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深蕴着丰富的营养成分 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之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历史、民族个性、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为传承和保护先人的智慧与文明所付出的努力和行动。文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出发，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 198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墨西哥会议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①的概念。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其精髓可以概括为君子文化、尚贤文化、耻感文化、礼仪文化、忠孝文化、爱国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的暂行办法》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归纳为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曲杂技和竞技等），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包括伦理道德、婚姻家庭、社交礼俗、人生礼仪和各类节日等），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五个方面。可以说这五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地镶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此后，国务院及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项目纳入其中。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若缺少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是不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相结合，将更加凸显非物质文化理论或思想的普遍性、实用性，进而提升其传承与保护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面临的困境 由于改革开放力度越来越大，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从19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西方文化借助其强大的经济杠杆向生产力欠发达地区渗透。西方文化居高临下不断倾泻的“瀑布”②式传播现象，在中国随处可见。以节日为例，近年来“洋节”盛行，如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等，而对于我们的传统节日，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却被冷落。对此现象，专家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条件下，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冲击的必然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商家为赚钱大力炒作的结果。还有人认为这是“洋节”迎合了当代中国年轻人喜欢浪漫和追求个性张扬的结果。对此现象形成的原因，笔者赞同上述的一些观点，但认识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应该更清醒地看到，“洋节”盛行的根子是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上存在问题。 在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上，多年来我们存在着一种自相矛盾的文化心理，在理论宣传上，强调我们具有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不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持，优秀的传统文化仅仅停留在学者的书斋中，并没有走进大众的生活中。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反而是西方的文化价值理念。在课堂上，讲西方的东西成了有学问的表现；在科研上，研究西方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科研，向西方学习，包括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就是思想解放和适应时代潮流的表现。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国门初开，民众存在着对陌生文化的好奇心和新鲜感，这种好奇心和新鲜感使了解西方文化成为一种时尚。但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缺乏对西方文化的理性审视，把西方文化不分良莠整体打包到中国，为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快餐。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没有同时跟进，大众的文化选择被局限在西方文化的框架内。再加上为追求商业利益的资本介入，问题就进一步变得不可收拾。资本通过炒作西方文化，把追崇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赋予了实力和财富的内涵。于是外来西方文化在某些人的内心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潮流，中国传统文化在困境中生存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借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惯用的多种宣传方式，弘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面向大众的宣传普及是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常用且有效的方式，所以，要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包括编写大众读物、拍摄电视专题片、在媒体上开设专栏专题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能更好地渗透和融入人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与现代数字、网络技术结合，在移动文化信息服务、数字远程教育和数字娱乐产品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使高新技术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利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与方法，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我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始终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最少干预性原则”、“就地保护原则”、“独特性原则”和“可持续性原则”③等，反对基于地方经济需要，商业利益驱动和弘扬地方文化等狭隘片面思想为目的的开发利用。借鉴上述原则，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应加强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工作力度，切实保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在现实生活中，参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包括了多种身份：政府、传承者、工商界、学术界等。一般来讲，由于他们各自地位不同，所以动机就会有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立场与诉求。首先，政府主要处于决策、组织、统筹的地位；其次，社区民众（传承和享有者）置身最直接的保护中心位置，其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对保护传统文化深怀感情，另一方面却受到现代经济物质利益的诱惑，处在摇摆位置；再次，工商业者大多是出资者，他们大多从市场观念出发，紧盯投资的回报与利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异己力量；最后，学术界是一支可靠的科学力量，其更多地关注对象的保护，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学说，研究自己的保护主体，达到为我所用。所以在参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中，应当处理好这四者的关系。从理论上讲，上述四种力量可联手互补整合为一种最佳合力，以上述四种力量代表为主，在机构内，他们围绕着保护对象—传统文化，相互限制和联系，充分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明确责任，形成“合力”，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创造积极、和谐的环境。 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相关举措，促使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走立法之路。依靠法律的保护才是“合理合法”的保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保护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本上有了法律保障。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6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依法保护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根据其特殊性，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建立起法律保护体系。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立法原则应该是：分主次、明层次、辨先后、讲呼应、求稳定。分主次就是先制定主要法律，再制定相对次要的法律；明层次就是先制定总体性法律，在指定分体性法律，并层层细化；辨先后就是先制定急需的法律，再指定可以相对缓慢的法律；讲呼应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法律体系内部纵横交错的法律之间要各有所司，相互呼应；求稳定就是立法要从长远考虑，从根本入手，保证所立之法长期管用。

借鉴与融合先进外来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相融汇。不同文化之间，有差异就难免有矛盾、有竞争，但文化差异不应该成为文化交流的障碍，文化竞争并不排斥文化合作。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应该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享世界文化创新成果。在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时，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我们要跻身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必须深深植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深蕴着丰富的营养成分，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之源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只有修好中国传统文化这座“无形的长城”④，中华民族才能真正成为站立世界东方之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