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暇亦学的总务长”
眼前摆着一本当代著名学者郑天挺先生的日记，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没顾得上看。
读别人的日记，总有点儿不好意思，觉得跟偷窥人家隐私似的。国人好这一口儿的有很多，我则没有这个癖好。不过研究历史，就得什么都看，“世事洞明皆学问”；更何况日记里往往还会记下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和想法，凭借这些内容，说不定还能破解某些历史的迷案。想到这一点，还真的让人有些兴奋。
不过我不研究近现代的历史，又不关心狗扯羊皮的八卦，读晚近学人的日记，吸引我目光的，还是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最主要的是他们的读书生活：读了哪些书，有了什么心得体会。过去读过的这类日记，最喜欢的，是清末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再往后，是《邓之诚日记》（《邓之诚日记》，国图出版社的影印本，模糊过甚，要是有人能够将其标点出版，或是重新制版，做出更为清晰的影印本，将嘉惠学术学人，功德无量）。
现在读到的这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同年4月第二次印刷本），记读书和读书心得的内容，都不像上述两种日记那么多，郑天挺先生读书的范围，也不如李、邓二氏广。这固然与个人的学术经历和兴致有关，但更与这一时期艰难时局所能提供的读书条件具有很大关系，还与郑先生在这一时期内的一大半时间都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此前亦身任北京大学秘书长这一情况具有直接的关系：繁杂的行政工作，严重影响了他个人读书问学。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封面
远离书窠北平，一大堆教授学生，战火纷飞中骤然之间会聚在天之边，云之南，加上物价腾升，书籍之稀缺难求，是可想而知的。但究竟稀少到什么程度，在读到这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之前，我还是无法想象。
《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教授最最基本的书籍，可是西南联大的这些教授们，却没人有能力把这样的必备书籍带到昆明。《日记》1938年12月末日记云：
此间少书，史书尤鲜。余有《隋书》、两《唐书》、两《五代史》，并借孟真（傅斯年）之《明史》。从吾（姚从吾）有“前四史”及《宋》《辽》《金》《元史》，在友好中已少见。今日与从吾谈，欲两人合成《念四史》。从吾购《北周》《北齐》《北魏》《北史》，余购《晋》《宋》《齐》《梁》《陈》《南史》。倩毛子水商之中华书局，允照九折价购《四部备要》本零种，惜南、北两《齐书》均无书。
此情此景，用窘迫来形容，已经不足以表述，只能说是狼狈不堪了。
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绝大多数书版本的选择，质量都很差，甚至可以用很荒唐来形容，对于深入的学术研究来说，只能是凑合着看而已；况且郑天挺先生和姚从吾先生已有的《二十四史》零种，有的连《四部备要》都不是，譬如郑天挺先生用的《新唐书》就是同文书局石印本（《日记》1938年3月21日），而同文书局石印本《二十四史》同样不是什么学术善本。
好的《二十四史》版本，在当时最常见、也最便于学者使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然而，在连《四部备要》都买不起、也配不齐的情况下，想要拥有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更是过于奢侈的愿望了。
于是，我们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就看到了这样的记述：
子水（毛子水）得百衲本《廿四史》零本四百本，惜无全者，不知谁家散出或窃出者也。余欲检留数册备剪裁。（《日记》1942年2月5日）
又：
向子水分得《明史》、两《唐书》、《隋书》。《明史》缺二十一册，《隋书》缺二册，《旧唐》缺十八册，《新唐》缺十九册。书极精，而令人一见即生不快之感。（《日记》1942年2月11日）
好书是好书，可是残缺过甚，没法读了，只好留下，以备按需裁剪，当数据卡片用。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即使是像这样的残编零册，在当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郑天挺先生学业广博，涉猎的学术范围相当宽泛，但明清史，显然是西南联大时期他就重点关注和主要从事的一个领域。研究清史，有一部很重要的基本典籍，这就是蒋良骐的《东华录》，或为与清末王先谦编著的同名书籍相区别，称作《蒋录》。郑天挺先生记述他在西南联大时购置此书的经过说：
