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华人集中营

“印度政府修订了《外国人法案》，该法案提到，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或祖父母，来自与印度交战的国家，那么他也将承担一定后果。”——《The Deoliwallahs》

1962年10月20日，中国和印度间发生了一场边境战争，战事来得快，去得也快，短短一个月就告终。不过，对3000名生活在印度的华裔来说，苦难才刚刚开始。

在西隆（Shillong）、大吉岭（Darjeeling）、丁苏基亚（Tinsukia）和噶伦堡（Kalimpong）的华裔，匆忙中只带了一些必需品，就被赶上开往拉贾斯坦邦德奥利（Deoli）的火车。为期一周的车程，这趟列车载着他们去往当地二战时期留下的一个战俘营。

这些祖辈就已经迁居印度的华裔，操着一口流利印地语和英语，却成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政府宣泄怀疑和仇恨情绪的出口。在印度政府看来，这些华裔来自和印度敌对的国家；但对这些华裔来说，家里几代人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印度早就成为了自己的家。

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这些华裔被迫离家，一走就是5年。

《The Deoliwallahs》的作者之一Joy Ma，出生在德奥利的拘留营中，在她4岁半时，一家人才得以离开拘留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Joy在营中时，年纪尚小，对当时的印象很模糊。

回忆起年少时在印度的生活，Joy告诉志象网（The Passage），14岁那年，她第一次在谭格拉（Tangra）的中国城感受到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浓厚氛围，回到家中，她问母亲，为什么一家人从未去过谭格拉欢度新年，母亲叹息着说：“我们是在1963年1月25日被关押起来的，那天恰好是中国新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庆祝新年了。”

本书的合著者Dilip D’Souza是一名印度记者和作家，直到2012年，他才第一次听到有关德奥利拘留营的故事。2017年，Joy和Dilip决定书写这些人的故事，通过亲历者的讲述，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为了探寻隐藏在《The Deoliwallahs》背后的故事，我们连线了远在美国加州的Joy Ma，以及来自印度孟买的Dilip D’Souza，了解到几十年前的印度华裔生活。

图片来源：The Indian Express

给印度总理写信

志象网：请Joy和Dilip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职业和经历。

Joy Ma：我是一名作家和编辑，目前在旧金山湾区的科技公司工作。我喜欢读书、旅行，我有两个儿子，家里还有一条狗。我妈妈也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现在，我们时不时还会提起在拘留营中的日子。

我写过一本有关于尼泊尔旅行的书，因为我哥哥住在尼泊尔，在尼泊尔旅行时，我还去爬了珠穆朗玛峰，但是只爬到了一半。我喜欢旅行，疫情结束以后，我想去走走丝绸之路，还有云南的茶马古道。我的祖父是一个商人，之前，他们会用骡子驮着货物从印度到西藏，我很想去看看。听说，现在仍然可以看到骡子驮着货物上山，就像18世纪时一样。

《The Deoliwallahs》作者Joy Ma

Dilip D’Souza：我在印度读的是工程学院，后来去了美国布朗大学，在那里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学位。在美国做了8年的软件工程师之后，我回到了印度，一开始，也是在软件公司工作，那时候我开始写一些文章。

渐渐地，我发现我更喜欢写文章，就开始全职写作，到现在大概有15年时间。《The Deoliwallahs》是我写的第八本书，我喜欢政治议题，写过旅行文章、体育专栏、数学专栏，刊发在不同的杂志和媒体上。

《The Deoliwallahs》作者Dilip D’Souza

志象网：两位写这本书，是想让大家关注到这段被“忽略”的历史。能讲一下写这本书的具体原因，以及为什么决定合著吗？

Joy Ma：我是1963年出生在德奥利拘留营中为数不多的婴儿之一，那年大约有五个婴儿出生在营中。

在被抓入拘留营前，我父母是承包商，他们在西孟加拉邦北部，临近西里古里（Siliguri）的地方做生意。1963年1月25日，那天恰好是中国农历新年，我的父母被带走，关押在西里古里的监狱里，长达一个月。

