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茶在宋代时 进入极盛时期 而盛极必衰 这也是事物发展的趋势

末茶在宋代时，进入极盛时期，而盛极必衰，这也是事物发展的趋势

这样的饮茶斗茶法，普通百姓自然是难以企及，难以负担的；饮用末茶越来越成为名士们彰显品位财富的一种方式。这种畸形的繁荣，造成的后果便是末茶饮用失去了民间基础，如同拳养的金丝雀，一旦主人临难，自身也是朝不保夕，难以为继。末茶发展到宋代，进入极盛时期，然而盛极必衰，恰恰是事物变化发展的道理。

早在唐朝陆羽时，民间饮茶的方式就不局限于末茶、饼茶，而有所谓的“疮茶”——“乃研、乃熬、乃炀、乃春，贮于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掩茶。”“即将茶放入瓶罐中，用汤水浸泡并饮用。这种与煮饮煎茶相比，颇为简便的饮茶方式，虽然陆羽认为不免粗鄙，但客观来说，恰恰是乡村野夫，普通农户们日常的饮茶方式。

在唐代，饮茶之风非常盛行，在许多大城市地区，更是家家户户饮茶。虽然我们在前文中提及，煎茶饮法是彼时的主流、正统方式为文人名士所接受，然而此时寻常百姓饮茶的方式，已经和贵族僧侣等上层发生了区别。据陆羽《茶经》记载：“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研、乃熬、乃场、乃春，贮于瓶岔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疮茶。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

陆羽在这里总结了民间的多种饮茶方式，如把茶叶放在瓶子器皿中，用开水冲泡的“庵茶”；用多种调味品和各种材料混合煮饮，瓢去茶沫的茶汤等。可以看出，陆羽对于这样的饮茶“习俗”，态度是鄙弃的，认为这样的茶汤无异于沟渠里的废水；同时，他也无奈地承认，这种饮茶方式在民间延续不已的。其中，痞茶的饮茶方式应该就是冲泡茶的维形。

宋“南渡以后，茶渐以不蒸为贵”，而在民间，南宋及至元代，“重散略饼”的倾向己十分明显。宋代茶叶生产开始从团茶向散茶转变，北宋时还是团茶为主，到南宋年代散茶就很普及了，改变了元以后茶叶的生产和饮用。散茶又称“茶叶”、“草茶”，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述：“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淅。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沽（1034——1038年）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腊茶”是建安一带对团茶、饼茶的俗称。欧阳修不但证实其时片茶、散茶已各自形成了专门产区和技术中心，还诞生了名品。宋末是叶茶复兴的萌芽时期。宋代“清饮法”使散茶在江浙沿海一带迅速发展，杭州西湖茶区早已流行“叶茶”，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喜爱江、浙、皖的叶茶了。

在元代，浑煮茶芽、叶茶的饮茶方式日益普遍，从元代的文学作品中可获得印证。在宋代时，描写“点茶”、“斗茶”、“分茶”之事的诗文俯仰皆是；而在元代，则较为少见。元散曲、诗歌中更偏爱提及“煮茶芽”，如：“有客来，汲清泉，自煮茶芽”；“石鼎内烹茶芽，瓦瓶中添净水”。此时，“煮茶芽”已经取代了点茶，被视作文人闲适生活、名流风雅乐趣的一项重要内容。王祯在《农书》中云：“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点茶）者甚少”，也侧面印证了元代时，南方“煮茶芽”的饮茶方式已占了上风。此外，与宋代青白茶绝配的黑釉盏流行一时，但元代时，就变为青白茶盏更受追捧，这种变化无疑也反映出饮茶方式的改变”。因此，可以说元代是我国饮茶方式的一个转变期的起点，“点茶”法续存，团饼茶主要作为贡茶，扔保有“天下第一茶”的称号；但是民间一般饮叶茶散茶，采取“烹茶芽”的饮茶方式的愈来愈多，也为明代冲泡茶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花茶，始于我国的宋朝，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最早的花茶加工中心在福建福州，这与当时福建作为贡茶产地的高超制茶术有密切联系。在北宋时期，福州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茉莉之都，所产的茉莉花茶甚为名贵，是当时世界香料和茶叶贸易中心之一。及到南宋，苏杭一带也开始生产花茶。明代时花茶加工技术有了较大发展：清朝年间，花茶更是大量出口，畅销欧、美和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