心恒（邵循正）来。二十六年，心恒在长沙购《渊鉴类函》一部，湘版纸劣，价十圆，邮寄来滇所费二圆余，在蒙自以赠予。余屡移居，移费且过之。书既无用，今与心恒商，托五华社售之。社为李某人所开。李前充北大研究所号房，人甚好，年近七十矣。书凡百六十本，余以询之，以为可定千六百元，亦奇闻矣，然莘田（罗常培）尚谓可两千余圆也。偶于书架上见残本蒋氏《东华录》五册，索价七圆，而其账上登记凡七册。询之，无有。余为之清检架上，果于他架又得两册，狂喜携归。细检凡缺者：首册卷一至卷四，第七册卷二十二至二十五，存有第二、三、四、五、六、八、九各册，至卷三十二而止。案蒋氏《东华录》共三十二卷，通行本凡八卷，余求之数年未得，北大图书馆亦无其书。北平图书馆收藏两部：一为抄本，余尝借读之，惜不忆其卷数；其余一部不知其抄本抑刻本矣。今此书凡三十二卷，盖完本也。然何以钉为九册？若其后仍有别册。但三十二卷已及世宗之崩，其后更记何事耶？此不可解也。此书校刻尚不甚劣，书皮内有棉纸衬叶，似是西南装订之本。虽缺两册，抄配匪难。近日无意中得此寤寐以求之书，此必吾稚眉夫人默佑之也。（《日记》1942年9月5日）
除了此书被装订成九册这不大合乎常规（古书若至六册以上，其册数多订为偶数），显得有些怪异，以及对“西南棉纸”的识别之外，郑天挺先生这里所谈对蒋氏《东华录》的认识，颇有差误（所说“通行本凡八卷”尤谬），这是另一个问题，留待下文再说。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像郑天挺先生买到的这种《东华录》，本来一点儿也不稀见，在昆明找到一部缺了八卷的残本还如获至宝，则显示出当时在昆明想读一些很基本的史料都不那么容易。
更能说明当时得书不易的事例，是郑天挺先生在1944年12月12日写下的一条纪事：
余既为《清国姓臆测》，忽检书目，知朱逷先（朱希祖）先生有《后金国汗姓氏考》，载《蔡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久求未获。昨日下课，闻之欧阳琛，青云社有寄售一本。力既不能得，乃就读之。与余立说迥异，心乃安。
这本《蔡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全称《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是近代以来学者祝寿文集质量、档次最高的一部，可谓空前绝后，郑天挺先生疏忽未能注意到朱希祖先生发表在上面的文章，大概是由于操劳行政事务过于繁忙所致。这本祝寿文集，是被列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分作上、下两册陆续出版的。上册出版于1933年，下册出版于1935年。朱希祖先生的文章，编在上册里面。从文集出版，到抗战全面爆发，北大、清华等校迁往西南，不过四五年时间，像这样北平新印未久的书籍，郑天挺先生在昆明竟然“久求未获”，好不容易在书店里遇到一本别人寄售的又买不起，足见当时读书做学问的条件差到了什么程度。
不过与此相比，对郑天挺先生读书治学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等行政工作。我们看下面这一段由于中文系教授开课等事使他面临的麻烦：
饭后，清常（张清常）告以昨日中国文学系情形。膺中（罗庸）、一多（闻一多）皆欲开《楚辞》及中国文学史一，相持不下。事前皆以语莘田（罗常培），而未加准备，遂成僵局。佩弦（朱自清）调停，同时并开。此例殊不相宜，然而已决定矣，奈何！奈何！又赵西陆提出论文，请升讲师，推四人审查，啸咸（彭啸咸）辞，莘田云“请为我分谤”。会散，泽承（游国恩）等相互云“此难通过之”。表示此事若传之于外，必多口舌，而今甫（杨振声）还，又必有是非也。莘田上学期欲开四小时课，下学期不开课，欲指导研究论文。一多闻之，亦云“我亦效法”；佩弦云“我亦不开课，或仅教大一”。国文系中，老教授惟四人，而今甫休假。此事传于外，亦将贻人口实。清常甚忠于莘田，而不敢自言。然昨晚莘田谈开会事，未及此数则，或不如是之严重乎？当婉言之。（《日记》1944年6月1日）
吃喝拉撒，杂事一大堆，已经足以把这个总务长弄得昏头涨脑的了，大教授，日常生活中也不过都是些如此这般的鸡毛蒜皮事儿。他们每一个人，或许讲过、闹过也就回家看书写文章，过自己的日子去了，可作为总务长的郑天挺先生，却差不多天天都是一地鸡毛。有一天，为写日记和出试题，郑天挺先生竟需要把自己反锁在屋中：“反扄房门，作书，记日记，出试题。数日来惟今日得此半日闲，然而研究考试又逼来矣。”（《日记》1940年8月13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忙里偷闲，还能坐下来稍稍读些书、写些文章，也已经是人中豪杰，寻常人是难以做到的了。
对于忙里偷闲强挤时间来读书，郑天挺先生是有特别的思考，并努力践行其事的。
郑天挺“及时学人”印章
