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你上大学的第一课吗？来听听北大中文系的吧

“生于非典，考于新冠；见证历史，高考延期”。史上“最难”高考生，终于要迎来自己的开学季。

又是一年迎新季，看到校园里满是青春洋溢的笑脸，是否又会勾起你对初入大学时的怀念？

你还记当年你进入大学时的第一堂课吗？

当时还是萌新的你，或许会早早来到课室，挑选最前排的位置；或许会因为不熟悉校园，差点错过大学的第一次点名；或许会趁着课间的空隙，和邻座的同学聊聊家乡风物……

转眼，当年的“小鲜肉”可能已经成为别人口中的学姐学长，忙于学业、忙于实习；可能早已阔别大学校园，“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奔波于“996”的生活。但偶尔慢下脚步，你是否会想起刚入校园的自己，青涩懵懂，却又对未来充满好奇与期待。

还记得刚入学的你，在想什么吗？

我的专业是什么？

我未来能做什么？

大学我该怎么过？

......

小朋友，你是否有太多的问号

当时的你是否曾期待，在开学的第一课上，就有一位“过来人”为你答疑解惑？

或许在北大中文系第一课上，你能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01

“上大学就轻松了”？——大学四年，我该怎么过

“上大学就轻松了”，这可能是每个经历过高三的人都会听到的一句话。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或许我们可以从谢冕先生的大学生活找到答案。

谢冕，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及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

“三点一线”的大学时代

“宿舍—饭厅—教室或图书馆”，是谢冕雷打不动的生活路线。

要说真的有变化，那只能是图书馆的座位又“抢”没了。当时条件不比现在，图书馆座位太少，学生们一下课就得冲过去“抢”位子。拿不到座位的人只好回到宿舍读书、学习、写字。对于当时的谢冕来说，在图书馆找到一个座位，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即使到了晚上，谢冕依旧不闲着。他的床头永远放着一叠书，翻看，做笔记是他每天的固定动作。

勤奋总会得到回报

当年在跟随王力先生学习古汉语语法的时候，谢冕咬着牙，读完了先生列出的极长的书单。谢冕现在回想起来，这份书单正是他的老师依据自己的治学、研究与自己的一生积累而列。借助这份长长的书单，谢冕跨入文学领域的大门，为他将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要拒绝那个长长的书单”，谢冕在中文系的第一课面对刚入学的学生们这样嘱咐。

“比起他，我不太用功”

纵使勤奋如谢冕，在他的身边，依旧有能让他顶礼膜拜的“学霸”。他大学寝室的室友有着一张满满当当的课程表。除了必修的课程，其他空白时间都被自习和各种阅读书籍的名目所占领。

这位同学后来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如今在复旦大学任资深教授。同时，他还是宋代文学史的专家，并在苏轼研究上，占的国内第一把交椅。学习得下苦功，而这第一把交椅，就是他苦炼出来的。

谢冕在解答同学们关于“学业与娱乐的平衡”这一问题时回答：“体育锻炼、娱乐，要吗？要的。但学习时间是不能玩的，应该这么要求自己，苦一点，再苦也就是四年，而且也不饿肚子。”

02

“天下文章一大抄”？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治学品格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观点、论文、学术资料随处可得。想糊弄一篇课程论文？容易！

找到一个像样的选题，知网上输入关键词搜索，东选一篇，西摘一篇，最后再查重、降重，把字句被字句颠倒一下，又一篇学术垃圾诞生了。

“我们不生产知识，我们只是知网的搬运工”

知网的搬运工？这可不是学术研究该有的打开方式。

中文系第一课，陆俭明先生带你用正确的姿势，叩开学术的大门。

陆俭明，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60年毕业留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句法、现代汉语虚词、对外汉语教学等。著有《现代汉语句法论》、《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等，参与编写《现代汉语小词典》、《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等。

“请问几位？”——生活细节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陆俭明是个爱刨根问到底的人。生活中的小疑惑他总能想弄个清楚明白，而这种品质，使得他总能从生活中找到学术灵感。他所提出的会话原则就是从一个疑问来的。

现代汉语里面有一个量词“位”。在词典中，“位”有两个用法，一是只能用于“人”，我们从不会听到“我们养了三位羊”；二是“位”含有敬意，不用于自己一方。

例如，在介绍别人时，你可以说“他们二位是大夫”，但在自我介绍时，“我是一位研究生”，总觉得不自然，改成“我是一个研究生”则会更加自然且显得谦逊。

然而，在一次与友人的饭局上，陆俭明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当时他与教中国话的三位日本客人到北大附中附近的“新开元”吃饭。门口迎宾的服务员问：“请问几位？”，他脱口就答：“我们五位。”日本友人不解，便在席间请教，为什么用以表示敬意的“位”字，能用在第一人称“我们”上。陆俭明当时被问住了，只能用“这是语言习惯”来回复。

但这件事情成为他心中的一个问题。为了找到答案，他假扮客人，坐在“新开元”餐馆的厅堂，只为看顾客在回复服务员问题时，用的是“位”还是别的量词。

那天，他在餐馆门口调查了163拨客人，最后使用“位”字的顾客占到94%。回到学校，他向身边的学生询问这一情况。经提示，他发现，不但量词“位”字是如此，在日常对话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像是“一条狗”还是“一只狗”；“朝东去”还是“往东去”；“我马上就去”还是“我马上就来”，这些表述都会因为提问者的发问方式变化而发生调整。