这期间，陆续有更多的华裔被送到这所监狱中，他们大多从大吉岭或者噶伦堡等地方过来，凑齐了一批人后，再统一被送到德奥利拘留营。实际上，我的父母并不是第一批被送往德奥利的。

我们一家被关了很长时间，离开德奥利的时候，我已经4岁半了。长大之后，我妈妈，还有现已过世的父亲，会谈论那几年的生活。

包括我们家在内，那些经历伴随着所有被关在拘留营中的人的一生。我父母被送到拘留营中时已经不年轻了，在书里，我主要写的是拘留营中青年人的故事。

读完这本书，你就会知道他们都经历过什么。而写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这段故事，印度的年轻人没有听过，老一辈的印度人不记得发生过这件事，书中也找不到这段历史。

而Dilip D’Souza就曾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当我决定要写这本书，我希望找一个合著者，能够带着外部视角来看当时的事件。2015年，我的朋友去德里举办了一部纪录片展映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Dilip。后来Dilip到美国时，我们见了一次面，那个时候讨论起要不要合著一本书。

Dilip D’Souza：2012年，是中印边境战争50周年。有一天，一个朋友突然问我知不知道德奥利拘留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听到之后我感到很震惊。年底的时候，我造访了加尔各答（西孟加拉邦首府），还去了德奥利的拘留营。11月，我在《The Carava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害怕与遗忘：1962年印度华裔的拘留故事》(Fear and Forgetting: the 1962 internment of Indian-Chinese)。

德奥利拘留营 图片来源：Asian Review of Books

一些曾经生活在印度的加拿大华裔也读到了这篇文章，他们联系到我，其中也包括生活在美国的Joy。2015年，Joy和她的朋友们来到德里，做有关中国人在印度的纪录片《Beyond Barbed Wires: A Distant Dawn》的展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便也跟着一同参与了几场展映。

2017年，我听说50几位生活在加拿大的华裔，决定去位于渥太华的印度高级事务处（High Commission of India），递交一封信给印度总理莫迪，希望印度政府能够为几十年前犯下的错误道歉。于是，我也飞去了加拿大，和他们一同去了法院。

然后，我就去了美国加州看望我的亲戚，Joy住的也很近，我们再度见面后，最终敲定要写一本书。

志象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和一开始的构想有变化吗？对两位来说，写作过程中有什么阻碍吗？

Joy Ma：因为我生在德奥利拘留营，所以我和这些幸存者们的经历是共通的。直到现在，他们仍把我当成一个小女孩看待。我熟悉这些人，他们说的关于德奥利的一切，都能立刻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Joy和她的哥哥 图片来源：The Indian Express

之前，我从妈妈那听到很多关于拘留营的事，从这些人的口中再度听到，内容大多相似。我们都曾生活在那个空间，所以我很理解他们表达的环境和文化。

这样，在故事塑造上就有着更好的连续性。我负责把这些人的故事编织起来，Dilip写他的部分，最后我们合作，把整本书串联在一起。

说到写作过程中的阻碍，多是回忆起那段历史时，我会感到痛苦。虽然我对拘留营生活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但受访者谈到那些日子时，我对他们的恐惧和焦虑感同身受，要提笔写出这段历史，把这种情绪展露在读者面前，着实要下一个很艰难的决心。

转折点是在2012年，那年是中印边境战争50周年纪念，一位朋友问我拘留营的事情，我对他说，我不会写这类题材的文章。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问了身边的很多人，他知道我能接触到那些幸存者。我就为他的特别系列报道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我妈妈在拘留营中的故事，后来也收录在了《The Deoliwallahs》中。

就是在2012年，伴随着焦虑和恐惧，我迈出了一步，写了第一篇文章。

Dilip D’Souza：最终的成书和我们开始的设想是一样的。其实，在遇到Joy之前，我就想要写一本关于这个题材的书。但是，在接触受访者这方面，有一定困难，取得受访者的信任就是一个问题。先要找到这些人，而且他们要足够信任我，才会和我谈论当年的事情，这对我来说都是需要突破的地方。