郑天挺先生自号“及时学人”。本世纪初，南开大学受业弟子为其编辑出版文集，题作《及时学人谈丛》，就是以此自号名书。那么，郑天挺先生为什么要为自己取此雅号呢？我想《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如下一条记述，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答案：
为容希白（容庚）女琬书手册，用《淮南子》“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语。此世人之通病，余欲常以此自勉，且以勉人。琬肄业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三年级。（《日记》1938年4月16日）
缘此，自当奋发向学，不暇亦学，“及时”而学。
郑天挺先生在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之后不久，在日记中写有如下一段感想：
近读《越缦堂日记》，觉余之日记大可废。时事不书，个人之胸臆感想不尽书，读书所得又别书，每日徒记起居行止，大无味也。（《日记》1940年6月27日）
显
而易见，努力读书，写出一份清人李慈铭式的记录读书心得的日记，本是郑天挺先生倾心向往的事情。然而，学术之外的行政事务和社会工作，占去了太多时间，这使得郑天挺先生实在无法像李慈铭那样泛览群书并悉心揣摩体会书中载录的史事。
尽管如此，读书毕竟是这位书生的本分，这也是他的本色。1938年3月30日，初至昆明未久，郑天挺即意欲师法古人，为自己制定了每日读书的“日课”：
自移居校中，终日栖栖遑遑，未读一书，未办一事。翻检射猎，不足称读书也；工匠市侩之周旋，起居饮食之筹计，不足称办事也。常此以往，真成志气消沉之人矣。今略师求阙斋日课之意，每日读：史书，五叶至十叶；杂书，五叶至十叶；习字，一百；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此课程可谓少之又少矣，望能持之有恒。
实际上做到没有呢？繁乱的政务之中，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实际上不止是这样的“日课”无法坚持，就是针对读书所见所得写一些专题的札记（这本来是清代乾嘉以来学者们代代相承的治学办法），也是越来越难了。1940年8月17日，郑天挺先生很感慨地记述说：“不作札记者将一月矣，终日遑遑，不知所作何事。”“不知所作何事”这六个字，完全没有做过行政事务的学人，不一定很能明白当事者心里到底是怎样一种感觉。我阴差阳错地做过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位阶虽较郑先生当年的职务还有很大落差，但具体的感觉应当没有什么差异：真的是无聊至极，而且还无可奈何至极。当然，郑天挺先生还另有一番抱负，所以他能忍，也愿意忍，这是我等会儿再讲的后话。
学问是读书读出来的。尽管可用的时间相当有限，郑天挺先生还是在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不得其暇的日子里，勉力而为，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问题，也写出了一些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1938年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罗常培、魏建功、罗庸、郑天挺）
在他的日记原稿中，本来附有一些这一时期撰写的学术论文的底稿，但中华书局这次整理出版时，对曾经正式刊发的文稿，都略去不载，但存其目，感兴趣的人自可到郑天挺先生的文集中去查阅，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在这里，我只是随便另外举述几个小的事例，和大家一起体味郑先生的读书生活。
首先是读书治学的眼界和气魄。在1939年7月7日晚的一次友朋聚会上，郑天挺先生与蒋梦麟、沈肃文、樊际昌、张廷谦诸人长时间谈论北大、清华两校的学风。当夜，郑先生记述自己的看法说：“北大精神，全在一‘大’字。”所谓学风之大，当然主要是局面的阔展。就郑天挺先生本人而言，看这一时期读书的范围，知对隋唐与明清这两个时期，他都着力很深，这本身就已经很好地体现了北大学人为学局面之大。不过这都是当年的老话了，现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一个领域甚至一个问题翻来覆去地做一辈子，也并不稀见。此北大非彼北大。
