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悟的时刻》：纵横交错的视角拉伸阅读镜头 提炼顿悟写作时刻

“顿悟”的概念来自基督教，乔伊斯将其做了文学化的改写，他借用笔下和人物告诉我们，一次顿悟是一个人物、一种形式或一样物体的本质的“一次突如其来的精神显现”。

顿悟的内容拥有沉甸甸的思想含量，短时间内就能收获一份提纯的思想、浓缩的智慧。

张悦然著的《顿悟的时刻》，这本书，它做到了：在阅读的过程中，作为读者的我有顿悟的时刻。

依循着作者60部经典小说的独特阅读路径，分别从横向与纵向将焦距由远及近地拉伸，再由近及远地扩展，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写给所有阅读者与创作者的小说课，用读和写再次赋予小说生命，邂逅精神世界被照亮的顿悟时刻。

一、纵向探讨小说写作中的一些问题

情感的支点作家通过情感的支点，将情感注入人物的身上，使它们成为人物身上的元气。

写小说的过程，就是自我发现的过程，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当作者和读者对小说人物的理解之中，总是对境遇相似的一部分人注入更多的情感，其中也就包含着对自己的发现过程，比如漂泊异乡、事业上的挫折、情感上的背叛等等在小说人物身上被揭示的情感，映射着我们自己的情感暗面，我们同情所有受苦的人，但总是同情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多一些，因为我们有时候根本没有逻辑可言。

很多时候狭隘比包容更有力量，因为狭隘是激烈的，包容是温柔的。狭隘可以确立信仰，而包容却令人陷入怀疑和虚无；狭隘修筑起围墙，为我们建立自我的城邦；包容却要求我们拆去围墙，前往陌生之地。

在写作中，我们既需要包容，也需要狭隘，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作者的情感支点就是小说的内在逻辑，它捍卫着作家的真诚。正如书中所说，情感支点有点像船锚，义无反顾地扎进水里，它决定了一个小说的向心力。

素材的收集张悦然认为，当事人的口述优于影像，优于文字资料。在所有获取资料的途径中，采访可能是最有效的。见面会营造一个开放的场域，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会被召唤进来，而且在见面的情况下，对方的讲述像一种重现，能够使你更多地浸入到故事中。而我的理解则是见面可以更近距离地捕获到一些信息，比如讲述者的表情、声音、体态等等，可以传达得更加逼真直观的信息民，从而才能写出较为生动的故事与人物。

其次，作者认为影像比文字好，因为有很多留白，大多数的时候，影像本身是中立的，没有更多的立场，这都会留给创作者更多充裕的想象空间。

而无法通过上面两种途径获得所需要的素材时，才会诉诸于文字资料。作者用张爱玲的写作举例说明，当早年的生活经验还不太丰富的时候就写出了揭示复杂人性的《倾城之恋》和《金锁记》，而后来写真实的故事《秧歌》时却显得失真，那是因为真实的力量总是具有某种催眠作用，催眠掉了虚构的雄心，强化了逻辑的庇护。

量化的分配写作需要在狭隘与宽容之间寻找平衡，狭隘捍卫着我们与小说主人公的感情连接，而宽容则帮助我们建立起那个围绕在主人公周围的世界，使之真实可信。

创作者在一部小说中所构建的主人公有一个或多个，不是因为人物形象比次要人物更善良或更高尚，而是因为和他们的情感连接较多，所以笔墨注入人物拥有自己的立场，由其出身、过往、情感和性格的建立，这个立场越牢固，人物就越有可辨识性。

作者介绍了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为了让故事更清晰，会不自觉地把一些人物固定和简化，以便留出更多空间给主要人物，但随着剧情的发展，那些被固定和简化的人物由各自的立场和诉求渐渐变得丰满和复杂。

所以小说人物笔墨量化的分配一定是固守人物的立场，而不是被情节所单纯牵引而蹴。

二、横向对比联系分析不同小说人物

作者张悦然相当睿智地利用横向的坐标轴，以点带面地将小说人物铺将开来，例举说明二部名著中的不同人物，虽然都拥有相同的名字叫爱玛，一个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里的爱玛，一个是简·奥斯汀《爱玛》里的爱玛。

