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报任安书》｜情理相合的经典之作 忧愤深广的千古绝唱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封写给朋友任安的书信，字里行间浸透着一种浩然之气。这是一篇拒绝别人的文字，但是拒绝的非常诚恳，既委婉又直接，文字豪气磊落，感情迂回曲折，意气悲壮淋漓，其中的无奈纠结、悲愤痛苦，让人不忍卒读。
近两千年前的一封信，如今读来仍旧震撼人心，它如何有那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值得后人一读再读？如果把《报任安书》看作一篇散文，那么从文章的艺术结构上看，它线索清晰、层次严谨、首尾相合，将感情和观点结合的非常完美，实乃一篇气贯长虹，塞乎天地的奇文。
《报任安书》开篇——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
首先，从文字上来看，司马迁开头点题，交代了任安来信的内容，希望自己能够推举人才，并点出了对方不满的情绪。司马迁是一个直接而坦荡的人，他点出这封回信的主题之后，开始了自己的辩护之路。
“仆非敢如此也。”这是一句总结辩护，“我”并不是这样的人，虽然自己没有在推举人才这方面出力，也不是故意为之。但是辩护若让人信服，也要讲究方法，而司马迁的辩护方法是曲折二千。
曲折一：“仆虽罢驽”。“我”虽然有点愚笨；
曲折二：“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亦尝”，乃其二。
曲折三：“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如今“我”的身体已遭受摧残，在朝堂上稍有动作，便受到指责，即便本意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有害无益。所以，“我”不能站在人们的前面，而且只能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这是从现实和心理两个方面叙述了自己目前所处的现状，“是以”，是他的第三曲折。
曲折四：“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司马迁用了一个谚语，钟子期和伯牙的典故，引出观点，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表示的意思是“我”个人是很明白你的用心的。
但是，“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即便“我”品行高洁，身负大才，但是因为身体残缺，更让人发笑。无论如何，“我”都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人而已。
此前，之所以没有及时给你回信，是因为诸事忙碌，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如今，朋友你即将被行刑，“我”且向你表明我的一番心意。
司马迁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说了自己的心事，而且还是无人可以诉说的难堪，一方面是请任安不要怪罪于他，另一方面也是倾吐自己的痛苦，那份隐秘而无人理解的痛苦。
在书信中，他剖析了自己的内心：
首先，司马迁给出了为人君子的五大标准——
“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司马迁从心性、行为、选择等方面都给出了自己心中的君子标准，智勇仁义爱。但是悲哀的是，自己没有这个资格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受了刑罚，而且这个刑罚还是最具有侮辱性的一个，宫刑，“诟莫大于宫刑”。
通过前后的对比，司马迁将这个社会所共同默许的规则摆开了讲，自己本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却受了宫刑，辱没祖宗，败坏门风，还谈什么理想呢？不能了！司马迁对于宫刑的一腔怨恨，全在这里。
这种怨恨有多深重呢？他从古说到今，切切之恨，都在笔尖。
“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
孔子因为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感到羞耻；赵良因为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心怀不悦；袁丝因为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而为之色变。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尚且因为宦官阉人的身份而视他们为耻辱，何况其他人呢？这是人们古已有之的观念，如今更不用说了。这一笔一笔，一句一句，皆是怨恨。
前面做了铺垫，即人们耻与宦官同列；后面又说到“如今朝虽乏人”，就算朝中缺少贤臣良才，也轮不到“我”来推荐。且说“我”不能推荐天下豪杰，就算有这个能力和权利，旁人也未必愿意让“我”这个受过宫刑的人来举荐。这是对任安的再次解释。
然后，司马迁分为4个层次说明了自己的难处。
其一，对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
其二，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
其三，对外，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
其四，就算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也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光宗耀祖。
以上，四句总结，朝廷内外，“我”无一建树。以前，“我”也曾置身于士大夫的行列，在朝堂上发表些不值一提的意见。如今，身体残废，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这不是轻视朝廷、羞辱当世的君子们吗？
司马迁不仅在给任安解释自己不能推荐人才的原因，而且还将心中对宫刑极度的愤恨的情绪宣之于笔下。特别是最后一句，“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司马迁特此复言两句，四声痛彻心扉的叹息，将心中之恨表露无疑。
在文字上，司马迁写的有气势，有铺陈，有直有曲，面面俱到，笔笔恰当，把情绪推到了极致，就像一根琴弦被拉到极致，突然崩断，声音戛然而止，但是余音绕耳，不绝于缕，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具有重大的感染力。
此后，司马迁另起一笔，“事本末未易明也。”简单一句话，不仅将自己的情绪铺展开来，而且还做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把自己如何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做了解释和阐述。
因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李陵之祸”。