做学问为什么格局“大”很重要？这是因为只有格局“大”，才能做得气势“通”。如上所述，隋唐和明清，是郑天挺先生齐头并进，关注较多的两个历史时段，通贯并观二者，就有可能会发现单看其中一端所不易注意或不易破解的问题。《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记述说，有一天，郑天挺先生在阅读《唐书》和《通鉴》时注意到：“其于玄武门太宗骨肉之变，所举建成、元吉欲害太宗之谋独详，且太琐细。”于是他参照清代史事推测说：“疑太宗即位，恐天下之议己，乃捃拾旧事，一一归罪于兄弟，犹之清世宗即位后历数诸兄弟之罪。史官毕录，盖为之失。”（《日记》1938年5月13日）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篡位登基以后，恣意篡改实录，丑诋乃兄建成与其弟元吉，唐人国史，亦因循载录其事，这一点，对比温大雅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郑天挺先生当时不便检索相关史籍，仅仅是在阅读《唐书》和《通鉴》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雍正夺位后大肆歪曲历史真实面目的做法，从而推断唐太宗当亦有过同样的行为。这一认识，合情合理，正勘破《唐书》和《通鉴》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所谓“史识”云者，即似此多由通博得来，而不是闭目塞听冥思苦想所能具备的。
所谓“通人之学”，动笔就会有所体现。如《日记》中所存为罗常培《恬厂语文论著甲集》所撰序文原稿，举述清朝著名学人的序文，以见为学术著作撰序，不当徒就“一书一事”以观之，免得堕入“空率酬应”的俗套，而评议罗氏文集所收十二篇文章，即遵循清儒成例，一一通观其学术旨趣，告读其文者，“分之可以明学问之流变，窥音义之精妙，穷旧籍之渊奥，衡作者之纯驳；合之可以为文字、音韵、训诂之通说，悟治学之轨辙”。要之，罗氏诸文，乃一如乾嘉诸老，“其所涉亦不徒一书一事已也”（《日记》1943年1月31日）。
同样通博的学识，我们在郑天挺先生为陈汉章作传时也能够看到：
草《陈先生汉章传略》成。为学人作传，当撮述其造诣所在与其渊源所自，此钱竹汀先生与刘申叔师作诸先生传之成例。伯弢先生著作均不在行箧，余但就其行述，略事编排点窜，殊不敢示人。从吾（姚从吾）怂恿再三，遂写以付《史学双周刊》。钱竹汀曰：“碑志之文，近于史者也。而其家持行状乞文者，未必通知旧章，秉笔者承其讹而书之，遂为文章之玷。”〔《潜研堂文集》三十一《跋道园类稿》〕今日之事颇近之，但子良兄弟所作行述当无讹耳。他日当另作之。（《日记》1943年1月31日）
现在常常有些学人，除了自己那一点“专家”之学以外，对什么都几乎一无所知，往往会偶然看到饱学宿儒之一两篇自己多少能看懂一点儿的专题论文，就妄自尊大，以为其技不过尔尔，殊不知前辈学术渊深源远，绝非今时浅薄小子所能轻易比拟。
如上述为人作序作传事所见，具备这些学养，实际上与所谓“流略之学”具有直接关系。旧时所说“流略之学”，也就是关于学术流变的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关于古籍目录的学问。
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出，郑天挺先生对这方面的知识，一直是比较关注的。譬如，唐人刘知几的《史通》，用今天的学术术语讲，是一部“史学史”名著，也可以说是一部评议史学著作的重要著述。其评骘唐代初年以前的史书史家，词语凌厉，多所针砭。然而，如同后来清人章学诚的同类著述《文史通义》一样，怎样写史书好，这事儿高谈阔论容易，实际操刀下笔，可不像写诗作赋那么简单。这是个苦活儿，也是个功夫活儿，还需要有特别的眼力和笔力，不是你以为自己有才就能做到的。做过一些具体的研究，或是在研究中多利用一些史书，往往就会明白，刘知几和章学诚的议论，很多都是大而无当的空话，诚可谓英雄欺人之谈。郑天挺先生在阅读《新唐书》时，特别注意到“《新书》二百二十三下《奸臣传》有柳璨，史称其强记，多所通涉，讥诃刘子玄《史通》，着《史微》，时或称之，惜其书不传”（《日记》1938年3月21日）。不知他读《史通》，是不是早就有过我上面所说的看法，所以才会如此关注柳璨这部早已失传的著作。
通过《恬厂语文论著甲集》的序文和对《陈先生汉章传略》的思考可以看出，郑天挺先生不仅谙熟逊清一朝的历史，而且对清儒的学术著述以及各门学术的源流也有很多、很具体的了解。
关于清人著述，时代虽近，有很多内容却不够清晰。现在我们了解清人著述最基本的书目，是《清史稿》的《艺文志》。在这一方面，《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还为我们留下一份重要的记录：
汤锡予（汤用彤）介绍朱师辙先生来谈。先生为朱骏声之孙、朱孔彰之子，清史馆开馆，分纂《艺文志》。今日扣以修《艺文志》时是否均以目见者为断，据谈《艺文志》原稿有二：一出吴士鉴手，一出章钰手。朱先生续纂初，以目见之书为限，期以五年。规模未具，而馆中以国民军北伐日亟，决提前付印。于是仓卒取吴、章两稿，剔复正类，遂成今日《史稿》之《艺文志》。惟付印时，金梁复妄有増易，已不尽如原稿矣。至朱先生目见之本，别撰《三馆目录》一书记其略。三馆者，清方略馆、清国史馆、及清史馆也。又谈及清史馆档案皆移之故宫博物院，其中多有可参证者。（《日记》1939年5月27日）
朱师辙先生后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版有《清史述闻》一书，所谓“清史”，指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清史稿》，载录相关编修文件并记述纂修经过，而书中对《艺文志》纂修过程的叙述，似尚不如上述说明简而得要。