受到这些日常现象的启发，陆俭明开始着手研究这一现象。通过翻阅国内外有关会话研究的文献，实地调查，他针对这种会话现象提出了一个——“应答协同一致性原则”。

从生活中看到一个问题，这或许不是太难；但真正将这一个问题变为学术灵感，这既需要扎实的学科知识，还需要不断发问、深入探究的精神。

“坚持继承、借鉴、怀疑、假设、探索、求证、循环往复、螺旋地上升”，陆俭明在中文系的第一课上对同学们说：“这21个字，是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学研究和汉语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

03

“读无用之书”？

——大学时读过的书，将受益终生

中学时代，手上翻来覆去的就是那几本教科书与辅导练习册。想看的小说、散文、诗歌总得让位于《五三》、《王后雄》。

到了大学，终于有时间在图书馆里选上一本自己心意的书，然后在馆里泡上一整天。

张鸣先生无比羡慕当今的大学生。

张鸣，1954年生，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4年本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执教至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等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宋元明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诗研究”、“唐宋词选讲”、“苏轼研究”等课程。曾被评为北京大学第四届“最受学生爱戴教师”。

高中时候，张鸣正遇上十年浩劫，大批文学作品被查禁，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找不到书来看。他戏称77级的同学们都患上了“阅读饥渴症”，只要一张纸上写有字，他们都会像捡起来读一遍。

当年出版刊物受限制，《无线电》杂志因为不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还能够继续出版。但这杂志里面，可半点风花雪月的文字都没有，里面全是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图，无线电的相关科普。

但因为当年缺少读物，无数可读，只能将这本说明文杂志翻来覆去的看，读到后面的结果是，他学会了组装六个晶体管的收音机。

上了北大以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星期天，图书馆的文学阅览室只对中文系的同学开放。每到这一天，张鸣便会和同学到那里霸着一个位子，从早到晚在里边读书，如饥似渴。

1978年5月，对于张鸣而言，是难忘的记忆。

那一个月，大批被查禁的文学作品恢复出版。例如外国名著，如托尔斯泰的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契诃夫的小说、莫泊桑的小说……再如中国古典《宋词选》、《唐诗选》……

这些书在新华书店上市的那一天，北大的学生，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都去排队买书。由于不同的店买的数量和品种不一同，大家都会分工排队。海淀街的新华书店，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全城的书店门口，都能找到在排队的北大学生。书买回来，就互相交换着看。那段时间，大家都一门心思地忙这件事，都抱着书，迫不及待地看。

但看书，可不只是看个热闹。一本笔记本、一支笔，是张鸣阅读时的好伴侣。

在他的大学时代，他的老师金开诚这样给他传授经验：年轻的时候，尤其上大学的时候，有了想法，就记下来。哪怕你是在床上，突然灵光一闪，你也应该马上从床上爬下来，把你灵光一闪的想法记下来。如果不记下来，那些想法一下子就过去了，记不得了。可如果记下来，等你到了四五十岁，打开笔记本一看，你会为你年轻时的敏锐而感到惊讶。金先生后来作的文章很多都是从年轻时的读书笔记中得来的。

在中文系的第一堂课上，面对十八九岁年轻的面孔，张鸣感叹，年轻的时候，总是头脑最为灵活，思维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将读书心得记录下来，就能建立和保持对文学作品的敏感度。纵使这种心得更多是破碎、片段的感想，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总会有丰厚的积累。

宋人说：“懒思天下无穷事，愿读人间未见书”，多读无用书，让自己享受来自阅读的快乐，享受来自思考的乐趣。

04

“焦虑迷茫”？

——面对未知的未来，

我们更该“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今年家里亲戚的小孩要填高考志愿，亲戚来询问关于专业填报的事情。但他来的时候，问的不是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问的却是这个专业的保研率是多少，出国深造比例是多少，将来就业年薪能拿多少万。

当听到这一问题，一方面确实可以理解，现在竞争大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为将来做好谋划总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对未来量化的估值和评判，像是把这大学四年，当成了一场冰冷的投资与交易，本科四年像是缺失了一点人文关怀。

中文系的先生们也认识到了这样的情况。

钱理群先生在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告诫学生们，要把握好大学教育与就业的关系。

钱理群，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已退休。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话说周氏兄弟》、《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走进当代鲁迅》、《与鲁迅相遇》、《鲁迅作品十五讲》、《我的精神自传》、《语文教育门外谈》等。

大学教育，应该是将自己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和谐的人”，如蔡元培先生当年在主持北大工作时所说“养成健全的人格”。夯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注重对自己必备素质、学养的培育，这才能真正回应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需求。应试教育和就业教育的逻辑是该打破了，不要再在这青春的时代，将自己委屈成一个应试机器和就业机器。

陈跃红先生结合自己担任研究生面试官的经历，对同学们这样说：“本科时是通识教育的阶段，‘杂’或许是正是现代学术所需要的。”

陈跃红，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他谈起同学们的学习规划，如果有一个学生确定自己的方向为当代文学，将来要读当代文学方向的博士，成为当代文学专业的大学教师，本科如果就专门钻研这个方向，不考虑其他。这样的规划是有问题的。这更像是一场职业设计而不是学习规划。

想成为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你该考虑的是有哪些学科知识需要掌握。在本科阶段，应该学习一切与它相关的学科。例如提供理论基础的文艺学、必不可少的语言学、提供国际视野的比较文学……本科是通识教育的阶段，弄清楚自己要准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去适应未来的职业选择，分清主次、循序渐进，这才是学业规划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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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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