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大家田青：恩师杨荫浏是灯塔 是火炬
编者按：
田青是杨荫浏先生最后一个正式招收的研究生，也可以说是杨先生的关门弟子。除了上大课，杨先生给田青个人上课只有三次。但这短暂的三次课，却是一束光、一盏灯，可以照彻一个人的一生。多年后，田青遇到了太行山的盲人宣传队。他像当年杨荫浏先生抢救纪录阿炳的生平绝学一样，将盲宣队的歌手们带到北京的舞台上，带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他觉得，这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让他沿着杨先生开辟的路往前走。这是杨先生跟瞎子阿炳的因缘，传到了自己身上。还有那厚厚的由他苦苦搜集、后又因更换论文题目而放在一边的论文材料，三十年后也都重新派上了用场。
田青在"杨荫浏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
两天的纪念活动很快就过去了，很多人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感受到了杨先生的热度、他的温暖，感受到了音研所的热度和温暖。我们这两天的会，三个活动，我说是一个大的“套餐”。从我们的展览，到昨天晚上的演出，这一系列活动是想完成三个任务：
第一，是抒发我们对杨先生的景仰之情，抒发我们对音研所这座曾经托举出数个高峰的高山的思念之情；假如说第一个任务主要是“感情的”话；
第二个则是“理智的”“学术的”，就是希望通过这两天的研讨会和这一系列的活动，能够系统地、深入地总结杨先生的学术之路，能够看到这座高峰的各个侧面，能够为杨先生的功绩作一个准确地、客观地评价；
第三个任务，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接续历史，能够接续我们音乐学前辈们和今天青年学子的基因和血液，能让我们所有年轻的音乐学子的血管里流淌着先生的血液。现在看起来这三个目的都达到了!
我是1982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是杨先生最后一个正式招收的研究生，也可以说是杨先生的关门弟子。1984年的春天杨先生就走了，除了上大课，杨先生给我个人上课只有三次。这三次课现在想起来很有趣，主要是听他骂人，他骂人骂得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不懂音乐！”一个人不懂音乐，他认为这个人要不得。我现在记得有一堂课是骂赵沨，那天我到杨先生家去上课，进去的时候杨先生正在听赵沨在全国政协的一个讲话录音，录音里他在给全国的政协委员们讲邓丽君，说邓丽君是资产阶级音乐的代表人物，是洪水猛兽，要批判。杨先生就骂他“不懂音乐”。邓丽君怎么是资产阶级呢？杨先生在1982年的时候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他说，资产阶级是要听交响乐的，他们最瞧不起的就是邓丽君，听邓丽君的都是社会最下层的劳动人民。他说我们共产党应该反对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反对的我们应该拥护才对啊，怎么能说邓丽君是“洪水猛兽”啊？当时我如醍醐灌顶！我没有想到杨先生的思想这么解放，他不认为邓丽君是洪水猛兽，这一点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包括后来的老歌唱家王昆，在我们心目中是革命老区来的一个老革命干部，但是她第一个把崔健带到体育馆，让崔健的中国摇滚面向世界。所以我在想，一个杨荫浏、一个王昆，他们对待流行音乐的态度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集传统文人和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于一身的学术大家；一个是从解放区走过来的、做过东方歌舞团团长的老共产党员。为什么他们对待流行音乐不像“那些人”那样？为什么？还是因为如杨先生骂的那样，“那些人”“不懂音乐”？他们是真的懂音乐，他们对待音乐的态度、对待艺术的态度是真诚的，所以他们会有与“那些人”不一样的态度。
说起来，我不是杨先生的好学生。我们这一代人与杨先生的差距不以千里计。首先我的外文就不行，杨先生学贯中西。我学过的外语都忘了，根本不能用了，所以永远达不到杨先生的那个高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达不到杨先生的高度就放弃我们的努力。那么，我们如何继承杨先生的衣钵呢？当年，郭沫若去世的时候，我记得《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一大版为郭沫若去世写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是王力先生写的。他在文章里讲了一段话，大致的意思是：郭沫若去世了，将来，在他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可能有人超过他，但是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在他所涉及的所有领域里超过他。