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利，更加之贰师将军李广利拒不发兵救援，终至兵败而投降。朝野上下为之震惊而哗然，诸多臣子纷纷视汉武帝的脸色而言之，纷纷对李陵落井下石，欲置李陵于死地。
而司马迁虽然与李陵并无交情，但是按他平时的观察，他认为李陵是一个“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人，“有国士之风”。特别是在匈奴入侵时，李陵能万死不顾一生，赴国家之难，这更比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要高尚得多。不能因为举事一不当，就夸大其短，落井下石。李陵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寡不敌众，而他的浴血奋战、拼死搏斗，其功劳足以暴于天下。他身虽陷败，却更可能是为了寻找机会脱身而报效国家，“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出于一片公心。
所以，面对武帝召问，司马迁以拳拳之忠，款款之愚，力排众议，仗义执言，以致触怒龙颜，被定诬上之罪，将临大辟之刑。“诬上”之罪，是诬罔君臣使事失实，是大逆不道的重罪。但是“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于内，因为家中贫困，拿不出钱来赎罪，于外，又因为无人伸出援手，司马迁遭受了极具侮辱性的刑罚，宫刑。
宫刑，不但摧残受刑者的身体，更是对受刑者精神上的折磨，因此，腐刑对受刑者具有双重惩处的功用。
文中“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菙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司马迁历数十种“不辱”和“受辱”，用排比、对比、引用等多种手法，写出人生各种耻辱，突出腐刑之不堪忍受，暗含着无限的悲愤。
司马迁选择宫刑，其实就是选择了一辈子的屈辱和生不如死。
可是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我”若就这么死了，岂不是如蝼蚁一般，无人知晓，更无人在意。“我”有着心愿未了，不能就这么轻易死去。司马迁将个人的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思索再三，终于使他摆脱了平常“死节”的束缚，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和意志的坎坷之路。
况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
这些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天下，及罪至罔加，尚不能引决自裁，何况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呢？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这一句话，是全篇文章的中心，是全文重点。司马迁不怕死，怕的是内心的志愿未达到，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所以他不想自己就这么平平庸庸地死了。
司马迁将自己受刑前后的心理状态写出之后，又虚提一笔，然后将自己做此选择的原因事由娓娓道来。“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行文纵横捭阖，他几乎是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如数家珍般地例举出许多古圣先贤的动人故事和殊勋业绩，尤其是他们身处逆境磨难之中不忘著书立说的壮举，这种一事接一事，一例接一例，连类而及的排比，思绪涌发，气势浩荡，既使人们感受到司马迁与他们之间“古今情同”，一脉相承的联系，又点明了他如今作此种人生选择的缘由，不能因为身有残缺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初心。
为自己打气，为理想壮行，他立志追踪效法，共铸民族之魂，同建君子风范，庶几立于不朽。
他的初心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好一个“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这个宣言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何其豪气！何其快意！且看司马迁的国士之风，且看他毫不动摇的初心，即便是让他千次万次地被侮辱，他也不会后悔！只要有朝一日，让《史记》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如此便足以。
“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罢了，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司马迁叹息，这个世界上可言志者无一二，只好说给自己听了。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该讲的都讲了，遂另起一笔，既是结束，也是对世事做感叹。人生正在爬坡时期，在快意生活时候，突遭横祸，在外受人耻笑，“重为乡党所笑”，在内痛苦不堪，每天如若行尸走肉，“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只是，自己的人身自由，不能由自己做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得从俗浮沉，让时间的流逝来期望自己慢慢想开。“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最后，司马迁又回到了书信的开头，“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前面洋洋洒洒几千字都是为了给任安解释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个事情，形成了一个闭环结构。这种严密的呼应、照应，直接把文章框架定稳了。
直观的看，《报任安书》是一份答复任安的书信，解释自己没能听从他的话“以推贤进士为务”的原因；从深层次来看，这封信主要是表明自己为完成《史记》而殉身的决心和意志，一种深蓄的奇伟磊落之气穿透痛苦人生，直指个体生命价值的巅峰。
整篇文章既一脉贯通，清晰而严谨；又纵横裨阖，迁曲而畅尽。“人品须直，文章要曲”，这两方面在司马迁的身上得到了谐和完美的统一。
看罢此文，读者心中为司马迁唏嘘叹惋。司马迁心中复杂的情绪、感慨、愧疚、痛苦、后悔、无奈、伤心、自豪等等，各个情绪搅在一起，沉郁太多，理不清，说不透，也无人可说，义无人理解。所以他最后说，“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是非功过，留待后人盖棺论定罢。
为人臣子，司马迁欲了却君王天下事，然而换来的是尽职获罪，忠言催祸，能无怨乎？怨矣。但是他却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最终赢得生前身后名。司马迁的伟名及其旷世之作《史记》 的价值，将与山川共存，与日月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