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教育写作之旅》主题稿（上）

我的笔在哪里

——《我的非教育写作之旅》主题约稿

姜广平

一

时至今日，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向家乡、向那个曾让我无比疼痛的苏北盐城表白，只要一句话：姜老师，广平，你来吧，这里需要你！

是的，只要给我一席教位，我甘愿去领受那一份微薄薪水，甘愿去和乡村的孩子一起，走过春夏秋冬，创造一种平静与寂寞中的教育奇迹……

是的，我的爱，一直还留在那里。我的情还在校园之中，我的梦还在那间教室里、那方黑板上流连……

我已走远，其实，一直没有离开。

这里有多少疼痛，还有很多说不出的隐痛……

我的写作，确切地说，我的非教育写作，起于我的教育疼痛。是教育疼痛决定了我必须用另一种方式给自己抚平伤痛。

很多人都知道我的1993年，那是我反复咀嚼疼痛的一年。那一年，作为一个在乡村已经打拼了7年的年轻的乡村教师，终于可以与改变命运的一次省级教学公开赛兜头相逢，然而，命运却与我开了个非常大的玩笑，阴差相错之中，那次改变命运的教学比赛与我失之交臂。

在从九三年走向九四年的过程中，我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攫取着。我明白了，在一个异乡的学校里，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已经很难有我的位置。我一直被生硬地拒于一个无形的大门之外，而且，几乎什么都没有我们的份，甚至，就连刚刚结束的职称评审，中级教师职称这种技术含金量极低的东西，都有可能被人从手中夺走。那一场职称晋升的活剧，深刻于我的情感世界中，成为我的又一个教育疼痛。

有谁能够承受一年之中两次致命的打击呢？我于是想到了走，想到了离开这片土地。

我首先想到的是，会有一天，我从栖身的盐城市时杨中学出发。这里不是我的家园。

我还想去寻找我的教育之梦。我不甘心就这么被教育抛弃了。

然后，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平复了这种疼痛。在一个异乡，意味着所有的一切改变都必须由自己来完成。而教育——怎么说呢？身栖于此，情系于此，却始终未能对我展颜一笑；因而疼痛也就必须由我自己来消解。

走，始终没有可能。一年年，我看到的是别人，稍有点背景的，都调离了这个乡村中学。而我和我的妻子，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春光灿烂，自己的内心却是荒芜一片。

于是，我走了。以我的魂和我的心转移到文学上这种姿态，完成了这种走的方式。

也并不是说转移就能转移的。路漫漫，路漫漫啊！

我热爱乡村教育，但乡村教育却彻底地抛弃了我。

而我却无法走向都市。都市是别人的院落，而乡村却不再是我的家园。

一个冬日，我在满身心的疲惫中，坐到屋中间的藤椅上，坐在阳光下，让冬日的阳光抚摸我。

看着忙碌的妻子与可爱的儿子，突然觉得这份日子是多么地真实又是多么地飘忽。

也许，我需要的只是一份这样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其他。

突然就想起了文学。我好长时间不再侍弄文学了。我那么热爱文学，怎么可以出现这样的文学真空呢？

我开始拿起一本《小说月报》。

几年来，我都订阅这份杂志。但有一段时间我却无法有闲暇去抚摸它们。订阅它，只是为了看见它存在于我的身边，用它来证明着我还曾经在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坐过。

然而事情在那个严冬季节发生了变化。当我意绪索然地打开时，猛然间，我如遭电击。我的朋友毕飞宇的名字赫然列在目录之中。他的一篇始发于《钟山》的短篇小说《祖宗》收在了这本杂志中。

啊，老朋友怎能相忘！在他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后，我一直关注着他，可是，他在文坛刚露了个头便又消失了。他像扎了一个很长的猛子，终于在黑色的《祖宗》这里伸出了头。