我觉得这句话同样适合杨先生。这几天我们重新回顾了杨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他所涉及的这些领域，从音乐史学、律学、乐学，到民族音乐学、音乐语言学等等，在他涉及的这么多的领域里，都应该、现在也已经有人在某些领域超过了他。当然，有一点显而易见，杨先生写《史稿》的时候，如曾侯乙墓等考古发现都没有出来，杨先生不可能知道。就凭这一点，我们今天的新一代的学人就应该、也可能已经超过杨先生，甚至推翻杨先生很多的观点，来更贴近杨先生的愿望——达到历史的真实，同时让我们的音乐史有音乐可听。但是，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杨先生所涉及的所有领域里都超过他。
没有办法，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学科分类之细致，已经不可能出现杨先生这样能够打通古今、中外、雅俗这样的“通人”，这样的“达人”，这样的大学问家。我们所有人的知识结构都没有办法跟杨先生比。除了知识结构不同，恐怕我们有些人爱音乐的程度也不如杨先生。杨先生对音乐是真的“爱”！我年轻的时候读到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他说推动事业发展的最大动力是爱好。我当时受到的教育让对这句话产生疑问，因为我们总是说要为祖国献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好像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才能推动我们前进，他怎么说一个个人的爱好就是推动事业的动力呢？随着我自己长大，涉世越来越深，看的人、看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体会到爱因斯坦这句话的正确：一个“爱好”是推动你前进的最大动力！那天我听陈倩唱昆曲，跟几年前我听的完全不同，她为什么进步这么快呢？她爱昆曲。杨先生也是，他爱音乐、爱学术，所以才能一直往前走，而且走得这么远、攀登得这么高。换句话说，他做音乐史也好，做其他的研究也好，既不是为了生计，更不是为了评职称、拿学位。假如你为了读硕士、读博士走进这扇大门，假如你没有对音乐的爱好，没有对学术事业的爱好的话，不要说走多远，你出了这门儿就干别的去了，你一步都不会往前走，学术只是你的敲门砖。当然，今天来到这里的青年人，让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很多杨荫浏的影子、杨荫浏的DNA，不是说某一个人你像杨荫浏，而是杨荫浏优秀的品质，包括他的才气、包括他做学问的严谨、包括他的追求，在这个群体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所以，我们第三个任务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从杨先生身上汲取到前进的力量，能够找到我们的前途。
我们今天很多人比喻杨先生是一座高山、一座丰碑，都是准确的。但是我想还有一个比喻，杨先生是灯塔，是火炬。火炬我觉得更有感情。小的时候读过高尔基写的一个故事：英雄丹柯想带领着他的族人走出黑暗和困境，走了很久走不出去。于是，人们都反对他，怀疑他：你领我们到哪去？你也看不见，你怎么能领着我们走？丹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像火炬一样高举着，他燃烧了他的心，照亮了人们的前途。杨先生也是啊，他用他的一生为我们点亮了前途。
想起杨先生真是又温暖，又激动，又愧疚。当然更主要的是愧疚，我不是好学生，不但继承不了杨先生的很多东西，我当年也差点忤逆杨先生。跟杨先生写硕士论文定选题的时候，因为我在此之前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研究佛教音乐，到1982年读研究生，于是硕士论文想写佛教音乐，杨先生当时不同意，他知道文革期间佛教所受到的破坏，但是他晚年已经不可能走出新源里西2号楼了，他不太了解佛教的现状。当时他跟我说，你如果研究佛教音乐，就到台湾去。那时候说去台湾跟现在说去月球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认为在大陆已经没有可能研究佛教音乐了。我当时很苦恼，很纠结。有一天傍晚，黄翔鹏先生——黄先生对杨先生执弟子礼，而且对杨先生非常尊重——他走到我住的宿舍，说田青啊，你陪我去散散步吧。我觉得很奇怪，黄先生让我陪他散步干嘛。出去后在院子里遛，黄先生就跟我讲：你不要忤逆杨先生，杨先生不让你写佛教音乐你非要写，我和郭乃安先生商量着为你定了一个题目——《魏晋隐逸思想与琴曲》，适合你写的，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好吧，我就写这个。后来我就把佛教音乐论文放在一边了，开始收集资料写这个论文。到了1984年，我还没毕业，杨先生去世了。他去世后，黄先生做我的导师，所以我们音乐研究所出的研究生纪念册里面研究生的导师这一栏里，只有我是两个导师，一个杨荫浏，一个黄翔鹏。最后，因为我更想写关于佛教音乐的论文，两个论文题目都准备了一半，我就问黄先生，我到底写哪个？黄先生说，随你吧，你想写哪个就写哪个。所以，最后我的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还是写成了。所以，一想起来这件事，就觉得对杨先生还真是愧疚。当然，《魏晋隐逸思想与琴曲》这个题目也没有白费，过了三十多年，我在写《禅与乐》这本书的时候，当年为写《魏晋隐逸思想与琴曲》搜集的材料就都用上了。