千万不能小看了这种横向的对比联系，那可是常人疏于涉猎的领域，也是衡量思辨能力的一种高度。

奥斯汀笔下的爱玛，没有结婚，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并情有憧憬；

而福楼拜笔下的爱玛，自私虚荣，声名狼藉，一生就是一个悲剧。

作者觉得奥斯汀的爱玛离略微接近一些，但作者非常肯定福楼拜的爱玛那种自我毁灭中所蕴藏的激情和能量，因为当你理解、同情和接纳了那些违背社会规范的人物时，你会感到一种道德的压迫。

我们在生活中习惯于简单粗暴地对人进行分类，比如身份、社会 阶层之类的标准，一个人属于什么阶层，就应该具有这个阶层的行为特征、价值追求。在写作的过程中，创作者下意识地把小说里的人物归并入某个类别是，套入大众所熟悉的社会属性，这样让人物看起来更加真实。底层人物的苦痛才是真正的痛彻心扉，那种深入骨髓的切肤之痛不是带着优越感居高临下俯视而刻画出来的。

横向对比联系分析不同小说人物的关键在于，是否担纲一部小说里的主要角色，必须把人物从你对阶层、身份的固化认知里解放出来进行调查研究，将创作里科学性的部分和艺术性的部分统一对待。同样的故事，裁剪的方式不同，所表达的主题就会不同。

三、视角是作家观看世界的角度

20世纪以来，小说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呈现的探究，在这个领域，小说显现出电影等其他世术形式取代的特殊魅力。

19世纪的小说及以前的小说比较习惯站在云端俯瞰众生，采用上帝的视角。到了20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宗教的衰弱、个人意志的崛起，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更为平等，作者不再像造物主那样肆意驱使主人公，而是下意识地追随着主人公，置身于故事中，用他的视角审视别人，感知世界，不再只是游离于故事，凌驾在文字之上的道理意义。在人物行为之外，搭建主人公复杂的精神世界才能诱发读者的深度思考。

亨利·詹姆斯对于小说中件事视角的发展具有卓越的贡献：将视角局限于单一的意识中心，是完美形式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一主张成为小说叙事从传统的上帝视角转向限制性视角的重要拐点。

我们很容易理解，距离人物越近，观察范围就越小，当然也可以看得越发清楚、细致，而想要观察范围变大，就必须拉远距离。叙事距离的远近，由作者的天性所主导，并不全然是一种人为的选择。

世界的无序性，使视角用其透明的强力建立了一种秩序，是作者意志的体现，出于一种承认世界之纷繁复杂，无法认知全貌的同时，可以通过有限的故事碎片从更深的层面了解世界的他人的自信。

作者张悦然形象地将托尔斯泰的叙述形容为一道强光，将人物的内心全部照亮，而波拉尼奥的叙述则是在人物内部点起的一根蜡烛，就像福克纳所说的那样，点燃一根火柴，只会让人感觉 到它被黑暗所包围，看不到光明，没有办法沉浸其中产生强烈共情，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创作者都能像托尔斯泰一样自由穿梭在人物内心而进出自由。

四、影响小说家创作的顿悟

《顿悟的时刻》用了全书一半的部分来介绍村上春树、波拉尼奥、艾丽丝·门罗，伊恩·麦克尤恩，珍妮弗·伊根五位小说家的作品，以有写作中的思考问题。

作者张悦然说，阅读是相对恒定的部分，有时候并不是为了指导和启发自己写作，这种相对随性的状态，也许是单纯的一种度过生命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读出太多太多信息，而《顿悟的时刻》这本书带给我的顿悟就是能大量地阅读，能巧妙地思辨，尽可能大地从诸多作品中提炼出对自己写作有意义的东西。

村上春树因与坎贝尔相遇后找到了一种进入那些他钟爱的电影和文学的方式，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未来探险旅程的一种模拟，对于坎贝尔的接纳是基于村上春村天性和个人储备，这无疑也是一个顿悟的又一例证。

阅读所带来的生命状态，不管你是以何种身份享受之，都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而在这种持续的状态中，也许会有那么一刹那的顿悟时刻，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辐射到写作方面的创作都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瞬间。

而村上式的奇遇也使我们宽宥了自己的平见识。那是一种为平凡量身打造的奇遇，不需要远大的理想、过人的勇气，你只需要带上一份好奇心，就可以上路了。

村上将那些书中有趣的东西据为己有的方式 ，就是把它们变成自己小说里的材料，他就像在人类文明 上游走的观光客，口袋里装满了拾拣来的漂亮石子，他要用它们来建一座自己的房子。

而我，如何整理沿路的碎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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