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书店与旅行写作之间的神奇纽带

东京JR中央线西荻窪站前的今野书店，一家根植于社区的普通本屋。

森冈书店坐落在东京银座的“铃木大楼”一层，这栋历经百余年风雨的老建筑上写着“昭和四年（1929年）竣工、东京都选定历史建筑物认定”。

吉井画的书店图纸

《girls ZINE：写给女孩的ZINE指南》作者：（日）志贺隆生、市川水绪、泷坂亮 译者：黄薇嫔 版本：田园城市 2014年2月

《东京本屋》作者：（日）吉井忍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

旅行、叙事、异域、日常……这些概念在阅读文字的过程中展现。之前所有相关的体验，感受，终归都要回归到文字和书籍中，因此，存放这些书籍的空间就有了独特的意义。书店，它不仅是一个摆放书籍的场所，准确地说，因为书与文字的没有边界，书店这个空间本身也具有了某种无穷性。一个书店的广度不取决于平方面积，而在于书架上每一本书的质量。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便是一个对书店有着浓厚兴趣的人，她也喜欢四处旅行，但书店总能带给她更多的慰藉。日本人对书店有两种称呼，“书店（shoten）”和“本屋（honya）”。前者比较书面，后者则偏口语，带着一种亲切感，他们通常会在“本屋”后面加一个“桑”。对吉井忍来说，旧时家门口、车站前的“本屋桑”是属于童年的美好回忆。然而现在，这个守望着文学的空间正面临危机。而当书店的生存状况艰难的时候，这或许意味着，我们的旅行与阅读，也出现了相应的危机。

书店的出路和未来是什么？

生存所需的思维模式

新京报：《东京本屋》的创作期间，大量的书店关闭，同时不少书店以改变经营模式获得生存和成功，你觉得这是不是书业的转型时期？

吉井忍（以下简称吉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现了太多的书店，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小孩，家长都很愿意买书。那时候做书店是很容易的，只要开门就有客人来买书。而到现在这个买书卖书的环境中，你要开书店不是简单摆书就可以了，你要想各种办法。那能够想出办法的小书店还是会生存下来的。

这本书的出发点是写出独立小书店的生存状态。我选择的书店虽小，但是它们已经用自己的历史证明了它们所选择的生存模式是可行的。我没有去采访那些有名的东京大书店（例如位于代官山的茑屋书店）。我想描写的是一个人在不怎么赚钱的书业里怎样想尽办法生存，追求自己的理想。我想表达的是，其实还是有思考方式的。这些书店、店主各自努力适应社会的变化：举办活动、画展、售卖咖啡、杂货、建立品牌、书店概念化，例如“一周只卖一本书”或卖干净整洁的旧书。

新京报：你觉得书店有着怎样的空间意义？

吉井：我喜欢那些小书店，不用上楼，没有庞大的书架，一进去能看见整个店面，半个小时能走完的那种小店。毕竟书是哪里都可以买的，那你好不容易到一家书店，我更加看重的是跟店主的沟通，不一定是直接地说话那种沟通，可能是他怎样摆书，把一本书和哪本书放在一起，或一本书的分类。从这些细节我可以看出他的思考方式，或者说他想通过整个店来表达什么。

新京报：你所采访的书店中是否有尝试去改造书店的空间意义的？

吉井：也有吧，比如森冈书店很小（只有5坪，坪，日本面积单位，合3.3057平方米。），他的概念就是一周只卖一本书，不过店里还可以摆一些书的衍生物。一本书的利润其实不高，书店的利润主要来自这些作品的销售和展览的策划费。所以森冈书店的经营结构和普通书店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觉得很聪明。

店长森冈督行每周只卖“本周的一本”，将店内其余空间利用于以书为核心的艺术展览。比如说“本周的一本”，那周边物品可能是摄影原作、作者的手稿、创作手记。再比如绘制封面的插图师的画作，受某书启发的雕刻师的工艺品等等。开店那天吉井前去采访森冈先生，得知未来半年已经排满展览预约。小小5坪的书店人流络绎不绝。它不仅实现了书的衍生和立体化，也为作者和客人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启发的空间。