原以为同样做着教师的毕飞宇只不过是想显示一下才华偶尔写一篇小说给人看看的，没想到他一直在努力着而终于获得了成功。

努力就能成功！

毕飞宇用他的方式告诉了我这个真理。

我迫不及待地读起了毕飞宇的小说。

是我非常熟悉的毕飞宇，在黑色的情境中讲述祖宗走向衰败的故事。而那潇洒骏逸的文字显然是当代作家中少见的，而对我，那语言却是那么熟悉，那么有心灵感应，那么熨贴得贴心贴肺。

我的领悟力就是这么好。一个评论家说这是一则谋杀祖宗的故事，而我则立即作出了矫正性的解读。

似乎从这时开始，我便伸出了写作小说与评论小说的触角。

竟然是从《祖宗》开始，我又重新抓住了文学。

但后来的日子里，我却茫然无绪。

我终于发现，我对当代文坛太过陌生了。我不得不承认，毕飞宇以外的很多作家我都读不懂了。当代文学的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到来，而我大学毕业以来，沉迷于教育、考试之中，再也无法在这纷乱的文学景象中敏锐地捕捉到一条文学之脉了。

我为自己伤感不已。我怎么可以这样对文学一无所知呢？

我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啊！我臭到底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啊！怎么可以有这种令人无法原谅的文学陌生呢？

我得行动起来了。

我开始贪婪地阅读，像饿汉扑到了面包上。

该怎样感谢那个乡村中学的图书室呢？

荒芜的乡村学校，令人产生教育疼痛的地方，却在图书室的一角赫然有一本全面论述先锋文学的书，那是由著名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晓明撰写的名作：《无边的挑战》。

我像捞着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抓住了这本书。我狂喜，我终于在四处都没有出路的时候，看到了方向。文学，我的文学。现在，我走向你了！

我读完了，也读懂了。我循着陈晓明给我指出的路径，一本本地找来马原、莫言、格非、孙甘露、北村、徐星、刘索拉、苏童、叶兆言、余华……我终于搞懂了，西方近百年的文学在中国当代先锋作家那里来了一次最出色的全方位的演练而形成了当代文学独有的繁荣。

我懂了，也开始写小说了。我写出了处女作《黄昏边缘》，率先发表了我的第二篇作品《东风无力》。然后竟然很顺利地发表了《寻找阿依古丽》、《杨柳春色》

……再然后是足以让我陶醉一生的《逃离一座城市》。这个中篇小说，甚至得到了很多大师的关注。而这篇小说的语言，结构，至今，我都认为，有一种灵思。我对自己佩服不已，在一个乡村中学，却写出了这样的当代都市伦理小说。在我到了张家港这座小城后不不久，这篇作品被南海出版公司的《中国当代名家情爱伦理书系·缠绵之旅》收入。

若干年后，当我在一个江南小城做中学语文教师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陈晓明先生已成为我的师友。我们有了比较深厚的交往。经常，我们会在电话里或电子邮件里交换对某一个作家或某一个文学现象的看法。好多次，转到北京大学做教授的陈晓明都会谦逊地说，我们是同行。但我明白，这位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是他的那本书，成了我走向评论写作的启蒙读物。

一本书和一本杂志，它们像是通过上帝之手一样放在了我的面前。

一位作家，一位评论家，我从纸上认识了他们，是他们构成了我的一段生命之缘，构成了我这个乡村教师不断向上的生命之阶。

二

这样就到了1997年，我以全国第二名的综合成绩叩了开宁波万里国际学校的大门时，我发现，我的那颗心其实还在教育这棵大树上挂着。

真的没有想到，宁波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让我美好的教育理想有了栖身之地。

忙碌的教余生活，我几乎没有再拿起文学。文学再度远离我，而我再度发现，我的教育的天赋悄然回到我的教学生活中。我成了宁波万里国际学校的语文名师，成为那个学校里家长和学生欢迎的老师。只要有机会，第一个开公开课的人就是我。也是在那里，我开始与宁波效实中学这样的名校有了接触。

可是好景不长，教育局和时杨中学的新校长，竟然把电话打到我栖身的清水浦渔业大队的教工宿舍楼，而且，几乎每天都打。局长与校长的决心是，直到我决定从宁波回盐城，否则，他们会一直打下去。人事变动了，学校格局改变了，广平，回来，有你的用武之地了……