附带说明一下，现在所谓经学莫名其妙地大盛于天下，而若真心研究经学而不是起哄架秧子搞什么读经救国，螳臂当车，阻碍文明的进步，那么，清儒的经学研究，应该是绝大多数研究起步的基点。
朱师辙祖父朱骏声，以经学小学著称，朱师辙承其家学，也对清人经学小学著述致力殊多。在《清史述闻》中列有一篇自撰《重编清史艺文志经部说明》，阐述了他对更好地编录清人经学著作的见解。惟时局动荡，世事变迁，其心愿始终未能实现。不过他写成了一部简明扼要的《清代艺文略》，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的1935年，由华西协和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为其出版，还是留下了对清儒经学成就的概括性认识。这部《清代艺文略》可以说是了解清人经学以及小学研究成果最好的一部基础性著述，时下却基本无人知晓。我曾得到一部某学人的批本，批注的内容，对原注有诸多重要补益，或即出于朱师辙本人之手。虽然很早就想把它标点整理出版，供大家参考利用，惜滥情过甚，每见猎心喜，纵笔所之，稀里糊涂地就不知道游走到了什么地方，不知什么时候能坐下来干这等乏味的苦事。
不管多大的学问，都是从基础做起的，读书当然首先要关注基础的知识。目录学的知识，是文史学者在广博领域内从事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而与此相比，对于时间、年代和地理空间的认识，或许更占有基础的地位。对这些内容，郑天挺先生也是相当重视。
1942年8月，新生入学考试结束未久，在一次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讲演时，他“以此次招生历史试卷之凌乱错误，证明中学生之常识丰富而观念不正确，于时间观念、地理观念尤甚。此其故盖在教本教材之不能接受或不愿接受，因而主张下列三点：一、增进兴趣与了解：（甲）加图表模型，（乙）加乡土教材，（丙）以人物为中心；二、养成正确观念：（甲）注意年代，于中国纪元外加公元，（乙）注意地理，（丙）注意编次”（《日记》1942年8月20日）。虽然针对的只是中学教育，但中学是大学的基础，高深的研究正需要依赖这种一般的基础。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原稿中一页
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郑天挺先生对与时间密切相关的天文问题，也充满了兴趣。如他对天象的关注，曾记某日“六时，见新月如钩，金星临其上，作*形”（《日记》1942年1月18日）。注意到金星与月亮的位置关系，这已经是很细致的观察了。前此我写文章论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事，知前人认识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金星的运行规律，不知道还有“明星（即金星）出西方”的事情，说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就对常见的天象不大关心了。不过现在印出的日记文本，其中绘图的形式，或有差误。盖新月的形状，在地面上看起来不会是的形状，而应呈形。不知是郑天挺先生当时随手绘图有误，还是现在的印本在排印时疏忽搞反了方向。
有意思的是，郑天挺先生见到“新月如钩，金星临其上”这一天是阴历十二月初二，而在初二这一天，通常是不大容易看到新生之月的。中国古代称每月第三天为“朏”，看字形就明白，指的是月亮初现的意思。后来在1946年3月5日，郑天挺先生在北平又一次注意到了新月，特地在日记中做出如下记述：
时六时四十分，忽见天空有微月，光甚耀。今日阴历为初二日，尚不易见月，惟高地或见之。余蓄疑久，在昆明时时留意，仍未得确证。今于北平复见之，岂旧闻不尽确耶？抑推算有误耶？往时尝以初二见月之故询之习地理者，未得解，仅告以回教徒以见初二月为吉庆，则非难事也。何以我国载籍又深异之耶？〔朱竹垞谓惟大同能初二见月，有诗，容查出。〕
初二的月亮，肉眼能够清楚看到的机率，毕竟较低，这里边道理并不深奥，不过郑天挺先生确实还是不懂天文历法的原理，所以始终懵懂其事。这一点，在他看待清代初年著名的杨光先《不得已》案时，也表现得非常清楚（《日记》之《蜀道难》1941年7月2日）。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那一时代以来绝大多数文史学者难以突破的一个局限，顾炎武所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那个年代，毕竟已经逝去很久很远。
