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故事：韩愈 柳宗元对《史记》的研究
韩愈、柳宗元对《史记》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肯定了《史记》一书的价值，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为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的崇高地位的确立，其定了坚实的a础。在韩、柳以前，人们主要是把《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名著，把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来评价、来费扬的，还很少有人能充分认识到《史记》也是一部文情佳美、、光彩四溢的文学名著，司马迁也是一位热情奔放、才华绝伦的大文学家这一点。到唐代古文运动兴起，古文家们为了反对六朝以来占文坛统治地位的联俩文，提倡向先秦两汉优秀散文学;习时，才真正发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当时的古文家对司·马迁的文竞普逾评价很高，如古文运动的先驱独孤及说:“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全店文》卷五一八梁甫《毗陵集后序》)自魏晋以来，《汉书》的地位比《史记》更高，独孤及能够把《史记》的地位提到与《汉书》相同的高度，这在当时已经很不简单。而且他还认为，司马迁的文章比荀子、孟子的文章更富文彩，但没有屈原、宋玉那种“华而无根”的毛病，言下之意不音在说司马迁的文章比荀、孟、屈、宋还要高一筹吗?这个认识就更属难能可贵了。以后的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对《史记》文章尤其爱好，“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而已。” (《柳宗元集》卷三四)柳宗元在当时就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韩愈对司马迁的文学才华确实很谁崇，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吕黎先生集·答刘正夫书》)所以他作文，“_上规姚拟，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进学解》)，很注意从《史记，等书中汲取文学滋养。在《答李翎书)中，韩愈自叙其学文经过时也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金代刘境认为，“所谓两汉，非班马邪?”而“妙处实本太史公也”(《隐居通义·文章》)。韩愈虽然对扬雄、对班固都很欣赏，但他的文章得力于司马迁的更多，这是千真万确的。
韩愈一生“颇能诱厉后进”(《旧唐书》本传)，注意培养人才，所以他身边聚集着不少古文运动的中坚分子。韩愈对司马迁和《史记》的无限推崇，在当时直接影响了古文家们对《史记》的看法，韩愈的弟子祁异口同声地称颂司马迁，如李翱说，六经以后，百家之言兴，像老m、庄周、屁原、宋玉、孟柯、墨祖、苟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债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李文公集·书朱载言书))这是把司马迁同先秦以来的著名文学家相提并论，认为司马迁的文章，也是学者师法的捞样。韩愈另一大弟子皇甫也说:“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皇甫持正集·挤李生第二书》)这也是肯定司马迁是秦汉以来鼓杰出的文学家之一。另外如裴度在《寄李翱书》中也说:“司马迁之文，财成之文也，驰璐数千载，若有余力。”晚店作家杜牧深赏《史记》文章，曾自称其文“措于《史记》、两汉之间。”(《樊川文集·上安州崔相公启》)其弟杜颇也工古文，杜牧称贫他的《土装相公书》“遭壮沮润，词理杰逸”，“司马迁佬为之”(《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这些都说明，自从韩、柳侣导古文运动以后，《史记》在古文家心目中的地位不断升高，《史记》文章已经成了古文家们交口称誉、竞相学习的典范之作了。
在唐代，韩、柳则是学《史记》文章最有成效的古文家。这从前人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清代刘熙载说:“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于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又说.“太史公文，韩得其雄。”(《艺概·文概》)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具有一种宏伟奔放、雄健刚劲的独特风格，说这种风格来自于《史记》，不是没有道理的。柳宗元的议论文以峡沾若称，而他自己一再说“太史公甚峨沾，可以出入”(《报度君秀才书》〕，“参之太史以若其沽”(《答韦中立书》)，“竣如马迁”(《与杨凭兆书》)，其文章的渊源所自，也是昭若星辰，明明白白的。
再从句法、章法、笔法上淆，韩、柳得力于‘义记》的就更多了。宋人吴子良在论述韩、柳文法祖《史记》时指出:“退之《获价解》云:‘角者吾知其为牛，双者吾知其为马，犬系豺娘琪鹿，吾知其为犬家材狼座一王也。推撰也不可知。’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云:‘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鱼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科。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且上天。’子厚《游黄澳记》云，‘北之晋，西适幽，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语懊，西至于湘之a,南至于沈泉，东至子黄溪，东电，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铃。’句法亦祖《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习‘都最大。，”(《荆溪林下偶谈》卷一)韩、柳文章的某些句法m肖《史记，，自此可见一斑。吴子良是最早指出卒从柳文法祖《史记》的人，到明清时，评点古文的风气盛行，有关这类的评点就更加多了。如方苞说:“子长仗表、年表、月衷序义法枯睬变化，退之、子厚读经子，永叔史志论，其源并出于此，”(《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王世魁说
“韩、柳之文，何有不从《左》、《史》来者?彼学而成，为韩为柳。”(《艺圃撷余》)章学诚也说:“六朝拼丽，为人志铭，铺班那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从，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扭，诸公，力迫《史》、‘汉，叙事，开辟姜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俄宗师二”(《文史通义·外篇二》)韩、柳努力取法于《史记》，但并不一味棋仿，全盘因袭，而是在学习中有创造发明，能自成一家，所以他们取得的成就十分巨大‘他们也成了后代古文家师法的古文宗左。因此，后来有人就说，司马迁之文不可攀，准于学到手，低“文必学马迁，然将学者，学昌黎、柳州、庐竣 .周山而已央。”(周亮工一《周树屋书影》卷四)认为韩愈、柳宗元、欧刀修、苏轼等人最得司马迁之神，要学习司马迁钓文章，应友从学韩、柳者人的文章入手，循序渐进，才能把《史记》文军学到家。从此也足以说明，韩、柳是司马迁的衣体传人，由于他们的富有成效的师法学习，才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到了开发。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从唐代开始，直到宋元明清各代，学《史记》文章的人才越来越多，研究《史记》艺术成就的人也越来越多。《史记》在中闰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立以至不断提高，韩、柳等人无疑是有首创之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