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能给东北什么启示
撰文 | 柯特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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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我们发表了《东北到底怎么了》，讲述了东北地区作为曾经的巨人、共和国长子，是如何在计划经济的笼罩下一步步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但要想更深刻感受计划经济体制对东北造成了怎样挥之不去的阴影，最好得把目光投向当时东北的反面——东南沿海的浙江。
共和国弃儿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浙江都号称是处在“计划经济的边缘”。
《2005年浙江总志》介绍，浙江陆域面积仅为10.1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其中山地和丘陵就占了70.4%，耕地面积仅208.17万公顷，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是浙江的特征，和资源丰沛的东北形成对比。
2017年11月5日，浙江临安某村。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 / 视觉中国
在《东北到底怎么了》一文中，我们已经提到，“156工程”并未顾及东南沿海地区，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地区投资占44.3%，中部地区32.9%，西部地区20%，共计97.2%，留给东南沿海尤其是浙江的投资所剩无几。
而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3-1975年（“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浙江获得的基本建设投资额仅为122.54亿元，而辽宁为479.03亿元，黑龙江为365.09亿元，吉林也有200.04亿元。浙江排在西藏、宁夏、青海、福建之上，位列倒数第五。进一步计算人均投资额，浙江排在倒数第一。浙江中部、南部的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更是“共和国的弃子”。
同处计划经济下的浙江，没能得到中央垂青，结果就是浙江的中央直属企业和大中型企业难觅踪迹。据浙江省统计局王杰的文章，直到1978年，浙江省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央企业占2.6%，大中型企业占16.0%，分别比全国低4.2%和27.4%。
而浙江乡村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16%，比全国比重高出约7%，城镇集体工业产值比重也比全国高出9%以上。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78年，浙江不仅工业总产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132.11亿元，按1978年价格计算），国有企业所占总产值比重也是全国倒数，为61.3%。
1960年，浙江杭州的农民 / Gettyimages
浙江省统计局的王杰还提到，浙江数量多、规模小的国营、城镇集体和乡村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多属一般工业消费品和小农具，没有受到指令性计划太多管控，市场或准市场机制在其投入分配中起一定作用，个别产品甚至由企业自销和定价——这对当时的东北国营企业根本不可想象。
此外，在东北这样的计划经济核心地带，城市化水平延续了奉系军阀、日伪治下的高速发展，更多的人得以进入到体制内，享受计划经济父爱主义的保护。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辽宁省的城镇化水平从1950年的20.0%，一路飙升至1960年的42.4%，由于“大跃进”和“文革”的恶劣影响以及对城市人口的下放，城镇化水平跌到1970年27.6%，但到了1978年，还是恢复到了31.7%。
1950年，辽宁鞍山，鞍钢职工理发社 / 视觉中国
相比之下，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11》，浙江在1953年城镇化水平仅为11.9%，到了1978年，城镇人口比重竟然才缓慢爬升至14.5%，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人口基本就等于体制内群体，体制内群体意味着医疗、住房、招工、粮食等一整套福利待遇，乡村人口基本被排除在体制外，因此在这30年时间内，将近90%顶着“乡村人口”帽子的浙江人必须另谋出路。
浙江的出路
这条出路就是经商。
浙江素来有商业传统，隶属于浙江金华的义乌，至少从清朝开始就有农民参与“鸡毛换糖”的交易。敲糖是义乌农民自产红糖的再加工产品，换回来的鸡毛则主要用作农作物的肥料。
2016年10月05日，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苏溪镇塘头应村村民在用土法榨糖 / 视觉中国
清乾隆年间至抗战爆发前夕，义乌县从事这一商业活动的人数多达上万人，“敲糖帮”形成了特殊的帮规和内部层级分工。据白小虎引述《义乌县志》的数据，解放初外出鸡毛换糖的季节性商贩仍然占全县人口5%以上。
随着1956年中国开始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12月，“敲糖帮”基本被迫解体，但鸡毛换糖仍然可以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苟且偷生。这是因为鸡毛换糖学习成本低廉，家庭传承容易，也是因为鸡毛换糖不与计划经济有直接冲突。
2015年5月29日，浙江金华，某电视剧剧组正在拍摄“鸡毛换糖”剧情 / 视觉中国
鸡毛换糖实施了一套逃避计划经济管制、保护私人产权的机制。由于日常交易随时可能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员抓获，敲糖农民便把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的形式，他们用糖饼（或者其他渠道批发来的小商品）换取鸡毛，而鸡毛肥料正是义乌农业生产和公社的需要。
生产队和公社为农民开具鸡毛换糖的证明，农民则上缴鸡毛换取工分（10工分大约为0.5元），这相当于生产队和公社对鸡毛换糖这种“资本主义尾巴”的默许。