谈到基础文史知识的欠缺和局限，古籍版本也是郑天挺先生相对薄弱的一块短板。前文所说蒋良祺《东华录》的问题，就明显透露出这一点。盖蒋良祺《东华录》初仅以写本流传，世不多见。其书初刻于日本，时为日本天保四年亦即清道光十三年，这是迄今为止，蒋氏原书唯一的刻本和印本，而中国在道光年间以后流传的各种题作蒋良骐《东华录》的刻本，乃至现在通行的西式印本，无一不是奕赓的《重订东华录》，已经迥非蒋氏原书的本来面目（拙文《从清宫秘藏到日本官板——记和刻本蒋氏〈东华录〉》，对此有详细考述，文刊《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2016年11月），而道光年间以后中国国内的各种刻本印本，实际上并不稀见，郑天挺先生说他在北平“求之数年未得”，正说明他对古书旧刻并不讲究，并没有像邓之诚先生等人那样与古旧书肆有密切的来往，所以才会出现上述情况。
郑天挺先生对古籍版本的隔膜，还可以从下面这一条读书日记中看出：
读《新唐书》。向以为同文书局景印书籍最可信，连日读《新唐书》，见讹误不少。（《日记》1938年3月21日）
他当时使用的《新唐书》，是同文书局影印殿版《二十四史》本。这殿版《二十四史》，质量本来就不高，当时讲求版本的学人，对它并不重视；况且同文书局的印本，其底本还存在其他更严重的问题。对此，与郑天挺先生约略同时人钱基博就有很清楚的认知：
光绪间，泰西石印法初传至中国时，粤之徐氏创同文书局，印精本书籍，最著名者为覆印武英殿《二十四史》，皆全张付印。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迹漫漶，乃延人描使明显，便于付印；又以书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讹谬百出！尤可笑者，自《明》所据乾隆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无《旧五代史》，又未见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辄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版心，亦题乾隆四年。书估无识，有如此者！然世乃以其字迹清朗，称为佳本！（钱基博《版本通义》卷三《读本》）
对比之下，足见古籍版本之学确非郑氏所长。其实学术谁也做不到全知全能，有所长，必有所短；况且时代和身处的位置，都要求郑天挺先生最好能具有相应的外文能力。于是在繁杂的公务之外，他还要花费一些时间自学英语（《日记》1940年6月2日、14日），这也要耗去很多功夫。后学晚辈没有必要对任何一位我们钦敬的长者盲目地无限崇拜就是了。
在另一方面，对金石文字、书画篆刻等项内容，郑天挺先生则显然颇有兴致。在这一方面，《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所记对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稿本》的考订，似乎最能显现他的情趣。
盖阮氏《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乃于嘉庆九年成书，系萃集并世十二学人所蓄以及本人旧存金石搨本，以接续宋人薛尚功在绍兴时期刊布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自言“薛尚功所辑者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六十，数迨过之矣”（《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首阮氏自序）。这是在乾嘉考据学日益兴盛的学术风尚下，学人为更加充分地直接利用早期史料而形成的一部金石学名著，也可以说是一部在当时具有一定集大成意义的巨著，当然对推动古物鉴赏的风气也具有重要影响。
郑天挺先生看到的所谓《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稿本》，虽然没有清楚说明其版本性质，很容易给人以直接观摩手稿的印象，但实际上应该是光绪末年由朱善旗氏石印的东西。朱善旗父为弼，也很喜欢搜集研治三代吉金铭文，是阮元辑录旧搨的十二家学人之一。朱善旗印行的这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稿本》，只是阮氏《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一小部分内容，其间既有朱为弼的手迹，也有许多阮元的笔墨。朱善旗在此石印本上附有题记，判断乃其父书稿先成而被阮用作己物，以致如郑天挺先生所云，此“稿本”一出，“世亦以此为文达盛德之累”。
并不研究上古三代历史问题的郑天挺先生，是特地从罗常培先生那里借来此书阅读的。我想，此举应该更多出自他对古物的兴趣。为一探究竟，郑天挺先生竟连奋三日之力，在日记中举述十证，详加分析，终于辨明真相，盖“阮氏之书实萃诸家之说之长，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尤非掠人之美。其纂辑之任委之朱右甫（德勇案：即朱为弼），而阮氏亦尝自撰述其定本，更经诸家参订〔故稿本与刻本颇有异同〕，非全出之朱氏，尤非朱氏先有成书而阮氏借名刻之也”。