杨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理论联系实际，一个是家国情怀，还一个就是他对民间音乐的热爱，以及对民间艺人的尊重。大家都知道我这十几年做非遗的工作，赶上了一个机会，能让我的所学、所思有一个实践的机会。在做了大量的非遗工作之后，很多的人提到非遗就会讲到我，给我很多荣誉。但是，其实我做这件事情只不过是沿着杨先生开辟的路往前走，没有一点我个人的创造，也没有一点是我发明的。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是后来新的词，音乐研究所几十年都在做这个工作，都在普查、都在保护、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瞎子阿炳到西安鼓乐，哪个不是音乐研究所早就调查过的呢？所以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成为国家政策的时候，那些个“不懂音乐”的人是没有办法担负这份工作的。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对传统文化有感情，知道一些传统文化（和杨先生比只能说是知道一些，他们是全不知道，知道一些比全不知道好太多了），能够做这个工作的人。于是，时代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冥冥之中的东西，我也觉得奇怪，比如杨先生跟瞎子阿炳的因缘，居然也传到我身上。十多年前，我在太行山也偶然遇到了那个左权盲人宣传队，又把他们带到北京，介绍给主流媒体。这些盲人艺术家，对中国音乐甚至对世界音乐都有着自己的贡献，这些在社会上被人瞧不起的人，在杨先生的心目当中都是了不起的、“懂音乐”的人。
前些时候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居然骂杨先生，说你为什么让阿炳贫困而死，认为阿炳去世和杨先生有关，这完全是一种莫名奇妙的指责，完全没有道理。杨先生是音乐学家，音乐学家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只对音乐负责，只对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传统音乐和民间艺人们有挖掘、整理、保护、弘扬的任务。杨先生不是医生、不是慈善家，更不是民政局，他怎么能担负阿炳生活的救助任务呢？阿炳生病去世跟杨先生有什么关系呢？看到网上这种无端的指责真是令人愤慨。同样，网上也有人指责我，说你把羊倌石占明从左权挖掘出来，后来成了二炮文工团的演员，他已经脱离了民间了，不是“原生态”了，他又是怎么怎么样了，你田青应该负责。我们遇到一个民间艺术家，我们看到他唱得好，我们高兴，我们把他的音乐推荐到社会上，这是我们音乐学家应该做的、是我们的工作。但是，一个音乐学家发现了一个民间艺人，不管是阿炳还是石占明，我们不可能保证他们终生走什么道路，我们更不可能去干预他们自己的生活选择。所以我想，也许杨先生留给我们的这些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们景仰的东西只是流传在我们音乐学的圈子里，社会上可能对杨先生的看法和我们不一样，但是这个不奇怪，我们学习，我们继承，这就够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杨先生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形象，今天我们在怀念、纪念、学习杨先生的过程当中，除了有感情外，还要有理智，也就是能够清楚地看到杨先生身上哪些是我们要学习的，也要看到杨先生身上一些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不必效仿的地方。
刚才银卓玛在发言中引用了杨先生当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那篇关于宗教音乐的文章，但并没有真的读懂杨先生。只有了解当时的环境，才可能读懂这篇文章。就好像赵朴初先生当年说过一句话，他说“佛教是文化”。当时也有很多人不理解，包括一些高僧曾经跟我辩论，说佛教不是文化，是宗教。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朴老在那个时候说佛教是文化。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里佛教是迷信，你要研究佛教、要学习佛教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所以朴老捻出这样一个题目来——“佛教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第一文化需要积累，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这里面包含着许许多多的东西；第二你要对文化有一点尊重。杨先生骂人最厉害的是“不懂音乐”，现在我们骂人最厉害的就是“没文化”，谁都不愿意没文化。所以赵朴老说“佛教是文化”，和杨先生说我们研究宗教音乐可以从中看到古代劳动人民的创作是一样的。那篇文章不是给你看，也不是给我看的，是给《人民日报》的总编看的，或者给“不懂音乐”的人看的。他用这样的一种智慧为研究宗教音乐找到一个合法的身份。所以，杨先生真的了不起！
