，他利用业余时间比较系统地自学了茶叶专业课程知识，如《制茶学》、《茶叶审评与检验》、《茶树栽培》、《茶叶化学》等大专院校的课程，从而使其实践经验得以升华。这对于他70 年代专门从事的红茶货源工作有很大帮助。

进入80年代，他自学经济管理知识，重点学习钻研茶叶经济——茶叶的产、供、销、存、运等专题理论。

三、刘启贵爱茶事茶

刘启贵事茶已有68年。其中专门从事茶叶货源工作有30年的历史。他从1950年开始同茶叶打交道起，就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其中有一段短时间从事工会等工作，但他因心中深厚的热爱而从未脱离茶业，还经常“客串”突击组织急需履约的货源。可以说，他的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茶叶事业。

几十年来，特别是1979年红茶科成立以来，他以十足的干劲、满腔的热情，任劳任怨工作在货源第一线。他经常深入产区，了解情况，调研问题，支持生产，按政策和法律协助产区生产部门解决实际问题，为发展茶叶生产、提高茶叶品质、扩大出口货源、保证茶叶出口任务的完成，他尽心尽责，为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造贡献了很大力量。1979-1987年间，他是红茶货源工作人员中出差最多者，每年不辞辛劳地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产区工作。

刘启贵对茶叶事业的热爱和事茶工作的优良成绩，可从几个方面稍加概括。

首先是牢固树立生产观点。他为发展大叶种红碎茶出了大力，流了大汗，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在负责联系四川省20多年期间，跑遍几十个产茶县几百个茶厂（场），积极协助省、地、市、县有关部门为发展茶叶生产做了大量服务工作。四川的同志说：“四川茶叶生产有今天大好形势，有上海口岸功劳，有刘启贵的功劳。”“刘启贵为四川发展茶叶生产吃大苦、耐大劳，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也为上海口岸建立了稳定的出口红茶生产基地。”他被亲切地称为“四川通”、“四川代表”。除了四川以外，他对别的省份也一视同仁，做了许多工作。如帮助福建云肖县常山农场、龙海县双弟农场发展红碎茶生产，后被誉为“闽南两朵大红花”。又帮助浙江宁波福泉山茶场发展红碎茶生产；帮助镇海建立红碎茶精制厂等等，同样做了大量工作，也获得同行们好评。

其次是积极转变思想观念。他敢于创新，用改革精神开创红茶货源工作新局面。市场放开后，自营口岸增加到15家。各口岸为保自营出口的货源，口岸之间竞争也日趋激烈，出现了互相抬哄价格、抢购货源的不正常现象，行政干预愈加严重，加上“皮包公司”从中倒卖，大大冲击了出口货源的落实。对上海这个不产茶的、其货源全部依靠全国调供的口岸来说冲击更大，落实货源工作的难度相对说也增大。面对新形势，他除了积极向领导部门提合理化建议之外，在实际工作中和全组同志一起齐心协力，在公司领导支持下，采取积极措施来落实货源。一方面按出口任务需要明确提出主攻目标，制订进货原则、方针和策略，1985年头一年开放，刘启贵就同12个省签订80多份合同，供货36万担；另一方面根据不同主攻目标，采取灵活多样方式，狠抓急需履约货源，努力扩大适销货源，尽力做到择优进货，从而有力保证了红茶出口任务年年超额完成。

还有注意改善经营管理和热情做好接待工作。刘启贵十分重视管理工作，通过抓合同管理、质量管理、价格管理，把自己权限内的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减少开支，提高效益。由于刘启贵从事茶叶经济工作积极认真，卓有成效。1978、1979、1980连续三年被评为公司先进工作者，1986年再次被评为公司先进工作者。而接待工作的重要性也同样不容小觑。由于开放搞活动，来沪人员猛增，每年多达一千人次以上，住、吃、车、船、机票都十分紧张。刘启贵不计时间，任劳任怨，热情做好接待工作，大厂小厂一样对待，获得同行好评，为上海口岸公司赢得了声誉，不少客户都表示愿同上海长期合作。

四、刘启贵茶文论述

刘启贵爱好读书看报，每天有自学习惯，还爱做学习笔记，也爱写茶文茶讯。

1958年以来，特别是80年代之后，他先后写作几十篇有关茶叶的信息、货源工作的体会、茶叶知识小品和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劳动报》、《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闽北日报》、《羊城晚报》、《香港文汇报》及全国其他相关茶叶杂志上。由于他所写的文章大都短小精悍，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有的还有一定学术价值，因此不少文章一报刊登，多报转载，有的还引起国外学者极大兴趣。

1979年上海市茶叶进出口公司红茶科成立以来，货源工作总结几乎每年都是由他代笔。

1980年之前，上海报刊上对茶叶知识，特别是对茶叶是健康饮料的知识宣传、介绍、报导很少。为改变这一局面，他于1980年5月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以茶代烟，健康长寿》一文，引起社会上很大反响，对推动当时进一步扩大宣传茶叶知识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表还引起了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教授郑稚元（译音）先生的浓厚兴趣。郑稚元在本文的启发下也撰稿更为详细地介绍了饮茶的诸般好处。这样，刘启贵就以 “茶文”为《文汇报》“引进”了一位热心的美国读者与作者。据了解，郑教授还同台湾许多学者、教授有密切联系，他常邀请台湾学者共品中国名茶，畅谈海峡两岸应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一篇小文章能取得如此大的社会效益，这出乎刘启贵意料之外，也使他更热衷于写作茶论了。

