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魏晋名士风流的《世说新语》是依据什么完成的？

原文作者丨宁稼雨

摘编丨安也

在《世说新语》所依据的蓝本中，《魏晋世语》《名士传》《语林》和《郭子》是主要而有代表性的四种。从这四种书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人们对魏晋文人精神变迁的认识如何由浅入深、由模糊到清晰。

《<世说新语>与魏晋风流》，宁稼雨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5月。

《魏晋世语》对于《世说新语》仍有借鉴作用

《魏晋世语》的作者为郭颁，他所生活的西晋时期还处在玄学清谈的发展变化过程当中，所以他还不可能对清谈玄学中文人的整体精神风貌做出概括和总结，从而加以表现。由于该书至宋代已经亡佚，所以原书与《世说新语》的传承关系已经难以知晓，但现存佚文可证《魏晋世语》对于《世说新语》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内容上看，作者似乎是在以令史的身份来撰写魏晋两代的历史逸闻。其中多为与军政风云变幻有关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从部分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出正始时期（240—249年）部分文人鉴于汉末清议运动失败而产生出与时政分离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和精神面貌。如该书记载李丰欲以夏侯玄代司马师事泄后夏侯玄被捕的情景：

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履玄。玄正色曰：“吾当何辞？为令史责人邪？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之曰：“不当若是邪？”钟会年少于玄，玄不与交，是日于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钟君，何得如是！”（《世说新语·方正》“夏侯玄既被桎梏”条刘孝标注引）

当时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不仅在政治倾向上是势不两立的冤家，而且在思想观点上也分立为两个不同派别。“正始间曹魏集团中人善谈玄理，司马氏周围的人则推重名教”（罗宗强《玄学与士人心态》，第69页）。作为曹魏集团和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夏侯玄是提倡“自然”，抵制“名教”的核心人物。袁宏《三国名臣序赞》评论夏侯玄说：“君亲自然，匪由名教。”夏侯玄曾明确地将“自然”作为“道”的代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正因如此，他才对身为司马氏死党、以纲常名教作为统治和陷害别人工具的钟氏兄弟横眉冷对。

故事表明，从正始年间开始，文人依其政治和思想派别不同，形成不同的营垒：在野的文人名士崇尚“自然”；在朝的则讲究“名教”。二者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由此也产生了文人名士疏离政治、醉心自我身心自由的精神追求。这一新的社会精神动向不仅受到郭颁的注意，而且也同样受到刘义庆等《世说新语》的作者的充分关注。这样，《魏晋世语》所萌发的表现士人崇尚自然、疏离政权的精神追求就成为《世说新语》等六朝志人小说的普遍题材。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尚不能最后确定，但可能性却十分大。叶德辉曾根据刘孝标注中往往以引证《魏晋世语》文字来与《世说新语》原文互证异同的现象，推测“则临川此书或即以之为蓝本也”（《世说新语佚文》序）。尽管类似故事在《魏晋世语》的佚文中并不多见，说明反映这种精神变迁的工作未必被作者当作撰著其书的主要目的，但它对《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以反映社会精神主潮变迁为己任的做法，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示作用。

从形式上看，《魏晋世语》也采用后来《世说新语》按内容分类的方法。《三国志·魏志·裴潜传》裴松之注在引用韩宣的一些故事后说：“按本志，宣名都不见，惟《魏略》有此传，而《世语》列于《名臣》之流。”这就表明，《魏晋世语》也选取了这段故事，而且列在《名臣》一门内。那么，与《名臣》并列的，应当有另外一些门类。这很可能就是《世说新语》采用的以类相从的门类体制。而这种体制不仅仅是归纳魏晋文人精神气质的细腻层次、将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定格入类的新颖方法，还反映了当时人对精神分野评价的新鲜认识，其对当时及后来人的认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世说新语》

可见《魏晋世语》对《世说新语》的成书大约有两点贡献：一是它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角度，引发了人们对正始以来文人精神状态的注意，从而启发了后来《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将魏晋玄风作用下的人的精神面貌作为反映主体的方式；二是它的按内容分类的方法对《世说新语》的分类体制产生影响，又为后人划分和认识魏晋文人精神气质的层次奠定了一定基础。这些为魏晋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在《世说新语》中得到确认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袁宏《名士传》所取当时名士风流的风采可谓先声

汉魏以来，由于门阀世族力量的迅速壮大和名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日益显赫，社会上谱牒学和传记的写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部分传记作品（尤其是那些以文人名士为主角的传记作品如《名士传》《高士传》《海内名士传》等）由于有相当的故事性和文学色彩，以至被人们视为小说作品。袁宏的《名士传》就是其中的代表。

袁宏（约328年—约376年），字彦伯，小字虎，时称袁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玄学家、文学家、史学家。

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正始玄学清谈发端以来的名士作为表现的主体。刘孝标说：“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书中所取当时名士风流的风采，可谓《世说新语》的先声：