开了两天会，有几次很感动，一个就是李宏峰和图书馆的邵晓洁这些年轻人做的这个展览，虽然他们之前把展览的设计稿发到我手机上了，但真的到了大厅里，仍然感到震撼和感动。尤其那张巨大的杨先生的照片，看着杨先生认真工作的神态，我想问在座的女性，你们知道一个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就是认真工作的时候，这是一个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杨先生扭着头，手里夹着烟，另一只手拿着笛子，哎呀，感动。而另一面墙上是几十个音研所老人们的头像，密密麻麻，蔚然壮观！这个集体了不起，没有音研所这个集体也没有杨先生；反过来也一样，没有杨先生也没有这个集体，多少人是从杨先生身上吸取了营养、看到了道路、看到了前途，成就了自己。每个人跟杨先生学的东西都不一样。杨先生没有具体给我讲过中国古代音乐史，但是永远影响着我，看着那张照片我就心里一热，看到这个群体的照片我也心里一热。此生能够成为杨先生的弟子、能够和墙上的这些音研所的同仁们共同奋斗、共同渡过音研所最艰难的时光，真的感到荣幸！
另外我要跟大家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所有研究所里，音乐研究所的凝聚力是有目共睹的。不管音乐研究所还有多少人——是现在的二十二个还是当年的近百人——总之，它没有散！音研所没散，音研所的魂还在，根还在，精神还在，感情还在！作为音乐研究所的人感到自豪！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年纪的很多人，包括音乐学界鼎鼎大名的刘再生、王安国、王耀华、周吉，今天在座的杜亚雄……这些音乐学界的一方诸侯们，当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你们知道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吗？他们都想成为音研所的一份子。王安国来了将近十年住在音研所，周吉对音研所熟悉的程度超过我，我有十年没有在音研所，音研所的事我都是听周吉说的。这些人一辈子心中的愿望是进入音研所，成为音研所的一个成员，而他们最大的遗憾也是没有能进入音研所。我相信包括亚雄兄，若当年杨先生、黄先生让你进音研所，你绝不进中国音乐学院。王耀华最后当了副省级的干部，你要让他进音研所他立刻不要那个副省级，为什么？音研所的学术群体真的了不起，这个根真的不能断。昨天我陪着韩子勇院长去看展览的时候，专门讲到为什么把李元庆的纪念文集放在展览显眼的地方？大家知道，李元庆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也一直具体负责音研所的工作。当年文化部领导让李元庆当所长，李元庆说不，我还是做支部书记、做副所长，把这个所长让给了杨先生。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李元庆也没有杨荫浏。杨荫浏一辈子最感激的人是李元庆，他最尊敬的人是李元庆，因为他是一个好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他懂音乐，他原来是拉大提琴出身。这两个领导，一个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是真正的学者，都是大家风范，才有音乐研究所当年的辉煌。
两天的会一晃就过去了。我们都是杨先生的学生，包括我今天的学生，你们都是杨先生的徒子徒孙啊，我们要做杨先生的孝子贤孙，要继承杨先生、要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同时，我想，杨先生最大的期望就是在你们中间出现在某个领域能够超越他的人，我想杨先生看到你们能够超越他的文章的时候，他一定在九泉之下、在九天之上为你们点个赞！
【资料综合来源：田青思想馆等】
审校：黎斐 责编：羿州
版权声明：《中国封面》在推介传播过程中难免出现部分文章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的情况。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原作者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妥善处理。谢谢！邮箱：zgfmgz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