从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和户籍制度的实行，一直到计划经济结束，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就“再也没有吃饱过肚子”。为了解决各种商品短缺问题，浙江义乌农民在换鸡毛的同时，也拓展更多的交换用品，从针线、橡皮筋、纽扣到小孩玩具，鸡毛换糖的供货物品逐渐形成了小百货。
刘成斌引述义乌后乐村村民的话，解释鸡毛换糖怎么利用证明信规避计划经济的管制，“那个时候……都是想办法的，把‘卖猪’两个字改掉，换成‘换糖’两个字，还有用柠檬酸配置的药水可以把字褪掉，然后再写。……我把‘江山’（浙江的一个县）改成‘江西’，这样就可以到江西去了。”
1982年的义乌，人山人海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现了浙江人被压抑许久的经商热情 / 义乌国际商贸城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鸡毛换糖实质上已经不止是生产队肥料的来源，而成为了追求利益的交易方式，在“买”的一端，换糖的人提供货源的“糖坊”出现了；“卖”的一端，只要是供销社或商店里没卖的小商品，都会成为紧俏的货源，这实际上再一次形成了分工。
受到利润驱使（换糖收入是集体分配收入的1-5倍），即使面临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员抓获的风险，这一时期的敲糖农民已经不局限在浙江省内，足迹遍布江西、安徽、山东，甚至远至云南、贵州等省。
类似“鸡毛换糖”的黑市在这一时期的浙江并不少见，也不仅仅局限在浙江农村。许多研究浙江模式的文章，都曾经引述过这些例子：浙江温州虹桥一带的农民在50-60年代仍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集市贸易，每市日有2-3万人，上市品种达到400多种。温州永嘉桥头镇不到5000劳动力，外出弹棉花者在1962年就有200人，1968年达到1000人，70年代外出共达3000人。在浙江乐清和温州等地，许多人往返于温州和上海、杭州之间，通过倒卖粮票、油票和布票谋取糊口的利益。
1987年1月17日，上海延安路、西藏路人行天桥上的街头小贩。他们一不小心就成了“投机倒把”商贩 / 视觉中国
受到官方长期宣传影响，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接下来30年经济取得非凡成就的源头——这其实是对这次会议的过度解读。中国的改革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最终走向市场经济也不是这次会议有意设计的结果，相反，是市场经济本身提升了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
正如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王宁在《变革中国》(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所说，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
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并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营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正是他们将私有经济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
1979年，浙江德清县农村。卖豆腐的小贩划着小船沿河叫卖 / 视觉中国
由于浙江悠久的商业传统未被计划经济破坏殆尽，反而找到了生存的方式，再加上国营企业缺位，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和支持，使得浙江的私营经济得以在改革开放前就悄悄走上了恢复的步伐。相反，指令性经济横行、国营企业林立、人们逐渐对单位组织产生依赖性的东北，就没那么好运了。
边缘革命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东北和浙江越来越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东北还陷在公有制改革的泥潭里摸爬滚打之时，浙江等地的私营经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从改革开放起步到1990年代初期，浙江创造了一个非公有制经济体系。据赵伟引用的另一套统计数据，1978年，浙江省的工业产值，国有占63.89%，集体占36.2%，私营只有不到1%。而1990年，仅仅过了12年，集体经济就超过了公有经济：国有23%，集体61.3%，私营15.7%。
而且，浙江很多乡镇企业，名义上是当地政府兴办的集体企业，其实质是正儿八经的私营经济，也就是所谓的红帽子企业。这也是迫于无奈的选择，因为非公有制企业长期被禁止，乡镇企业面对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歧视，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2008年9月，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专业市场和乡镇企业集市 / 视觉中国
上文曾提到了浙江义乌农民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暗潮涌动，除了他们之外，这些由社队企业发展而来的乡镇企业，是边缘经济力量最为活跃的一支。
科斯在《变革中国》里提到，即使企业改革后，国营企业仍然无法摆脱各种“红头文件”的束缚，而乡镇企业最重要的优势，就是他们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并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机遇做出迅速反应。
名义上，它们还是乡镇政府领导的集体企业，但在实际运营中，企业的主导权逐渐从地方政府转向企业，即从官员让渡至经理阶层。这一制度变迁，在经济学家周其仁考察的乡镇企业范本——浙江省横店集团公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014年10月6日，浙江横店明清宫苑。横店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它的影视城 / 视觉中国