阮籍丧亲，不率常礼，裴楷往吊之，遇籍方醉，散发箕踞，旁若无人。楷哭泣，尽哀而退，了无异色，其安同异如此。（《世说新语·任诞》“阮步兵丧母”条刘孝标注引）王烈服食养性，嵇康甚敬信之，随入山。烈尝得石髓，柔滑如饴，即自服半，余半取以与康，皆凝而为石。（《文选》卷二十二何休文《游沈道士馆》诗李善注引）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世说新语·文学》“刘伶著《酒德颂》”条刘孝标注引）

三则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名士风流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是因与司马氏政见不同而放诞任性、不拘礼法、追求超越现实人生的出世人生态度者的中坚分子。其中阮籍母丧期间的表现反映其目无礼法、不同流俗的精神追求；嵇康和刘伶的故事则反映出文人由于政治苦闷而在服药和饮酒中寻求精神解脱的状况。《世说新语》继承《名士传》的，正是这种全面反映魏晋文人精神整体变迁的初衷意图。

裴启《语林》以小说形式描绘清谈活动

《魏晋世语》和《名士传》对《世说新语》的影响是潜在的，它们二者主要还是采用了一种史家的笔法，因此对《世说新语》的影响有限；《语林》和《郭子》对《世说新语》的影响则不仅有形式方面的，而且还有它们二者较为纯粹的小说家笔法。

《语林》的编撰时间为晋哀帝隆和年间（362—363年），当时许多清谈大师仍然健在，他们的绰约风姿还余音绕梁，但清谈风气的高潮已过，客观地认识和描绘清谈者的风采已经成为需要并存在可能。加上作者裴启“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所以以小说形式描绘清谈活动的任务就落在了裴启身上。檀道鸾《续晋阳秋》云：“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世说新语·轻诋》“庾道季诧谢公”条刘孝标注引）

由于该书能够将当时人们还相当熟悉的人物逸事和言语记录成册，所以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热烈的轰动效应，“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世说新语·文学》），“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世说新语·轻诋》“庾道季诧谢公”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至于它后来因为谢安的诋毁而遭到冷落，纯粹是谢安个人的原因，与《语林》其书本身并无关系。《世说新语》将《语林》的不幸遭遇作为书中的内容，说明编撰者对《语林》内容的肯定和对《语林》不幸遭遇的同情。

如果拿《语林》现存佚文和《世说新语》的文字做一对比，可以发现《语林》一百八十多条佚文中，大约有一半以上为《世说新语》所袭用。《语林》被《世说新语》采用的文字多为反映魏晋名士放达人生的精彩片断，不仅是《语林》的闪光点，也成为《世说新语》的精华所在。如表现王徽之（子猷）任诞旷达风貌的两则故事：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九引作《语林》；《世说新语》收入《任诞》篇）王子猷居山阴，大雪夜，眠觉，开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轻船就戴，经宿方至。既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艺文类聚》卷二、《初学记》卷二、《太平御览》卷十二均引作《语林》，文字小有歧异；《世说新语》收入《任诞》篇。）

故事表现王徽之有情而不为情所累的人生态度，正是玄学家王弼等人关于应物不累和以性制情观点的体现。这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故事受到裴启和刘义庆等人的特别关注，正好说明魏晋文人精神变迁受到注意和肯定的历史过程。另如《语林》所载王蓝田性急事（《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引作《语林》，《世说新语》收入《忿狷》篇）、曹操以崔琰代己见匈奴使事（《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和七百七十引作《语林》，刘知几《史通·暗惑》言此事为裴启虚构。《世说新语》收入《容止》篇），以及石崇与王恺等人争豪夸富的几条故事，均为《世说新语》所取。《语林》没有被《世说新语》采用的故事，或者系缺乏故事性，或者带有怪异和游侠色彩，与《世说新语》记载清谈活动为主的宗旨略有偏离。但也有部分与魏晋时代风气相吻合者，如：

桓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司马宣王、刘越石一辈器；有以比王大将军者，意大不平。征苻健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刘越石妓女。一见温入，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问：“我何处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宣武于是弛冠解带，不觉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六引）

在人物品藻盛行之时，人们普遍希望得到外界的较高评价。《世说新语·品藻》载：“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可见人物品藻对士人心理和行为具有的重大影响。风气所及，桓温即十分在意外界的评价。刘惔曾称他“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世说新语·容止》），他便因此而十分自负。上引文中自比刘琨（字越石）而受到奚落，便反映了他的求名心态。

今人余嘉锡曾怀疑《语林》这条记载虚妄：“余谓温太真识温于襁褓之中，闻其啼声，称为英物，则其声必不雌。刘真长许为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则其雄姿可想。亦何至眼小面薄，如《语林》所云者？此盖东晋末人愤温之自命枭雄，觊觎神器，造为此言，以丑诋之耳。”（《世说新语·容止》“刘尹道桓公”条余嘉锡笺疏）这里余氏只是猜测，并无实据。况桓温此类事情并非一例，他征蜀时曾得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遂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意欲自比诸葛亮。吏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见《续谈助》本殷芸《小说》引《杂记》）正与《语林》所记异曲同工。说明人物品藻活动中人们求名心切的精神状态。尽管这个故事未被《世说新语》吸取，从中却也能看出东晋人对人物品藻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心理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已经有了相当清醒的认识。

