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制 合伙制还是雇佣制？从布衣纠纷看摇滚乐队运营模式的未来
成军22年的布衣乐队“解散”了，分手分得还很难看。难以想象在2015年接受音乐财经采访时，其乐融融共进退的布衣会在新年伊始遭遇如此大的舆论风波。
孰对孰错，清官难断家务事，就连执笔写这篇文章的记者也犯了难。从一直以来乐队灵魂、对外的品牌代表来看，自然吴宁越代表布衣。从乐手跟随多年，200元一场分钱风风雨雨走到今天，谁又来保障乐手的利益？
从汪峰离开鲍家街43号，主唱吴彤被轮回乐队开除，脑浊乐队主唱肖容宣布解散乐队……到今年布衣乐队“分家”风波，无论谁开除了谁，摇滚乐队成员之间分合撕逼的案例实在太多。
不过行至2018年1月，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布衣这个案例，从中得到一些组建新乐队的启发。
核心争议点：谁开除谁，布衣归谁？
1月4日，名为“布衣音乐时代”公众平台发布了一则《布衣乐队关于主唱吴宁越离队说明》的文章，一时引发独立音乐圈从业者及乐迷的层层风波。
声明由布衣乐队成员：吉他苗佳、贝斯林那儿、鼓手孙志方共同发出。文中直指乐队另一成员主唱吴宁越：
1、在乐队走过了22年刚有了起色之后，吴宁越开始极度膨胀，视乐队为个人资产，完全霸占乐队各项事务，单方面强迫其他乐队成员离队。
2、吴宁越打伤乐队调音师，致其腿部严重骨折后，但却矢口否认。
3、吴宁越编造各种谎言欺骗身边的朋友，将一支真正的摇滚乐队变成吴宁越个人的伴奏乐队。
4、乐队其他三人决心将乐队继续做下去，不会解散，更名或重组。
在以上声明发布之后的第二天（1月5日），“布衣乐队”的官方认证平台发布了一则《官方声明》，回应：
1、乐队从1995年至2018年成立23年以来，乐队成员更换不断，但主唱和主创一直是吴宁越。
2、吴宁越从未离开过布衣乐队，也永远不会离开。
3、乐队于2017年巡演结束后产生分歧，导致分离。
4、布衣乐队新专辑录制已过半，2018年全国巡演也在筹备中。
1月6日，在事情发生的第三天，“布衣音乐时代”公众平台继续追加了一则声明《乐队是乐队成员的共同财产》，文中对前一天的“官方”声明作出反对：
1、目前“布衣乐队”乐队帐号已不属于“官方”平台，是吴宁越单方霸占了资源。
2、三人不是主动离开，而是“被”一人开除。
3、乐队是“合作”关系，从来不存在“雇佣”一说。
4、乐队音乐作品属于共同资产，乐队的官方微博或公众号也是大家的共同财产。
“大家好，我们是布衣乐队”。这个“大家”原本的四人主唱吴宁越、吉他苗佳、贝斯林那儿、鼓手孙志方，如今俨然裂变成两支“布衣乐队”。
布衣乐队在1995年成立于宁夏银川，发行过《布衣》、《秋天》、《出发》等专辑，为电影《疯狂的石头》创作插曲《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让他们名声大噪，其代表作《罗马表》、《羊肉面》、《三峰》也成为各大音乐节的热门曲目。目前成员吴宁越在乐队服务了22年，也是乐队的最初创建者；贝斯手林那儿于2003年加入至今14年；鼓手孙志方2007年加入至今10年；吉他手苗佳2012年加入乐队至今5年。
一直以来，布衣乐队都以“真诚、质朴”的形象示人，特别是主唱吴宁越，人称“三叔”，一向让乐迷感到亲切，所以此次事件发生后，不少乐迷都表示“不相信”。
事情发生后，音乐财经迅速联系到布衣乐队，遗憾的是，核心人物吴宁越一直没有回复我们的问题，只有林那儿、孙志方、苗佳三人接受了采访。根据采访内容，我们从三位乐手方面了解到了矛盾分歧点。
林那儿和孙志方最早由布衣前古筝乐手张蔚叫进乐队，而苗佳则是由林那儿介绍加入乐队。在苗佳加入乐队前，吴宁越与林那儿问过苗佳，是否愿意加入乐队，还是想做乐队的雇佣乐手？只是钱都不多。苗佳毫不犹豫的选择加入，他认为做摇滚乐队就是要加入，雇佣只属于干活。
当时苗佳已加入或服务的乐队有9支，而布衣乐队一场演出每个人能够分到的收入仅在200元，台下观众几十个人。林那儿回忆说，她加入乐队时，布衣乐队一张正式唱片都没有发行过，她经历过一场演出100块钱4个人平分的阶段。据苗佳告诉音乐财经，他与布衣乐队的关系从不存在“雇佣”，而事情发生后，布衣乐队助理对外宣称他只是“雇佣”来的。
乐队的分歧主要产生于他们20周年之后的“21号公路”系列巡演途中。巡演一共分三轮，第一轮演出结束后，乐队已经开始有了小矛盾，主要是其他三人觉得跟秀动谈的条件不是太合理，乐队可以只在秀动开票，而不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成员认为，票房的好坏不是单靠一家平台可以支撑的，队员每个人的宣传和之前演出歌迷的积累也是重要因素。