1981年社会上掀起“红茶菌热”，不少读者投书《文汇报》寻求该报介绍有关红茶菌知识。《文汇报》编辑特约刘启贵就红茶菌知识答读者问，他应邀作文发表后反响热烈，约有500 多位读者写信给他，有感谢的、有进一步咨询的、有报告自己品饮感受的。再如他写的《茶叶与烹调》、《茶在日本》、《品茶与评茶》、《郭沫若品茶》、《当代茶圣》等文在《文汇报》上发表后，包括《香港文汇报》在内的全国不少报纸、茶叶杂志都纷纷转载，可见其文字、其见识、其思想之招人喜爱。

五、刘启贵讲学传道

有所学、有所知、有所著述，而后贵在能有所传道受业解惑。

1959年刘启贵在上海茶厂中等技校任教师一年，任初中二年级语文老师兼一车间办学人员。1970、1980 年代，他又多次受上茶一厂“七. 二一”大学、技校 、上海宾馆培训中心、四川农业大学、四川西南农业大学以及许多兄弟省、市、地、县茶叶学会等单位的邀请，为师生们和茶叶干部及党政领导上课，讲解有关茶叶商品知识、茶叶货源工作及国内外茶叶市场形势，受到听课者的一致好评。

在1980 年中央三部（外贸、农业、供销）在四川南川召开的“全国发展大叶种红碎茶会议”，1981 年农科院等单位召开的“全国茶叶区划会议”，1986 年三部一会（外贸、农业、中商、中国茶叶学会）在南宁召开的“全国发展优质红碎茶研讨会”，1986 年在温江召开的“全国出口茶叶基地会议”，1987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茶叶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以及中商部召开的“全国茶叶经济信息网第三届年会暨交易会”等大会上，刘启贵都作了颇具高水准的精彩发言。尤其是1987年11月19日下午，他在“全国茶叶经济信息会”上的发言，引起很大反响。会后不少同行夸奖说：“精彩，精彩！反馈了信息，大做了广告，显示了水平，更长了上海志气！”言辞间充溢着对刘启贵的激赏和敬佩。

他还多次被邀参加许多全国性茶叶学术研讨会年会。1973年秋交会上，他还作为上海“专家”代表之一，同日本朋友就蒸青茶生产工艺、茶叶品质进行了交流。他的讲学、学术交流等活动说明了他虽无大专文凭，但文化素质、学术水平、业务能力已为业界所公认——不少茶人称他为茶叶界“老法师”、红茶货源“专家”、上海茶叶公司“出色外交家”和“公共先生”等等。

六、刘启贵与吴觉农纪念馆

刘启贵是吴觉农纪念馆的创始人之一，是其首任馆长和名誉馆长。

设于上海“百佛园”的吴觉农纪念馆，是上海茶人、全国茶人、25 家共建单位以及几百位老小茶人捐款捐物自筹资金建成的。纪念馆属于全国茶人，故为大家所格外珍惜。2007年11月25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刘云耕参观了吴觉农纪念馆。刘云耕同志提出“希望大家向吴觉农学习，进一步研究吴觉农茶学思想，做好弘扬茶文化的工作。”为了普及茶文化，百佛园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开展各种公益性活动。

这些年，刘启贵为这座吴觉农纪念馆操下了无数的心。建馆十三年来，他出刊简报、特刊11期；举办诸如纪念会、研讨会、茶文化、茶道茶艺、茶与健康报告会、推介会、讲座、文艺演出等各类大型活动44场次；接待参观团体如地方人大和政协30批次，文化交流协会54批次，大专院校34批次，中国茶文化研究会24批次，企事业组团35批次，来自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台湾的客人25批次，中小学青少年组团24批次；累计接待参观者10万人次之多。

这些大大小小的每一个数字，都倾注着刘启贵的心血，注释着他日复一日的不辞辛劳，和年复一年的不改初心。2016年吴觉农纪念馆新馆正式落成。新馆耗资3千万，用时2年多。新馆之落成，使刘启贵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他说他从心底感谢许四海先生“救了”纪念馆，他说如果吴觉农先生在天有灵，一定会为后辈茶人的这份真心感到欣慰。只是也许他不知道，八十几岁高龄仍如一名青年志愿者般跑前跑后、不知辛苦、不计回报的他，也早已被年轻的茶人们尊为努力学习的好榜样。

七、刘启贵与上海市茶叶学会

1983年7月29日，上海市茶叶学会在风雨中成立，于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五年的历程。它的来龙去脉与刘启贵息息相关。

