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问题 文学创作领域与语言的碰撞 知识界对文化进行的争辩

百家原创作者：欣彤谈历史

知识界关于教育问题的争论一直都是争论很热烈的，这些争论经常是由于同邻国的比较而引起的。米盖尔·德·乌纳穆诺、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克拉林、华金·科斯塔为西班牙的改革和对欧洲的开放政策辩护，而其他人则坚持文化孤立主义，认为过去向殖民地的文化分散是丧失民族本质的根源。在一些协会的倡导下，当时兴起了很多民间教育运动，如克拉林在奥维耶多发起的大学附校运动，它以英国的大学附校为楷模；1890—1910年，萨拉戈萨、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和巴伦西亚也展开了这场运动。

弗朗西斯科·菲蕾尔在巴塞罗那创办现代学校，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巴伦西亚开设公共课堂，随后萨拉曼卡、格林纳达、马德里、科尔多瓦和拉科鲁尼亚等地也纷起仿效。1891年教皇列奥十三发出《劳工通谕》之后，天主教士们也设立了很多大众化的天主教教育机构。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出现的关于教育问题的激烈辩论，与对知识的社会角色的集体追问存在对应关系。欧洲各地的人们都认识到，为了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教育必须现代化，但人们也担心这种现代化可能造成的后果。

要在这里准确地列举出欧洲使用的各种语言是件困难的工作。语言的分类更多是个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即使以那些以其使用的语言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为标准来看也是这样。很早人们便发现，政治边界与语言的地域之间从来没有达到精确的吻合。各国总是包含着人数或多或少的语言少数派，即便它们以其疆域之内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为官方语言（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另外，大部分语言同时在好几个国家使用。从这个方面来看，世纪之交欧洲的语言状况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

民族性的复苏导致了19世纪末一些被统治语言的政治权利的恢复，如匈牙利的马扎尔语，它自1867年之后成为“民族语言”，但是，在这个根据1867年妥协案恢复的匈牙利王国的各个属地，还有人在说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和德语。此外我们已经看到，有人从被遗忘的方言出发，努力恢复多少已被废弃的民族语言，如挪威、芬兰和爱尔兰出现的情况。但意第绪语的情况相反。这种语言与一个历史和宗教群体相连，但不能确定它是哪个民族特有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操意第绪语的人口超过1000万，20世纪初，它实际上已得到文化上的认可，中欧意第绪语戏剧的繁荣和1908年的采尔诺维茨大会就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次大会上，意第绪语被采纳为犹太“民族”语言。

这种文化认可还因为世纪之交一些重要的文学创作而进一步强化，如科伦阿莱哈姆和伊萨克·莱布什·佩雷茨的作品，以及布拉格、华沙和维也纳十分活跃的戏剧运动。语言在文化产品的创作和传播中无疑起着首要作用，我们似乎可布堡帝国唯一的官方语言，虽然从使用人数上以从语言种类出发，考察文化生活领域如此复杂的地域分布状况。但是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它们经常与此前的权力格局有关，因而我们的工作不可能这么简单化。

在文学创作领域，人们习惯于根据作品使用的语言和作家的民族属性来区分英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甚至还有加泰罗尼亚文学、布列塔尼文学、普罗旺斯文学…但作品的语言和作家的民族属性这两个因素并不总是吻合的。作家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运用不同于母语的语言进行创作。有的国家—如比利时和瑞士同时存在两种或好几种主要语言，一些流亡者会继续用母语写作，但也会使用多种语言，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了这些分类方法的武断之处。

“世纪之交”的欧洲作家在选择在自己的表达语言时，通常遵从一些相互矛盾的原则。虽说多数人肯定是用母语写作，但也有很多人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使用了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如斯特林堡1897年出版的《地狱》是用法语写的；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关于尼采的论文最初是用德文发表的；1897年，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宣言是以法文发表在《费加罗报》上；波兰人约瑟夫·康拉德定居于英国并以英文进行创作；希腊诗人让·莫雷阿斯在德国和意大利游历之后选择在法国生活，并以法语写作；弗兰茨·卡夫卡生活在捷克语环境中，他的家庭讲的是意第绪语，但他选择以德语进行创作，德语是他攻读法学时使用的语言，也是奥匈帝国的官方语言。

在那些不断发展的大城市，来源不同的居民往来频繁，如果这些居民继续操持他们独特的方言土语，就会造成一种语言共生现象，但这通常是社会分裂和排外情绪的根源。在巴黎、柏林、布达佩斯和布鲁塞尔等大都市中，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艺术界必然是多语种并用。“巴别塔”问题被视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障碍，在我们关注的时代，它仿佛也是个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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