第一轮巡演过程中，乐队成员林那儿、苗佳、孙志方发现秀动平台对他们的宣传仅限于发几个微博，并没有太多深入的推广，而且很多小城市并没有秀动，票房也和所谈成绩不符，于是几个人决定不想继续，希望重新谈合作，但吴宁越却在根本没有和大家商量的情况下又和秀动签订了后两轮巡演合作。吴宁越的说法是：看好对方对接工作人员的能力。
林那儿说：“与票务平台的合作没有给乐队带来一点收益，一共68场，场场给他们挂旗，结束了帮他们做活动抽奖，吴宁越也说为了和这人（对接工作人员）保持好关系。”
孙志方说：“在已经签完的两轮巡演结束后，我们都说不要再签了，你要再去叫上苗佳吧，因为我当时腰伤了下不了地，但吴宁越说你们相信我，没问题的。我们之前在谈事情的时候说好过，最起码要有两名乐队成员在场才能做决定，但这次我们都没去，而且合同我们也没见过。”
合约全部签完后，最后一轮巡演大家在不说话的情况下坚持把演出完成了，因为乐队成员觉得答应好的事情就要做完。在今年10月7日赤峰布衣乐队“进门酒”全国巡演收官演出前，乐队助理何文说没有给乐队成员林那儿和苗佳买到赤峰到北京的最早班机的票，但8号当天林那儿要回美国，苗佳要去另一个城市演出，于是吴宁越就决定找其他乐手来代替演出。当时林那儿提出，她和苗佳开车从北京去赤峰，二人再开车回北京，但吴宁越的回答是：“乐手已经找好，说好的事不能改。
此后，布衣乐队的任何演出吴宁越都没有再叫林那儿、苗佳以及孙志方三人。在双方试图沟通的过程中，吴宁越以“没有了合作的感觉，就此别过”回应三人，并单方面将三人的微信拉入黑名单。之后，吴宁越开始筹备新专辑录制，没有公开消息，林那儿形容说：“好像地下工作者”。
布衣乐队此前的专辑都是大家合作录制，吴宁越负责词曲、林那儿负责编曲、苗佳负责过后两张专辑的制作工作。布衣乐队的一切演出费都是平分，共同攒钱录专辑及支付所有乐队支出。
布衣乐队前经纪人任莎莎曾在音乐财经的一场线下沙龙活动中与我们分享过有关布衣乐队经济方面的分配方式：（以下内容整理自沙龙活动对话）
任莎莎：我和乐队间的分配都是平均分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费用标准，除去他们的费用后，我们把很大一部分钱拿出来做公款，可能是50%到80%，剩下的钱我们再平均分。
比如说我们今天挣了两万块钱，可能给工作人员的有一万块钱，然后我们拿出五千来做公款，剩下五千我们每个人拿一千，举个例子，基本就是这样的。
但是包括唱片、周边、广告代言的钱我们也是拿来做公款的，我们把这些钱归为意外收入。就像专辑的售卖，我们首先要把做唱片的成本钱拿回来，然后把这些钱用到下张专辑的制作中。我们基本都会把钱分为几块，每年我会给乐队看这个账，虽然他们不看，但我还是给他们看，知道钱都分在哪一块了，每块大概有多少钱。
林那儿表示，在乐队20周年之后，他们本想通过3年的高密度巡演来继续提高乐队的知名度与票房收入。但如今，布衣乐队却“分裂”了，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谁开除了谁”，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布衣”品牌归谁？就三位成员对音乐财经透露的核心点在于：
1、乐队成员加入后没有签署过任何合同证明双方彼此是“合作”还是“雇佣”，平分协议只是口头承诺；
2、乐队作品没有归属没有划分，也没有签署任何合同；
3、“布衣乐队”品牌吴宁越已经与其它人注册，注册人归属王萍，不是吴宁越本人，到目前注册权还没有拿到，乐队成员已经提出异议。
其实乐队商标分歧不是第一次发生，2014年，脑浊乐队灵魂人物、主唱肖容突然宣布解散乐队，随后乐队发声明称肖容是单方面离队。在离队前，肖容曾对“脑浊”商标进行注册，但在乐队其他成员发现后，立刻提出了异议，注册后被终止，公开资料显示，由北京映美景画廊于2013年9月提出的申请，2016年11月商标异议申请完成，目前处于已无效状态。
合作还是雇佣？情感与利益的博弈
目前国内独立乐队的分配方式基本为：平均分配或按比例分配，但大多数老牌独立乐队都存在像布衣这样缺乏落到纸面的正规的管理体系，基于兄弟和江湖义气建立起来的乐队品牌在取得一定成绩后，也往往会因为遭遇各种问题而“分道扬镳”。譬如，别让核心人物的媳妇儿或女友参与经纪业务，即使乐队不找职业的公司独立运营，也需要一个职业化的经纪人。
滚圈纪委飞飞是大王所言
一
“合伙制”与“雇佣制”争议
合作，即双方共同承担一切风险与收益。雇佣，则是雇主拥有支配权，拥有作品产权，即一人担负乐队全部风险，给乐手开工资，支付劳务费等。
对于起步没有名气没有音乐积淀的新乐队来说，“成为一条船上的人”显然更适合初创期。这一点其实和初创公司很像，在发展早期要经历较长时间的“艰苦奋斗”，创始人无法给予员工合理的薪酬、劳务费乃至于为员工上五险一金，那么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伙人一起打拼显然更符合常理。