人非草木，我感动于盐城那片土地的诚意。然而，我的心已交给了宁波。而且，在宁波，我拿的是全校最高的薪水。每次，刘晓旭校长都会说，广平，你的工资这次又是万里学校最高的。好好干！在我们这里，只认一个人的本领，其他的，都放在第二位……

工资是次要的，关键是，在宁波，在我的学生心中，在我的家长心中，我是一个好老师。

留与不留，现在，成了两难的问题。

最终还是回了。妻子的眼泪和儿子的能否入学的烦难促成了我的回归。

然而，令人绝望的是，回到盐城时杨中学，恰恰已经没有了我的位置。校长所说的位置上，已经有了同行，而且坚决不肯让出……

这样，就到了我的龙冈中学时期。

现在，盐城市龙冈中学作为一家江苏省四星级高中，成为很多苏北学子热切向往的地方。让我骄傲的是，在那里，我度过了两个学年，三个多学期，写出了一本同样让我终生引为骄傲的书——《重塑生命》。

1998年秋，由于作家毕飞宇的介绍，我对周弘进行了几次采访。采访结束后，我就有一个冲动，要将周弘写进一本书里，要让周弘成为一个文学形角进入到人们的感情世界里。我将这个想法对周弘与毕飞宇说了，他们都认定：作为一个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业余作家，是一定能做好这件事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在电脑上敲打完书稿的最后一个字后，我关闭了计算机，退出了这本书的最后创作。也就在这时候，我发现，我完了。作为一个在传统教育理念引导之下的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周弘把我玩完了：我的教育观念及在这种教育观念引导下所构建起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大厦已经土崩瓦解。一种全新的洋溢着生命意志与生命力的教育观念已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根深蒂固地根植在了我的教育生命里，并将从此改变着我一生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

时至今日，我才发现，我过去是多么渺小！为了一次教学公开赛，为了一次职称晋升，我竟然可以那样决绝与不甘。

这两年的创作，深刻地改变了我，让我学会了懂得，学会了感恩，学会了淡泊。学会了不再从功利角度去看取教育……

袁晓园先生将周弘与女儿的故事称为“东方神话”。然而，在我看来，周弘其实无奇。如果一定要从他身上找出奇来，那么我也只好告诉你，周弘的“奇”就在于他对生命的一往情深的珍视。

周弘的“赏识——成功”教育使一个“残疾”的生命丰盈起来，又使很多同样被人们看所作“残疾”的生命走向了辉煌。更重要的是，周弘已经把目光转向了更多的不会被人们看成是什么“残疾”的孩子身上。说到这里，我只能无可奈何地告诉你，我的这种表述是有错误的。在周弘眼里，生命本身就是生命本身，无所谓“残疾”与“正常”之分。生理的残疾非关生命的残疾。生命的表现形态与生命的载体可以有差别，可是生命的内涵与本质却是一样的。时至今日，在我写完了这本关于周弘的书以后，我也不得不持这种观点了。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周弘经常和我们说起的凯撒大帝的那句“我来了”。不错，生命，任何一个生命，都可以像一个骄傲无比的君王一样无比辉煌地君临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人世。所以，周弘珍视所有的生命，生命是最可宝贵也最美好的。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生命更能激起我们的无穷赞叹了。在我与周弘相处的那么多日子里，在我常常中夜独对VCD光盘与录像带中的周弘的时候，我以一个写作者的敏锐发现了周弘的眼睛与众不同。他的眼睛总在某一个瞬间明亮无比。而那一瞬间，总是在他和生命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时刻。周弘与孩子们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本能的友爱与默契。看到周弘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神态，我，我的朋友们，周弘的朋友们都油然而生一种对周弘的敬重之情。