这是一篇很精湛的考证，对了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这一名著的成书过程，颇有帮助。有意思的是，郑天挺这篇考据文字，是写在这一年旧历年底的腊月二十八至大年三十这三天之内，其兴致之高，亦技痒难耐，于此更彰显无遗。就在动笔写这篇考据文稿的那一天，郑天挺先生和魏建功、罗常培一同逛古玩店，其间罗常培和魏建功各得一砚，而他本人一无所获，回家后在日记里悻悻然记下一笔云：“玩物丧志，而贪嫉之念随之。今后拟不再寻求，且不复为友好寻求矣。念之念之。”（《日记》1938年1月28日、29日、30日）是不是真的摒弃了这方面的癖好，不得而知，不过一般来说，这恐怕比戒嫖戒赌更难。
对古董文物的喜好，对历史学者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如常语所云，技不压身。这些古器古物、古刻古铭，会使你更贴近逝去的历史，而贴近了，才能有细致入微的体会。在这里讲句胡话，这样的体会，或许可以藉用“体贴入微”这句成语来描述，至于别的学者能不能也有这样的感觉，就看你自己了。
今人伪造的所谓慈禧诏谕
由于后来集中精力研治清史，这种爱好，使郑天挺先生对清代的文物，更有深入细致的了解，这也为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研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年在美华人“保钓”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候，有地痞无赖，伪造了一件所谓慈禧诏谕。诏谕中讲老佛爷曾把钓鱼岛赏赐给了大臣盛宣怀，文曰：“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 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世设药局，施诊给药, 救济贫病, 殊堪嘉许。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 供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光绪十九年十月。”当时和后来，乃至今日，一直有人试图以此为据，来证明大清王朝拥有钓鱼岛的领土主权。
吴天颖先生在研究相关问题时，曾向郑天挺先生请教这件诏谕的真伪，先生当即清楚答复如下：
第一，材质不合一般上谕：在所接触的清代上谕中，均为普通白折纸写就，向来没有用棕红色布料书写的。第二，书写习惯不符：光绪时代，如系光绪帝根据皇太后旨意发布诏谕，写作“朕钦奉圣母（或‘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如系由皇太后直接发布，当作“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第三，“慈禧皇太后”大印，有异于清廷一般诏谕上所用玉玺，后者为满、汉文具列，即印框右行为篆文，左行为满文。第四，“御赏”腰章不用于“赏赐”，而用于书画等艺术品的“鉴赏”。（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对于具有相应学术素养和基本学术质量的学人来说，结论不言而喻——这是一件赝品。技到用时方恨少。业师黄永年先生常对我讲，一个好的学者，或者说真心向学的学者，应当努力做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该用什么，就拿出什么，这才能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而不是自己师心自造一个模式，逮着啥都死乞白赖地往里套。真正做到这一点，恐怕很不容易，甚至谁也做不到，至少是不会做得很好，但先得有这个意愿、同时也有这个情趣，才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也就能把学问做得更博更通一些，这样才能得更加心应手地做研究。换个角度看待这一学术素养问题，可以说只有这样，一个学者才有可能坦然面对随时出现在眼前的问题而对其加以探讨，而不是永远只研究自己给自己制造的那一个问题。
作为一介书生，郑天挺先生喜好读书，喜好治学，却难得有暇读书，这当然不是由于玩物丧志，而是他所担任的行政工作，让他无法一心一意地读书治学。这样的窘境，并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找的，是他自作自受。现在我们来评议郑天挺先生的处境，很难说是悲剧，还是正剧，只能说是历史赋予他的命运。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是古来读书人胸怀的理想，困守书斋，不过是很少一小部分书呆子想要的生活。近代以来，职业的分工日趋细密多样，大千世界中，能够有条件为读书而读书，还会领到一份过得去的薪水，当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然而社会毕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总需要有人在社会体系中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事因人成。这样的工作，由好人来做，还是由不好不坏的人来做，或是让坏人来做，对社会生活的好坏，是有重大影响的，因而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好人，能够出来承担这样的工作，也总是会有那么一些人愿意挺身而出，为大家，为社会，来做这样的工作。