从目前形势看，布衣乐队的分歧点在于因为团队内部“日子过不下去”之后，双方倒回到“协议”时寻求“法律支持”的点，到底是“合伙”还是“雇佣”，决定了乐手们是否能够共同拥有“布衣”品牌，这也是乐手们坚决否定被雇佣的原因。
龙神道乐队成员牛牧所言
二
“民主制”与“家长制”争议
林那儿认为，摇滚精神的含义是民主与自由，摇滚乐队不是企业，更没有谁是老大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团队的分崩离析还在于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模式，主唱吴宁越希望自己决定乐队的方向和事务，而乐队原来是民主制，新的决策机制与曾经的民主商量制产生了冲突，巡演过程中乐队与票务平台的合作只是一个导火索。
在此前采访痛仰乐队时（回顾：《与凯鲁亚克渐远，高虎的痛仰摇滚成长记！》），音乐财经了解到，痛仰乐队属于家长制，摩登天空副总裁胡嵬也曾经在2017年中的一次采访中对音乐财经确认了这一点，“高虎在乐队中有承担感，是带头人，乐队哥几个也都听，所以这是一种家长式的那种家庭，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形式。其实国内多数摇滚乐队也是这样的，如果两虎相争，一般吉他手和主唱都特别强势，就很难走下去。”
胡嵬表示，乐队就像一个家庭的夫妻一样，从爱情到真正的生活，其实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摇滚乐队里大家在一起，碰到困难的时候，四个人什么样的心态就直接决定了乐队是不是会继续走下去。
三
掺杂了情感与利益，乐队越玩越企业化
在欧美，摇滚乐队的经典运营模式是：一起排练、共同参与创作、均分所得收入。那么，一个乐队所有人都参与词曲编录混，导致的结果却通常是“扯皮拉筋”不断。
乐队模式在走下坡路吗？从各个维度看，答案可能都是“Yes”。
首先、决策及管理效率问题：民主集中制，说得容易，坚持下去却很难，尤其是在商业日渐发达的今天，要凑齐志同道合的几个人本身就很难，更别提个性十足的人聚在一起，如何在民主中达成一致的问题了。举例来说，不准迟到、不准睡果儿、定期排练、宣传策划执行力度等，哪一条规定都需要一个非常强势、执行力非常强的核心人物在。
在谈到音乐人李志的成功时，人们往往会对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乐手印象深刻，经纪人迟斌在做出A、B、C、D的提案或者意见后，拿决定的永远都是李志本人，在这个团队里，李志是说一不二的灵魂人物，经纪人是团队里具有执行力的合伙人，乐手其次，人情永远排在最次要的位置。李志曾表示，商业中的竞争和淘汰非常重要，可以促使人努力，在音乐行业，工作就是工作，就应该有淘汰。当然，对于李志的音乐属于民谣还摇滚，在网上也有很多讨论。
其次、创作易出现分歧，音乐理念易达不成一致。由于创作水平不一、理念不一、人生境遇不同等各种问题，所以在很多乐队，主唱是创作的唯一输出者；
在轮回乐队前主唱吴彤的回忆中，单飞是因为彼此对音乐的理念不同了，多年过去，大家早已和解，吴彤在音乐上也取得了非凡成绩，但对于那时分手的过程，想起来依旧会隐隐作痛，原本可以处理得更好。
在众多习惯了乐队分分合合的乐迷心中，脑浊算是比较稳定的一支乐队了，主唱肖容的离开一度被批评为“不负责任”。在2016年10月VICE的一次采访中，肖容回忆道，他对于之前和当时音乐作品的编曲缺乏原创感，一直感到不舒服，但又不知道怎么表达这种感觉，乐队其他成员只是负责器乐部分，不太能理解他的感受，因妥协而产生的不适感一直都在。
不过后来，肖容到底是“离队”还是“解散”也成了一个争议点，毕竟，组建一个乐队难，解散一个乐队也不是主唱说了算。肖容说：“我说的是解散，至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离队，我不知道，也没办法（干涉）。”
在2017年摩登天空杂志的一篇采访文章中提到，离开脑浊乐队后，肖容搬到了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艺术区，工作室是一间画廊，旁边紧挨着住所，脑浊乐队还在演出，肖容则在那里平静的生活了三年，2017年4月，肖容以音乐人身份签约摩登天空，新发的单曲《我说我不来》已经听不到任何朋克的影子。
最后、通常主唱是乐队的品牌代表，在乐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乐迷，如果主唱再负责输出所有创作的部分，那么，从始至终均分收入，确实会考验人性，按劳分配成为最实际的解决方案。