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我甚至无法对周弘进行精雕细刻。两年的时间认识一个人都很难，何况是去认识像周弘这样一位名家？但我相信一点，精致的生命不一定比质朴的生命更美丽。两年，我一直在为生活东奔西走，我放弃了很多东西，但一直没有放弃的就是这本书稿。另一方面，我能做到的，就是将自己融进了周弘的生命里，用与周弘同一的生命感悟去复现彼时的周弘和他的女儿。也许这种原初的未经精雕细刻的粗砺情感倒更能体现出主人公与命运拼搏的风格，更能激起一种高尚的审美情绪与冲动。几年来，我一直珍视着并保持着这种情感。我知道在我这本书写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可以放下这种感情了。但我也深知，我放下的是这种情感，但这种情感已经进入到我的血液里，进入到我的生命的机体里了。当然，这对于书而言，也许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这的确是我所期于这本书的心情。因为生命不仅可以像夏花之灿烂，也完全可以像秋风一样雄烈、粗犷。

周弘是在用生命与对生命的珍视实践着自己在生命的磨炼中得出的心法。他把一个父亲的眼光投向了周婷婷和周婷婷以外的孩子们，也因此，他的身边有了一个个心悦诚服的志愿者。写完这本书，周弘对我说：“时至今日，恐怕这世上也再没有人会比你更深切地从生命与教育的高度去理解我周弘了。”因此，周弘特聘我为他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赏识─成功”教育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

我很珍视周弘授予我的这一头衔。因为这个头衔有着生命的内涵。因为这是我用生命的体悟去换取的。

这两年里，我再度走出苏北，到过珠海、深圳、上海和无锡，我远离了我的家人，但我却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这本书稿。一个个长夜，我就端坐在电脑前，用生命和周弘对话。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在珠海时，我在别人都进入梦乡后，一个人走到多媒体教室里修改这部书的书稿。那时节，南国的燠热在我的屋外汹涌着，我却像什么都忘记了一样，只有眼前的这部书稿。当别的研究员在用理性去研究周弘时，我则以灵性、形象、激情去展示周弘、塑造周弘。郭沫若在创作完话剧《蔡文姬》后曾经说他就是蔡文姬，是很有道理的。今天，我不能说我就已经是周弘了。但我可以这样说，我已经真切地感到我的一部分生命已融进了周弘所营造的那种充满生命意象的教育世界里。我也已经能够从生命的高度去认识周弘和理解周弘。

这是我的幸运!

在《重塑生命》的《后记·融进周弘》里，我其实刻意隐藏了另一件事：在这东奔西走的两年里，我一面写书，一面在一个个城市的私立、民办学校里做语文教师，一面在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而努力。

无论是在珠海还是深圳，也无论是在无锡还是苏州，我都带着一大堆书。就是在这两年里，我读完了米兰·昆德拉的全部著作，而且，我自己也已经感到，这种阅读与过去的阅读感觉大异其趣。与此同时，我将亨利·米勒的书也差不多全都读完，他的《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中的很多段落，我差不多能够背诵。也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深度介入卡夫卡，甚至还想写一本关于卡夫卡的书，以中国古代笺证的方法，写一本《卡夫卡笺证》。我不是语文教师吗？我不是那种深度关注文本的读者吗？那好吧，你来笺证卡夫卡的全部小说！

是的，是在这两年，我知道，我已经悄然完成了由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向作家与文学学者的转变。虽然，我后来是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重塑生命》与妻子一起叩开了张家港高级中学的大门。

也是在这一年，我的这本书与朱永新的《我的教育理想》和黄全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成了当年教育图书的主打书目而进入了《中国教育报》的专题版面。

不过，我明白，《重塑生命》仍然是一本教育叙事作品。所幸，已经有人看出来了，我尝试用一种文学的手法来展现周弘的教育过程。

三

不得不相信有一种宿命。

1993年，我杏坛折翅。然而，就在那一年，《中国青年报》发起对王朔作品的讨论，我写了一篇《这一朵美丽的罂粟花》。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的文学评论处女作。后来，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与书籍转载，网络兴起的时候，各大网站也都转发了，且被列为当代评论王塑三十一种评论之一。在这篇文章里，我发现，1993年的我，竟然还可以那么持一种平和冲淡的价值观来看取王朔。真有点为难我了。