在学术界，出来做这种组织工作的人，最好是既以学术研究为人生理想，同时又把行政组织工作看作是践行其学术理想的举措。这样的人，现在虽然基本看不到了，但在民国时期，却是不乏其人，从蔡元培、胡适，到傅斯年、顾颉刚，都是一时人杰。完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组织工作，就没有那个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
当年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史念海先生曾颇有感慨地说，现在我们办那么多学术刊物，怎么没有一份能够达到当年《史语所集刊》的水平？这个问题，我们谁也不好正面回答，但当年的《史语所集刊》能够办得好，在具体的人事上，是因为有傅斯年在主持其事，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没有傅斯年，不仅不会有当年的《史语所集刊》，甚至根本就不会有那个人才荟萃的史语所。就我个人从事的专业历史地理学研究来讲，也可以说，没有顾颉刚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组织工作，如创办《禹贡》学会和出版《禹贡半月刊》等，中国就根本不会有历史地理这个学科。
所以，当我们今天谈起当年北大和西南联大的辉煌时，就不能忘记郑天挺先生这个北大秘书长和西南联大总务长为之付出的大量心血。
魏建功先生为郑天挺先生所刻“指挥若定”杖铭
郑天挺先生的天下社会怀抱，我们在他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1938年1月18日，当北大南迁，短暂居留于长沙的时候，郑天挺先生因与友人逛书肆，触物感怀，不禁引发胸中的情愫：
饭后偕雪屏（陈雪屏）、建功（魏建功）、莘田（罗常培）游玉泉街书肆。余得聚珍巾箱本《水经注》一部，价一圆二角。建功得《海陵文钞》一部，价三圆三角。莘田得曾文正尺联一，描金红蜡笺行书，文曰：“世事多从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上款为“云仙仁弟亲家性近急遽，纂联奉赠”，下题“同治元年八月”，盖书贻郭云仙〔松焘〕者也。众皆定为真迹，而价仅三圆余，尤廉。四时归校。……晚饭后毛子水来谈，因及莘田所得曾联。子水云其语盖出于陆桴亭“天下事何尝不是忙里错了”，又云曾文正尚有“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一联，尤为明言。子水尝自号“诗礼堂”，并撰联曰：“利民人序后嗣，哀窈窕思贤才。”又尝集《文选》“飘飖放心意，窈窕究天人”、韩文公句“陋室有文史，冥观洞古今”为联，亦足以见其胸臆也。……晚，翻阅《八贤手札》，胡文忠称左文襄为老亮、郭意诚为新亮、郭云仙为南岳长老。吾自少心仪诸葛公，侪辈尝以丞相相戏。夏间留平守校，膺中、莘田、雪屏又戏呼为文毅。及决意南来，欲留衡山讲述，遂自号南岳僧。偶读诸札，不禁哑然。然诸贤宏济之略，又岂小子所及哉！勉之！勉之！
其“自少心仪诸葛公”一语，已经把他的人生志向表曝无余，而要想为社会成就一番事业，对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就要有曾国藩那样一种雍容的心态，即“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这样才能忍得住无赖，耐得住无聊。前面我们看到郑天挺先生在为自己制定读书日课时据依的成例，是“求阙斋日课”，而古人本来有许多这类读书日课，所谓“求阙斋日课”乃是曾国藩的读书安排，郑天挺先生在思量读书进程时首先想到这一“求阙斋日课”，无意间正透露出他对曾文正公经世功业的景仰。一年多以后，罗常培女弟子张某写录辛弃疾《水龙吟》“渡江天马”词为郑天挺先生四十一岁生日贺寿，先生就此记云：“余最喜此词‘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况有文章山斗’数语。”（《日记》1939年8月18日）这愈加阐明他想要为社会建功立业的心愿，这也可以说是郑天挺先生一生关节所在。我们今天亦须先明此心此意，才能读好读懂这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知晓其读书做事的精神境界。
2018年9月28日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