《郭子》对魏晋以来文人名士精神领域的巨大变迁认识得更为清醒

郭澄之的生活年代比裴启大约晚半个世纪。与《语林》相比，《郭子》对魏晋以来文人名士精神领域的巨大变迁认识得更为清醒。《语林》书中那些缺乏故事性和带有怪异游侠色彩的故事在《郭子》中几乎荡然无存，说明郭澄之已经把以故事形态反映人物品藻和清谈玄学风潮作为自己编书的唯一目的。其中很多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清谈活动的精彩场面：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语，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毛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飧。殷方语孙卿曰：“公勿作强口马，我当并卿控。”孙亦曰：“卿勿作穴鼻牛，我当穿卿颊。”（《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七百三引）张凭举孝廉，出京，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真长，乡里及同举者咸共哂之。张遂径往诣刘，既前，处之下坐，通寒暑而已。真长方洗濯料事，神意不接。良久，张欲自发，而未有其端。顷之，王长史诸贤来诣，言各有隔而不通处。张忽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便足以畅彼我之怀。举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遂清言弥日，因留宿，遂复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前去，我正尔往取卿，共诣抚军。”张既还船，同侣笑之曰：“卿何许宿还？”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至，遣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既同载，俱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语，咨嗟称善，数日乃止，曰：“张凭劲粹，为理之窟。”即用为太常博士。（《北堂书钞》卷六十七，《艺文类聚》卷四十六，《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七、二百二十九引）

从这些故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谈活动的具体过程和人们对它的热衷迷恋程度。因而这些故事都理所当然地成为《世说新语》的重头戏无论是内容方面，还是艺术表现方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广大妇女从精神气质到生活行为的崭新面貌，是整个魏晋时期精神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王夫人的“林下风气”胜过顾家妇的“闺房之秀”，就可以看到那种循规蹈矩、温文尔雅的闺中淑女形象在魏晋时期已经成为陈旧的俗套，能够与竹林名士风范等量齐观的新女性风采才是备受瞩目的新潮。这一认识在《郭子》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书中收录了许多敢于和传统礼教和女训背道而驰的新女性故事，如贾充女（或云陈骞女）主动通过婢女私自与父亲的下属官员韩寿私通，最后达到结合目的，是中国文学中较早的青年女子私自决定个人婚姻问题的范例（《世说新语·惑溺》“韩寿美姿容”条刘孝标注，《太平御览》卷五百、九百八十一引）。而最为突出的是许允妇阮氏的几条故事：

许允妇是阮德林妹，奇丑。交礼毕，许永无复之理。桓范劝之曰：“阮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宜察之。”许便入见，妇即出，提裙裾待之。许谓妇曰：“妇有四德，卿有几？”答曰：“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许曰：“皆备。”妇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许有惭色，遂雅相重。（《初学记》卷十九、《白孔六帖》卷二十一、《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二引）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帝遣虎贲收允。妇出阁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愿陛下检校，为称职否？若不称职，臣宜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旧服败坏，诏赐新衣。初被收，举家号哭，允新妇自云：“无忧，寻还。”作粟粥待之，须臾允至。（《艺文类聚》卷四十八，《北堂书钞》卷六十、一百四十四，《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十九引）

前一条写阮氏巧妙地利用礼教规范来战胜丈夫的歧视，维护了妇女的尊严和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后一条写她超人的见识、自信和胆略。阮氏二事完全代表了新的社会潮流中妇女精神的新风貌。另如王浑向妻子钟氏夸耀儿子，钟氏竟云自己若跟小叔王沦生儿，定会超过此子。这种放肆无忌的语言尽管受到一些道学家的深恶痛绝和严厉抨击，但魏晋时期妇女行为与精神潮流的深刻变革，却是谁也无法阻挡并需要正视的现实。这些深刻揭示魏晋时代精神变迁的故事均为《世说新语》所取。据笔者统计，现存鲁迅辑《古小说钩沉》本《郭子》的八十四条佚文中，被《世说新语》收录的竟达七十余条。特别是那些反映清谈活动的精彩片断和优秀的女子题材故事，多出《郭子》。这说明在《世说新语》成书前，《郭子》对魏晋时代精神的认识和表现是最为清晰和最为成功的。

从以上几种《世说新语》蓝本演变递进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从西晋时期开始，随着士族文人与统治者矛盾对立关系的缓和和士族文人自身地位的提高，关注名士风流中的遗闻逸事成为社会上十分普遍的文化风气。

第二，这种遗闻逸事已经无关于“经国大事”，而是在于文人士大夫的日常践履之中。

第三，它们体现的是个人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特色，而不是修、齐、治、平的实绩。

第四，对于这些遗闻逸事，编著者们进行了美学的、精神史的评价。

第五，面对残酷的政治纷争、文人惨遭杀戮的事实，人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文人的精神自由及其艺术表现。从而为《世说新语》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世说新语》正是这种精神潮流律动的产物。

本文经商务印书馆授权节选自《<世说新语>与魏晋风流》一书，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作者丨宁稼雨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