后来，当我见到Joy时，她说想写一本书，而她又认识几位幸存者，这太好了。虽然我们写的内容有差异，但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时，整本书读起来又非常自然、流畅。所以我们就按照原定的设想，Joy和他们更共通一些，负责写他们的故事，而我更乐于去研究事件背后的原因，就负责历史背景部分。

因为我是记者，去挖掘一个事件，是我的工作。我也喜欢做调研、写长篇故事，而且这段历史非常吸引我，所以很难说写作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作为一名记者，困难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写这本书时，我阅读了相关书籍，网络上也能查到很多资料，包括国家档案库的电子版资料，还有国会记录等。我还找到了几位退休军官，其中一位在战争时期成了中国的俘虏，他的故事又给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称得上困难的，可能是我为《The Caravan》杂志写文章，去德奥利那次，去之前那边的人向我保证可以进拘留营里看一看，但到了之后，他们又不让我进去，不过，这又为我的报道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志象网：当你们为这本书进行采访、做研究的过程中，有什么事情让你们感到非常出乎意料吗？

Dilip D’Souza：像我前面提到的，非常多人，包括我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这让我感到很意外。

在我翻阅资料时，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大吃一惊，Lal Bahadur Shastri是时任印度内政部长，后来他成为了印度总理。我查询一份国会文件时发现，在他担任内政部长期间，他曾去过德奥利拘留营。

当他返回国会时，人们问及德奥利的情况怎么样，他站在国会中央，回答说那些印度华裔在德奥利生活的非常开心，他们哪里也不想去，就希望留在德奥利。但Shastri在拘留营时，却给了印度华裔不同的答案，他向那些人保证，很快他们就会被释放。

这确实改变了我对Shastri的看法，我们生长在印度，读到的历史书中将他描绘成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知道他做过这样的事情，确实破坏了他在我们心中的“完美”形象。当我们深挖历史时，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的事情。

Joy Ma：因为我的消息渠道大多来自我妈妈，当她告诉我一些事情后，我就会去查她说的准不准确。有一次，我们就谈到了Lal Bahadur Shastri，她说内政部长Shastri来过德奥利拘留营。我说不是，他是总理。我妈妈坚持说他是内政部长，后来我们还为此争执起来。

然后我意识到，在我们被关在拘留营里那几年，妈妈都不知道Shastri后来成为了印度总理，因为那时没有报纸、网络、电话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去查阅，要确保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从这些幸存者口中听来的，可能有人用印地语形容一件事物，这都需要我去多方查询资料。而且，每个家庭的境遇都不同，有的家庭被释放之后，过得还不错，但有的家庭的境遇很糟糕。听到这些幸存者的遭遇，让我很受触动。

志象网：一本书的篇幅有限，不能将所有的故事都包含进去，在写作这本书时，有舍弃哪些内容吗？

Joy Ma：从我这部分来说，我需要控制这本书中要报道的幸存者故事的数量，因为很多人的故事都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实际上，在拘留营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没有学校，没有娱乐消遣，一天当中都不需要做什么计划。

我删除了现在生活在中国香港的一家人的故事，因为可谈论的内容比较少。并不是因为有些事情敏感或是不好才没有被写进书里，只是很多人的故事太相似了。

Dilip D’Souza：因为我负责的是历史和政治背景这部分，而历史又像汪洋大海一般，没有尽头。有很多的视角、观点等其实可以写进书里，但又会让这本书变得非常冗长，读者不会想要读这样的书，所以我就挑选了一些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内容写进书里。

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没有写进书中，可能未来我会把这些写成另一本书吧。

跨越250年的迁徙

志象网：Joy，从拘留营中被放出来时你才4岁半，对当时没有什么记忆，在你成长过程中，你的家人讲到那段时期，都会说些什么？

Joy Ma：当我父母提到在拘留营中的那几年，他们总是讲一些有趣的故事，他们不会和我说那段时期的生活有多无聊，多绝望。但人们新到一个地方时，都会想要走出去，认识新朋友。但在德奥利不是这样，在那样一种绝望的环境中，人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好交流的。那种感觉就像新冠疫情带来的封锁一样，我妈妈甚至还对两者作了比较。