新京报：你在书中专访了“一个人的出版社”夏叶社创始人岛田润一郎，岛田先生认为图书的一种未来可能会像是CD一样，成为“爱好者的奢好品”。对于他的观点，你是否同意？

吉井：很有可能的。在日本的推特上，很多读者表示夏叶社出版的书非常精致，值得一直摆在书架上，不会卖给二手书店。岛田先生的书从内容，到封面设计、排版都很舒适，他提供了书的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可能以后纸质书并非是消费品，而是值得收藏的精品。

书店的都市社会意义

边缘化的群体和声音

新京报：你觉得独立书店在城市里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吉井：我觉得是体现一种包容性。我非常喜欢一家叫模索社的书店，因为它代表了东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比较弱小的声音，比如同性恋、“新左翼系”党派、在日朝鲜人等，被主流媒体忽视的那群人。你看书架时会发现东京有这么多的群体。我觉得一个城市里有这样一家书店，可以表达一个城市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我在模索社看到的是人们的欲望、希望、渴望的原型，也是原石。那些粗糙的外观（有些“书”是作者自己复印并用订书机订的）、不成熟的语言与插图（高中生办的同人志那种）、言论激烈的讨论（极右或极左等等）……模索社里满是理想、愤怒、人情的暴风雨，难怪这里找不到小清新风格的coffee table book。

踏进模索社，社员不会跟你说“irasshaimase（欢迎光临）”。店里看书、选书，店员也不会管你，反正他总是在忙别的事，不时有人来找他们。你离开时也不会说什么。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可能在这儿你找不到想要的书，但你总会感觉到，荒地般的自由和它的寂寞、宽容。

书店与世界的连接点

环游世界的书和爱书人

新京报：书中那些经营二手书店的店长在各国收集有趣的二手书和zine(一种独立出版、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反抗主流文化的产物)。旅行、流浪似乎和这些书店之间有一种神奇的纽带。

吉井：POPOTAME书店的店长大林女士最近迷上了韩国文化，她在学习韩文，并且经常去韩国活动。她之前跟我说，她在韩国也好，北欧也好，旅游时总是会去小书店。那些离日本很远的小书店里也摆放着奇奇怪怪的小册子，不去考虑商业价值，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看那些出版物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东京的朋友，会产生亲切感。所以他们去旅行并不是特别希望找新鲜的东西，反而是希望能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找到和世界的一个连接点。

新京报：听说你的旅行经历非常丰富，旅行对你的人生有着怎样的意义？

吉井：我的人生可以说是一直在旅行。我出生在香港，两岁时回到日本，可能是因为家里摆了很多当时从香港买来的东西，我对中华文化一直抱有兴趣。于是大学期间我申请奖学金到成都留学。在那里我真的一直在旅游，几乎不上课。我坐火车去到很多地方，比如兰州、新疆。那时候坐火车旅游需要好几天，我发现很多中国游客一上车就会跟陌生人聊天，比如“吃瓜子吗”、“吃水果吗”。我刚学会拼音，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可是看着他们热情的样子，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听懂，而且可以跟他们聊天的话，多么愉快，多么好玩。所以那时候我才决定学好中文。

我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申请了法国的工作假期签证，去法国南部务农。从法国回到日本，我很快就被公司派往菲律宾，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半。然而我一直跟老板说我蛮想念中国的，所以当他告诉我北京有一个位置，我就飞过来了。到现在为止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大概超过十多年吧。目前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中国。我太习惯流浪，好像待不住一个地方，我喜欢移动的生活，这能使我保持一种新鲜感。

新京报：在《东京本屋》的前言中，你说这是一本“用脚”写的书，因为你在创作的六年间四处走动，为什么选择这种写作方式？

吉井：这本书最初是为《都市画报》而写的，2009年我做了一篇比较简单的、报告性的文章，刊登在那篇杂志上。后来我回到那些书店，再次采访那些店主。开书店的人们多多少少有些奇怪，多多少少有些特别，每个人都很可爱。我觉得成为朋友之后，才能写出更多真实、有意思的故事。

新京报：你上一部作品《四季便当》和《东京本屋》的创作过程有哪些不同之处？

吉井：完全不一样！《四季便当》几乎是在屋子里完成的，那些便当也是我在屋子里做的，写作的环境非常的宅。几乎不用出门，也不跟别人沟通。我做好便当，拍好照片，然后靠自己的回忆来写一篇关于便当的随笔。而《东京本屋》需要大量的采访和沟通，获得素材的过程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说《东京本屋》这本书把一个日本宅女带到了屋外。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王子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