关于情感与利益的博弈，早年鲍家街43号的分手证明了“考验人性”在客观上的不可持续性。
1993年11月，“鲍家街43号”正式成立，在最初的元老级阵容里，鼓手是刘刚，吉他手龙隆，贝斯手李斌，汪峰是主唱。在度过乐队最初艰难的几年日子后，鲍家街乐队有了一个签约京文的机会。由于唱片业盗版猖獗，唱片公司一般都会要求在唱片约之外，还要签经纪约，这是鲍家街乐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当时乐队的经纪人小伟在理解乐队发展的基础上，在陷入僵局时主动选择了离开。这在外人看来，汪峰多少有点不厚道，是牺牲了战友小伟换来的鲍家街第一张专辑合约。
当然，乐队在最初起步最艰难的时候，应该都是靠着兄弟情谊和共同的理想坚持下来的，所以一开始汪峰和鲍家街乐队采取的是平分收入。在当时的一些媒体报道和后来汪峰的回忆中，大概能猜得到那个场景，平分收入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规矩，但后来有点后悔了，想改个收入分配更合理点的规则，这个时候却很难办。加上当时汪峰生活陷入困顿中，当有更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时，我们看到的结果是，2000年，汪峰签约华纳，不久，鲍家街宣布解散。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感叹，身边很多特别共产的乐队，每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都拿出一部分自己的收入来当成公用款，而全部收入也会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机制。但团队依然需要核心决策人物，最好是主唱，这本身对主唱本人的挑战也非常大，主唱的创作能力、音乐理念、运营能力、跨界思维、人品过硬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臧鸿飞在微博上所写到的，“咱们国内呀，起头前辈们就没起好，太多主唱单飞的先例了，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在这种冲突中乐手是最可怜的，再怎么撕逼，主唱以后可以拿着这些歌去走穴，乐手辛苦好几年，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再找歌手的难度很大。”
从目前乐队运营的情况看，合伙制、雇佣制和家长制都存在，根据乐队成员不同的情况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对于当下蓬勃发展的音乐产业来说，摇滚乐队如何组建、运营自己的音乐和乐队品牌，依然是一个需要“职业化”去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乐队在追求自由与创作的同时，词曲版权收入分配比例、现场演出收入分配比例，是按劳分配还是大锅饭，丑话都说在前面，才能在事业路上走得更远；
另一方面，签署纸面合约，尊重契约。口头协议确实是协议的一种，如何认定口头协议的有效性？需要举证，由于难以取证口头协议的有效性，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尤其是在口头协议出现争议的时候。为了确保各方面利益，最好是通过签署纸面合同准确细致的保护每一个人的权益。
在运营中，如何处理“已不适合现阶段发展目标的合伙人”及妥善安置“根据业务调整必须辞掉但跟随多年的老员工”，前者可变现退出让老股东或新股东接盘，员工可以按照工作年限拿赔偿金，无论如何，企业管理中的一些运行法则对乐队管理来说其实也同样适用。如果乐手选择加入早期乐队，在收入得不到保障、共担乐队发展风险的情况下，在加入之初可约定按照一定合伙份额，在发展后期一旦出现理念不合、发展分歧、被迫离开的情况下，仍可要求对方以一定的金额回购相应的份额。
无论如何，乐队分裂撕逼或者解散都会是一件令乐迷及外界十分遗憾的事情，正如一位名为“嘿狗子啊”的乐迷在微博上写道，“22年的乐队，吴宁越是唯一一个从开始待到现在的，不是说喜欢的是布衣不是吴宁越，而是可能未来没有吴宁越就没有布衣了，我们都希望这种老的乐队能继续走下去，也希望未来乐队里的乐手能占重要地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像齐柏林飞艇的队长就是吉他手、是创始人，乐队很可能少了核心人物就会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