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一世文宗 生前已得盛名 死后更被赞誉
欧阳修早在生前就被称为“文章宗”、“文章伯”。他“天圣七年,补国子监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试,皆为第一人,由是名重当世”。试推想欧阳修初出茅庐,此时的“名重当世”应仅仅是在诸多“考生”中卓尔不群而已,实际上当时“两文”便可买欧阳修省元赋。天圣八年,欧阳修礼部试复为第一,遂中甲科。是年五月,“补西京留守推官,始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圣俞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这一时期,欧阳修自谦地称此名为“虚名”:“仆少从进士举于有司,学为诗赋,以备程试,凡三举而得第。与士君子相识者多,故往往能道仆名字,而又以游从相爱之私,或过称其文字。故使足下(乐秀才)闻仆虚名”。他这时的文名也可以从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中得到印证,“我嗟时辈识君浅,但推藻翰高文场,斯人满腹有儒术,使之得地能施张”。蔡襄本是想说时人并未能真正认识欧阳修,但也从反面证明欧阳修当时在“文场”已享有盛名。后欧阳修因范仲淹事被贬夷陵,“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以阅历增”,庆历三年四月欧阳修被召回京,转太常丞、知谏院,九月赐绯衣银鱼,十月擢同修起居注,十一月之以右正言知制诰,仍供谏职。
“知制诰”一职标志着欧阳修的器识、文才、学养尤其是文才得到了朝廷及上层士大夫的认可。其制词曰:“高才敏识,照于当世,特立不易,拔乎其伦,秉心粹中,履道夷坦。学探系像之表,文穷述作之源。而自抱椠书林,簪笔螭陛,词皆体达,虑不及私。俾之代言,必能复古”。宋祁在《授知制诰举欧阳修自代状》中称欧阳修“志局沈正,学术淹该,栖迟怀宝,不诡所遇,措辞温雅,有汉、唐余风”。庆历五年后欧阳修被贬滁州,随后历颍州、扬州、南京等地,他与友人于诗文切磋不辍,诗文技艺日臻成熟,声名日甚。这一时期,梅尧臣称欧阳修文“文章包元气,天地得嘘吸”,“文章如涂金,光彩发美器”。
仲淹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中说洛阳尹师鲁,力为古文,“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范仲淹意在称扬尹师鲁之功,但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欧阳修在这一阶段、在文章复古革新中的影响力。于此同时,“后进之士也争为门生,求受教诲”,对欧阳修文大为称扬,曾巩说“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传之难遇之又难,而欧阳修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强至称欧阳修“主盟吾道,于变文章之淳,昌言当时,几臻风俗之厚”,作世之宗师,立朝有风”,“振藻书殿,代言禁廷,文章大醇,作复古道,制作一出,立为人模”。
庆历五年被贬后至回京之前的这段时间,人们的评价多集中在他的道德和文章的复古之功上。至和元年六月,欧阳修再次回京,九月迁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嘉祐二年知贡举,嘉祐四年充御试进士详定官,可谓执天下之文柄,影响日隆。至和元年欧阳修四十八岁,人生阅历丰富,诗文造诣、学术修养几臻个人之顶峰,他的影响力也在这之后的一个阶段达到至高点。朝廷、学侣文友、后进门生对他评价也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还称欧阳修为“文章宗”,“文章伯”。
授欧阳修翰林学士及史馆修撰的制词曰:“言忠信,行笃恭,文参典谟,心固金石。顷在谏列,以直诚尽规,弥缝衮阙;迁登禁省,以深诏大册,振起国风”;“学概道真,文得天粹。凛然风节,足为世范”。这一期间梅尧臣称欧阳修“文墨高妙公第一”,“翰林文章宗,灸鲜尤所爱”,“金鼇文章宗,分赠我已叨”。刘敞说“主人文章伯,谈笑辙忘倦”。与此同时,苏洵对欧阳修的文风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后进门生曾巩称欧阳修“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称其文“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祖师”,苏轼则称其“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苏辙称其“才为文师”。
杨杰称其“文章道德素推天下之宗”,陈舜俞称其“勋业居高于天下,文章度越于古人”“当世独立,群公无前”。这些推崇之词难免包含着一些溢美的成分,而且也包含着朝廷对下属官员的鼓励,文友对欧阳修由衷的赞叹,后进门生对长者的知遇之感激与崇敬,然大抵基于事实。熙宁五年闰七月,欧阳修卒。此时,自上而下,从朝廷到同僚、文友、家人、门生都对欧阳修一生的道德、功业、文章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朝廷赠欧阳修太子太师,其制词曰:“以文章革浮靡之风,以道德镇流竞之俗,挺节强毅而不挠,当官明辩而莫夺,三朝宠荣,一德端亮”。
谥号“文忠”,“文”是由于“公为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千百万言,以传先王之意。其文章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房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之趋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汉、唐者。大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欧阳修子欧阳发撰《先公事迹》称其父“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吴充的《欧阳修行状》引用此评。
韩琦《祭少师欧阳永叔文》称“公之文章,独步当世”,“复古之功,在时莫二”。曾巩《祭欧阳少师文》称“文章逸发,醇深炳蔚”“当代一人,顾无俦匹”,毕仲游《挽欧阳文忠公三首》曰“生前事业成三主,天下文章无两人”。由此看来,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功业在生前已负有巨大的声誉,在去世后也被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很关键的因素是他以翰林学士并知贡举的身份奖擢、推荐了许多后进、贤才,由此得到了他们的感激和热情的推崇。这是欧阳修“文宗”称号由来的基础。欧阳修被称为“文宗”首见于南宋初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其卷写到:“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詩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如此之重哉”。
卷十八中述及欧阳修对王安石和苏轼的知遇“当是时,二人俱未有声,而公知之于未遇之时如此,所以为一世文宗也欤!”如前所述欧阳修在生前已被称为“文章宗”“文章伯”,故葛立方称其为“一世文宗”并非偶然,也不突兀。显然,从措辞上看,葛立方提及欧阳修为一世“文宗”,不仅仅是葛立方个人之见,而更是世之共识。其它文学大家如王安石、苏轼者,未被葛立方冠于“文宗”之名,或许是由于他们虽擅一时之誉,但皆归于欧阳门下,“王介甫、苏子瞻皆为欧阳文忠公所收”,“盖荆公之文因子固而受于欧公者甚多,则知介甫归附欧公非一日也”,应该说葛立方对“文宗”一词的使用,是慎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