德奥利拘留营 图片来源：The Indian Express

在成长过程中，我的父母给了我们很多的爱，某种程度上，可能他们觉得对我有愧。我的全名是Joy Joy Ma，中文的意思就是双倍的幸福，他们希望我过的快乐，所以在小时候，他们只会告诉我那些快乐的故事。

我也不想让那段经历影响我的生活，活在阴影之下。我的父母在那段时间失去了一切，经历了很艰难的时光，但我意识到，只有把这一切倾吐出来，才能真正地走出阴影。很多受访者也有相同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

志象网：Joy，你家里的长辈最初是怎么来到印度的？早期是什么促使一些中国人到印度定居的？

Joy Ma：18世纪晚期，中国南部一些区域比较贫穷，家里人口也多，很多家庭都把儿子送出去工作，有的人去了美国，有些去了东南亚，还有一批人去了印度，我的祖辈就是在那个时期来到的印度。

说到去印度的故事，就不能不提鸦片战争。当时，英国人觉得国家在一些方面财政亏空，其中，就包括茶叶。之前，中国生产茶叶，而英国人很爱喝茶，花了大量的钱从中国买茶叶。英国想打破中国对茶叶市场的垄断，想要种茶，哪还有比它们的殖民地更好的选择。

于是，它们开始买茶种到印度种植，慢慢地，在大吉岭、阿萨姆、西隆等很多地方都产出了不同种类的茶叶，包括我们当时在印度生活的地方也是。最早，我的伯祖父到印度去做茶叶生意，一开始他是承包商，后来生意有起色之后，他叫上了自己的兄弟一起做，也就是我的祖父，后来就留在印度成家立业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印度做茶叶生意，更多服务性的需求也产生了，像是买中国食物，把钱寄回中国的渠道等。来印度做茶叶生意的中国人大多会经过加尔各答，所以很多中国人在加尔各答做生意，算是为那些中国茶商提供支持。

这些到印度谋生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像我妈妈就是客家人，我爸爸是从广东省顺德那里来的。

Dilip D’Souza：我也是从Joy那里才了解，第一代的中国移民是如何来到印度的。我还发现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有记录以来，中国人最早来到印度大概是在1775年至1780年间。其中有一个人，他搭乘的船在孟加拉失事了，后来他到了加尔各答，找到了英国政府的人在当地买了一块地。

有意思的是，在加尔各答有一个小镇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里标记了埋葬他的地方，还建了一座小寺庙。每到中国农历新年，就有很多华裔去那里庆祝新年。

这都是令我意想不到的，对我来说，在这个小小的城镇里，像是找到了中国移民在印度的根。这段旅程，也让我从细微之处，更懂得了我的国家。

250年前踏上印度的一个中国人，仍被大家铭记着，并且还以他命名了一座小镇，这种历史是很令人着迷的。

志象网：Joy，你在青年时期就到了美国，之后定居在美国，很多人从拘留营中出来后，选择离开印度，他们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 那些仍选择在印度生活的家庭，他们过的怎么样？

Joy Ma：我实际上是在德里读的大学，20多岁的时候来美国读研究生。确实是有很多在拘留营中人最后移居加拿大，大体上来说，移居加拿大后的生活更加开放和轻松一些。很多移居的人就会供养整个家庭。

那时候，如果有机会离开印度，大多都会选择离开印度，因为在拘留营中的日子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而且被释放之后，在印度的生活也很艰难。这是他们选择离开的最主要原因。

而那些继续生活在印度的家庭，日子也不好过。在印度独立之后，有一条法律规定只有出生在某些年份之后的人，才可以拿到公民身份。

这就产生了一个四年的断层，在1947年至1951年间生的人，他们没有国籍，但是印度政府允许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些人现在已经年迈了，每一年还要去加尔各答，领可以继续生活在印度的凭证。这也包括这些华裔，但到现在，他们已经完全同化了，有自己的生活，有谋生的手段。