横店集团的早期模式与“苏南模式”大同小异，都受到当地乡镇的控制。直到1989年，横店集团仍然是“镇办集体企业”。从1990年开始，性质变成了由浙江横店集团公司领导和管理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横店集团的缔造者徐文荣先后赶走了5任企图干预横店企业的乡镇领导，最终得到上级支持，在制度上实行政企分开，公司的总经理不再由镇政府任命，也无须经过镇政府同意；投资项目也不需要政府审批。换句话说，经理阶层获得了充分的企业控制权。夺取企业控制权，靠得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企业家的能力。
2014年10月26日，横店镇万盛街头。镇上原本只有一条路，但小镇发展带来了更多的KTV、酒店 / 视觉中国
在横店集团的产权界定过程中，徐文荣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有学者将横店模式直截了当称为“徐文荣模式”。周其仁认为，企业经理能够摆脱官员干预，完成产权的制度变迁，依靠的是企业家的能力，“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的能力界定企业控制权。”其力量源于两种能力，“通常的企业家才能即从事成功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及作为制度企业家的才能即实现‘制度和组织创新’的才能。”
企业家精神
这种企业家能力不是凭空出现的，在浙江当地，流传一句俗语，“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不禁又让人想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有所松动的浙江。
2013年10月11日，杭州，浙商博物馆布展完毕。不是哪个省份都有底气宣传自己成功的企业家 / 视觉中国
包产到户并非安徽凤阳小岗村的首创，早在1956年的浙江永嘉，便产生了包产到户现象。1979年11月30日，第一个正式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在温州诞生，拉开了中国私营经济复兴的大幕。而三个月前，叶剑英才在庆祝中共建政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并认可个体经济。
计划经济时代，浙江人阴差阳错保护的私人产权激发了企业家精神（或者说企业家精神没有绝迹）。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正是这种企业家精神，反过来才促使浙江完成产权制度革新，并最终引领全国。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一带即涌现大批专业商品市场，根据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温州的调研报告《小商品，大市场》，1978年，温州总产值中，种植农业占64%，工业和其他行业加一起只有36%，而仅仅7年以后，工业产值猛增至16.5亿，占65%。
2002年3月21日，浙江温州的小商品——打火机、眼镜、剃须刀、钮扣等称霸国内市场 / 视觉中国
到了80年代中期，温州已有415个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年成交额在8000万元以上的就有10个。时人称温州人致富靠的是“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种产品”。
在《寻路中国》里，何伟也描述了颇有浙江特色的专业市场现象：
“沿着330国道，只要经过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我都要停下车来，问一问路边的人：“你们这里生产什么东西？”他们通常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连话都不说也能回答我的问题。
“在武义县，有个人就直接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摞扑克牌。后来我才了解到，武义年产扑克一百万副，占到了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八十公里外，义乌市生产的塑料饮管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中国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个地区，崧厦年产雨伞三亿五千万把。分水专门制笔，上官专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产自一个叫作嵊州的地方。”
2012年7月3日，中国嵊州，工人在领带生产线上工作 / 视觉中国
1992年到1990年代中期，浙江将重心放在体制内突围。突围的企业主要包括三种，产权模糊的集体企业、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地方国有中小企业。期间绝大部分集体企业变成了私有企业，戴红帽子的企业几乎都摘了帽子。
到1997年，私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比40.6%，集体工业下降到36.7%。浙江省的工业化范式改变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模糊的产权界定，将企业产权明晰到个人出资者。到了2004年末，浙江全省二三次产业有“法人企业单位”30.93万家，可以明晰到个人的企业资本高达69%，高居全国第一。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2]国家统计局(2010).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3]浙江省统计局(2011). 浙江统计年鉴2011. 中国统计出版社.
[4]白小虎(2005). 交换专业化与组织化的理论与历史考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
[5]刘成斌(2015). 复数的鸡毛换糖——浙江义乌经验的商业起点与伦理渗透. 社会学评论.
[6]周晓虹(1998). 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
[7]周其仁(2004). 产权与制度变迁. 北京大学出版社.
[8]费孝通(1986). 小商品，大市场. 浙江学刊.
[9]彼得·海斯勒(2011). 寻路中国. 上海译文出版社.
[10]赵伟(2009). 浙江模式 : 一个区域经济多重转型范式. 浙江社会科学.
[11]R. Coase, N. Wang(2012).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Palgrave Macmil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