绝非偶试牛刀，那时候，我手中没有刀；也非略炫小技，那时候，我只是文学评论的门外汉。

似乎只是一种不甘，用这一种行动方式告诉人们，我可以有我的世界。

真正以评论家身份参与到文学中，是毕飞宇的《青衣》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以《跨世纪文丛》推出之时，我与毕飞宇的对话作为这本书的跋，我因此开始步入文学评论领域。

《跨世纪文丛》是由陈骏涛与谢冕共同主编的。我不敢说这套丛书滋养了多少作家、评论家和普通读者，但就我个人而言，确实是因为这套丛书的濡溉而从此走向文学批评之路并进而得到陈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的。

2000年年底，陈老师与北大谢冕先生主持的《跨世纪文丛》决定编辑出版著名作家毕飞宇的《青衣》。按照体例，书后必须附一篇作家访谈作为跋。因为时间紧迫，陈老师让毕飞宇找一个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的评论家做这项工作。

我一直跟踪研读毕飞宇的作品。从九十年代初毕飞宇发表第一篇小说起，我就一直盯着这位作家，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苏北乡下教书，但只要读到毕飞宇的作品，哪怕是一篇简短的创作谈，也全都收藏下来。毕飞宇得知后，曾戏称我为“毕学专家”。在陈老师与他商谈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好刚刚发表过一篇全面评价毕飞宇作品的文章《熟悉的毕飞宇与不熟悉的毕飞宇》。

我在转制后的张家港高级中学工作，升学压力与生存压力比其他学校都要大得多，但我还是在所要求的一周时间里，完成了一篇一万余字的对话稿。稿子写完后，随即发送到陈老师那里。陈老师看完后，大为赏识，认为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作家访谈。

接下来的情况是，这篇对话稿发表在2001年第四期的《花城》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我也由此完全走上了另一种文学批评之路。这篇对话，到现在为止，都可以作为我的对话批评的代表作。即使后来，我有了与刘震云、王富仁、赵本夫、苏童等人的对话，且可能反响更好，但是，是《“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被河南作家李洱认定为共和国以来的最好的文学访谈。李洱因此决定，他所主编的《莽原》访谈栏目由我来主持。从那时候直到现在，我一直主持大型文学期刊《莽原》的“对话”栏目，历经十年，一直在做，我由此成为一个在业内颇受作家与读者喜爱的访谈作家。

陈骏涛老师此后则一直关注我的写作。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里，陈老师在《一个人物和隐于其后的阴影——评<玉米>》一文里，也引用了我写的访谈里的内容。

后来，我又收到陈老师的来信，他告诉我，他正在与两位年轻朋友合作从事一项题为《世纪末文学的精神旅程》的科研课题的写作。与此同时，他们想先编一本《精神之旅——作家访谈录》的书，既作为上述课题的延伸，也为了解和研究当代作家的精神旅程提供一份原汁原味的档案。陈老师从我的诸篇作家对话中，选出我与毕飞宇、苏童、北村的对话，收进这本书中，让我感动不已。

就在这一次的合作中，陈老师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我做的三篇访谈都是高质量的，特别是北村的访谈，陈老师说：“你的访谈录我读过了，写得很好。你是真正认真地读了北村的作品，而且读懂了，思考得也很深入。北村应对得也很好，他把你提出的问题展开了，深化了。双方互动，互为主体，而非一方只是另一方的陪衬。很符合我先前的设想。”

这无疑是对我的极大的鼓励。

同年10月，陈老师的第四部文论集《世纪末的回声》出版，随即寄赠一本给我，并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上：

姜广平先生指正

陈骏涛

二○○二、十、北京

陈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声望甚隆的文学评论大师，我是一个刚刚摆脱乡村教师称号的中学语文教师。受到先生这样的肯定与鼓励，我的内心充满了温暖与感动。

后来，先生又来信告诉我，我的几篇对话都已经被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个学术网站“两性视野”收录。他要我点开那个网站看一看。我一打开，我与苏童的对话《“留神听着这个世界的动静”》赫然列于首页头条。内心自然无比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