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汪曾祺丨——平淡质朴 返璞归真

汪曾祺，一九二零年三月生于江苏高邮，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一九九七年五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七十七岁。汪曾祺一九五零年曾任北京市文联《北京文艺》编辑，后调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一九八五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理事。并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及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汪曾祺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其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注重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并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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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站在树木之间，我静静地听，落叶坠地，隐约响起薄如蝉翼的窸窣声。那一刻我想象着秋天的原野有着莫奈笔下的金黄，那样地绚烂。我拟想暮色渐浓的窗外，秋林的深处，有一座尖塔顶的大庄园，轮廓模糊、温情脉脉地静默着，习习凉爽的秋风吹过，不时有金黄的叶子在我面前缓缓飘下，那般温柔，那般安静，那般轻盈，仿佛在守护一个易碎的梦。——汪曾祺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其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 ”，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作品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而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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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汪曾祺

◎汪曾祺的散文结构严谨，提倡炼字敲句。作者的字从单个来看没有什么独特，但当放到一起那种行云流水的洒脱真的很奇妙。他还主张刻画人物不应该描写太多，而应该从环境、声音、颜色等各个方面进行描写和烘托。如何组织文章？他说他是先在头脑里面对整个文章有了轮廓以后才写的，要先有个整体的构思。这些都是他端一杯清茶静坐时想出来的。汪曾祺的散文风格朴素、简练。人人看了都会明白，都能看懂，正是师承了沈从文的特点。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和大师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汪曾祺也说到老师沈从文、老舍他们是怎样炼字的。汪曾祺本人家学渊源深厚，爱好广泛，上小学时，他的祖父就给他教《论语》，写小论文义，从其中学取简洁精炼的能力。

汪曾祺散文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真，一点没有矫揉造作的嫌疑。是真情、真语言。尤其是那种语言真是难得，是应该让我们这些后辈好好揣摩的。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不像现在很多人写的文章喜欢辞采华丽，但内容空空。不舒服，很令人别扭，不真实。汪曾祺先生由于爱好广泛，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草木性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都有涉及。但最真的是写人物的部分，尤其是对师友、家世、父亲、母亲等的回忆文章写的最美，令人陶醉，表现出他的善良、和蔼和真实。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对父亲的回忆，父子之间是那样自由、平等、融洽。《我的母亲》中对三位母亲的回忆，虽然两位是继母，但却充满了感情和幸福。再则，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用情真切。他对任何人都是友好的，如对西南联大的诸多师友的回忆中，就能感觉到他对老师和同学的感情，很纯真，很自然，做人就应该像他一样，对任何人都很友好，对任何事都很认真。且那种追求自然、朴素的养生之道也值得我学习。文中提到的他的老师的一些为人处世，待客之道，修身养性对我们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那都是真人真事，人在生活中应该保持一颗童心，不要装腔作势。看书就是学习嘛。学文章，学做人，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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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若我在一切无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无论是描写人物，还是描写环境，人物心理，都文笔洗练，惜墨如金，但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比起西方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他描绘人物工笔刻划服饰，眼睛，眉毛，胡子动辄洋洋数百近千言，看多了给人以昏昏欲睡之感，相比之下，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汪曾祺谈到沈从文教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用上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了，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汪曾祺先生本人散文用语就能做到贴到人物来写，即使文中没有人物，我们难道不能说，作者本人就是文中所说的人物吗？这样，他的写风俗，读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家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娓娓到来，如话家常，创造的是真境界，传达的真感情，真正做到了文章不写一句空话。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也是流动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这是非常贴切的。有一位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下来没有什么，放在一起就有了味道。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时说，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汪曾祺先生的文学语言也是这样的。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浸透了着作者全部的思想感情，这样的作品，方称得上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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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清早起来梳小辫儿。——汪曾祺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汪曾祺曾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而《受戒》作品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一样。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文章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正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兼具南北神韵，打通古今脉络，才气学识与高超的文字工夫将现代中国文学提高了境界，丰富了现代汉语和文字的表达方法，自有一种超迈古今的旷达和淡泊。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论乡情民俗，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文坛的经典和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