Dilip D’Souza：我在阿萨姆和加尔各答遇到了一些人，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两种情绪。一种是害怕，他们怕同样的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所以很多人并不想开口讲他们的经历。

还有就是不解，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们仍然感到困惑，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们的后辈也有同样的困惑，我见过一位德奥利拘留营中华裔的后代，这些孩子现在20多岁。显然，他们没有体会过拘留营中的岁月，但他们问我，为什么印度要这样对我的中国爸爸？ 他们的爸爸娶了一位阿萨姆女孩，但那年也被送到了拘留营里。

很遗憾的是，我也没有答案。人们现在仍感受得到那种背叛感，他们既困惑，又害怕。

等不来的道歉

志象网：Dilip，你查阅了很多的历史资料，算是从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当年的故事，在《The Deoliwallahs》出版前后，印度人对那段历史时期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Dilip D’Souza：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被灌输的思想是，中印边境战争的起因就是中国对我们的背叛。如果你随便问一个印度人，你对那场战争了解多少? 他们大都会说，中国人背叛了我们，他们攻击我们，在我们背后捅刀子，诸如此类。我们学到的就是这样的历史。

所以，当我听说德奥利拘留营时，我觉得要多查阅一些有关那段时期的资料。就像任何战争一样，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这一切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孰是孰非。这也是我想在这本书中传递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想告诉我的印度同胞，人们从这本书中了解的，不应该只是当时有一群华裔被监禁。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还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我们应该敢于承认自己犯的错误，战争中的两方，都有责任。

我认为每个国家，当然也包括印度，都应该一遍又一遍地回顾过去。这是我想要传达的。

志象网：有拘留营中的幸存者想要印度政府为当年的行为道歉，印度政府的反应是怎样的？

Dilip D’Souza：这本书出版之后，目前印度当局还没有什么回应。我一直告诉我的朋友，包括Joy，我对获得印度政府道歉这件事，看法并不乐观。

我认为政府应该对此有所回应，但我觉得他们不会这么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且还牵扯到国家声望，所以我觉得政府很难为此道歉。

Joy Ma：我理解。我们都希望能带来更积极的反馈，但如果我们所做的努力，能让这段历史不被大家遗忘，这也足够了。我们希望年轻一代能够了解这段历史。当人们读到这本书时，他们会发出感慨说：“这整件事简直太糟糕了。”这是我们想要的。

志象网：这本书目前在印度国内有什么反响吗？

Dilip D’Souza：因为新冠病毒暴发，这本书目前在社会上的关注度比我们之前设想的要低。等到疫情缓解之后，相信这本书会获得更多的关注。目前，我们收到了很多读者和媒体积极的评论，这是很好的事情。

还有人对Joy说，应该把书中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拍成一部电影，我认为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也许还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Joy Ma：我觉得能在中国以及印度的一定圈层内传播开来，或是超越这些范围当然更好，希望这段历史能够获得和二战期间，美国日裔拘留营一样的社会关注度。对我来说，能给一个从未谋面的人讲述这段历史，本身就是很棒的一件事。

目前，这本书只由印度出版社发行，希望能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让更多人看到。

志象网：这段期间，两位在忙些什么？有准备写其他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吗？

Joy Ma：在写《The Deoliwallahs》之前，我写过有关于我妈妈的人生故事，现在要重新回到这个题材上，进行一些修改。

另外，我还在考虑写有关湾区的系列性短篇故事。美国加州吸引着各色人等，在这里有着多样性、不同的人、不同种类的工作。我想探索这些人的故事。

Dilip D’Souza：我之前有写过我爸爸的故事，和印度华裔的题材无关。他的人生很有意思，我就写了一本有关他的回忆录，但是没有得到很多关注，现在正尝试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展现出来。

因为现在还处在疫情期间，所以这段时间我主要在写数学专栏，每周发表一篇。

作者：刘荻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