三十五年前，经过老一辈茶人多年的攻坚克难，千辛万苦，终于突破了“上海南京路不产茶没必要成立茶叶学会”的禁令，使上海市茶叶学会在市科学会堂正式成立了。毋庸置疑，筹建上海市茶叶学会的功臣们为上海茶界和茶人栽下这棵“大茶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学会一届理事长蒋励（1983-1988年）；二届理事长钱樑（1988-1993年） 带领一届、二届全体理事和广大会员在“ 一穷二白三无”（ 无固定办公室、无固定年轻专业干部、无活动经费）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取得显著成绩，使原属于市科协农学会下面的二级学会的“上海市茶叶学会”晋升为市科协直管的一级学会。学会三届理事长程远庄接任时，在科协系统内依然排不上队，在农口群中也是无名小弟弟——穷学会、小学会。刘启贵作为三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堪称上海市茶叶学会的热心人、践行者和领头羊，带领学会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斐然。

第一，培育推广“少儿茶艺”。上海“少儿茶艺”始于1992 年8 月18 日。闸北区沪北新村小学成立了沪上第一支苗苗少儿茶艺队。1993 年，“少儿茶艺”开始推广全市、走向全国。1995 年在外滩陈毅广场、1997 年在黄浦公园内连续两次举行声势浩大、规模宏伟的大型广场茶会。每次活动都有成千上万市民参与。1997 年1 月上海“少儿茶艺”赴京汇报演出，交流推广，轰动了北京城，忙坏了中央台。1999 年又在南京路步行街举行“千人泡茶万人品茶会”等，向市民展示了茶的魅力，普及了茶知识，弘扬了茶文化，取得了更好的社会效应。促进了少儿茶艺进学校、进课堂的进程，使申城少儿茶艺一直处于红红火火的全国领先地位。

第二，联合举办国际茶文化节。1994 年，上海市茶叶学会、市文联、闸北区府在宋园达成共识，联合举办首届“上海国际茶文化节”。首届上海国际茶文化节在闸北公园顺利举行时，1000 多人冒雨出席。接着，每天举办一个活动，举行学术研讨会，举行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品味极高的“名茶品尝会”，举行“茶节”闭幕式。文化节活动由东方电视台直播，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如今此“茶节”已连续举办了25 届，年年出新，精彩纷呈。

第三，支持办好“空中茶馆”。在全国著名相声大师候宝林先生建议下，“空中茶馆”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于1992年4月正式播出。它像一声春雷震撼了上海茶界、全国茶界。通过电波弘扬茶文化，传播茶知识，深受听众和广大爱茶人喜欢，收听率一直攀升，也多次获得广电部、中国广播学会和上海广电嘉奖。“空中茶馆”不仅在上海影响深远，在上海周边地区以及港澳台、新加坡等地区也深受听众喜爱和欢迎。刘启贵对新生事物“空中茶馆”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

第四，坚持民主办会集体领导。刘启贵协助理事长坚持民主办会，集体领导，广大会员心齐气顺，共同努力，使学会知名度大大提高，从无名到有名，走向成熟，并获得上海市科协“星级学会”等殊荣，进入先进社团行列。2008年，中国科协授予上海市茶叶学会全国省级学会之星“十连冠”、全国省级学会之星20强、全国省级学会最佳单项50强的三项殊荣。

第五，为上海茶业职业培训尽心尽力。1998年6月，学会在多方努力寻求办学合作伙伴的过程中，最终与海艺职业学校谈妥联合开办《茶艺餐旅专业班》的有关事宜，并于当年9月开出第一期茶艺班，有学生39人，学制2年。学会组织一批专家在暑期抓紧赶写茶叶概论、茶的历史与文化、茶的审评技术、茶艺等教学讲义，为以后正式教材的编写打下基础。2001年10月，市职业培训指导中学职业开发处把茶艺师列为社会力量办学专业设置标准开发项目，茶艺培训逐步进入培训指导中心专设的课堂。在创建茶艺师专业培训体系的过程中，上海市茶叶学会的努力具有开创性，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第六，积极组织各类茶文化活动。1994年以来，闸北区从区政府到各街道社区对“茶文化进社区”活动都比较重视，形成了“一街一品”的茶文化特色项目：如共和新街道“马大嫂茶艺”、天目西街道“千户茶对联”、宝山路街道“茶故事演讲”、芷江西街道“聋哑人茶座”等等。这些特色活动，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知名度。1996年4月学会编辑出版《科学饮茶100问》，大受数万市民欢迎。2005年4月组织讲师团进行50场茶科普讲座；2007年，讲师团为26个街道5000多市民传播茶艺知识、技能；2008年，仅闸北区就举办13场“东方讲坛、泡茶讲科学、品茶讲艺术”社区普及型系列讲座，直接受众人数超过4000人。学会还积极响应杭州茶界发起的“全民饮茶日”活动，连续五年开展“全民饮茶周”系列活动，在全国范围的影响越来越大。刘启贵带头联合行业协会和新闻媒体等，倡导所有茶企、茶城、茶馆、茶铺等，免费提供部分茶饮，发放科学饮茶、艺术泡茶小册子，组织“千名”或“万名”志愿者上街宣传、举办茶文化展示专场，营造浓厚的茶饮氛围。

（本文刊载于《中华茶人》第83期）

（图片来源：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