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子水的文章大动干戈 《国故》竭力为自己“正名”
正面和新派短兵相接的,是张煊。他在《国故》第一期上的《言文合一平议》,前半部针对胡适“文学改良八事”中的“不用典”,极力申辩“典”并非陈腐可弃,但是张煊所说的“典”与《新青年》上说的“典”全不是一回事。后半部分主张“与其以文从言,无宁以言从文”,则是揄扬文言的“好处”。张煊的思路,大抵是先肯定旧学有其价值在,再试图用新的眼光来对其进行修正,重新赋予其新的意义,即所谓“发挥新义,刮垢磨光”。这是一条“改良”的路子,与《新潮》诸人的主张,缓急相去甚远。
所以他看到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时,就难免会觉得刺眼。毛子水断定:“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国故”虽然也应当研究,因为国故有“特有的长处”,也有“偶有的长处”,可以了解学术史,也可以吸引古人“疏证”的治学方式,但研究者必须有“科学的精神”,而且国故“比较起现在世人所应当研究的科学起来,直是‘九牛一毛’。宇宙没有限际,真理日见幽远,几段过去的历史,算得了什么东西?”对国故研究简直是不屑与闻。这不能不很伤害正在做这项工作的《国故》同人的自尊。
毛子水
张煊反驳毛子水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为“国故”争一个“今日世界学术上的位置”,他认为“科学者,世界各国古代学术思想所演化之物也”,借助毛子水的定义,将“国故”和科学挂上了钩,以证明“国故未死”,只要“国人之治之者尚众”,“为之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使之日新月异,以应时势之需,则国故亦方生未艾也”。针对毛子水认为中国国故对世界学术无所贡献的说法,张煊声称:“今之论学者,莫不分东西洋文明为二,且谓将来世界之文明必为二者配合而产生者。国故,东洋文明之代表也;欧化,西洋文明之代表也。今日东西洋之文明,当然处对等地位。”
张烜承认“输入欧洲物质文明,实亦今日当务之急”,至于精神学术,“特因历史上有特别关系,终不去己说之根株,不过借外说以补己说之不足耳”,关于“国故”和“欧化”的关系,他提出了有名的“造纸说”:
譬诸造纸,将来之新文明为新纸,国故犹败布,欧化犹破纸,为造新纸故,破纸固不可弃,败布亦所当宝,败布与破纸其能改造为新纸则一也。今执破纸以示人曰:是纸也,败布者非纸,持之无益,宜速弃之。彼造纸厂之主人,且从而笑其后矣!……吾人之研究国故,非为保存败布,实欲制造新纸。收拾国故之材料者,犹之拾败布之工人;整理国故,犹之退败布各种色彩污秽之化学工作,虽非亲自造纸之人,而非有功于造纸,则与造纸工人正等。
他认为指责研究国故者“无世界眼光”,是一种“谬见”,因为只有“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才是“无世界眼光”。“整理国故以贡诸世界学术界”,比起只知道“抄拾欧化”的人,对世界学术的贡献要大得多。
综观张煊这篇驳论,其目的无非是争取“国故研究”的合法性,在一个“咸与维新”的时代里,《国故》同人遭受的压力可以想象。对照《国故》对《公言报》和“林蔡争论”的态度,不难发现,《国故》竭力要将自己和“抱残守缺”如林纾之流区别开来。《新潮》攻击旧思想旧道德旧伦理最烈,《国故》并没有任何反应,但却为毛子水的文章大动干戈,正是要为自己“正名”。为此,张煊不惜将“国故”与“时势”扯到了一起,硬要为研究国故找出实用性,这在新派看来,恰恰是不符合“科学的精神”的,所以胡适指出:
“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
但是胡适同时也批评了《新潮》“太偏的地方”,认为“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然后胡适下了那个著名的判断:
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胡适
这算得是持平之论,《国故》诸君应该可以平一口气了——事实上,再想争辩也不可得,1919年下半年黄侃离京南下,11月18日刘师培病逝于北京,算起来,几位主要的学生编辑也到了该毕业的时候,于是《国故》只出了四期便不得不停刊。从此“整理国故”这个口号,反而要留给对《新潮》“出力最大”的胡适博士来倡导发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