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不一定局限于石刻 其实可以溯及周朝的青铜铭文

本体意味的碑在最迟不超过孔子时代已作测方位、定时辰等器物使用，作铭记功能使用，最早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上开始。有一种学说认为碑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另一观点认为，“碑”的称谓在周代才出现。

战国 中山王铁足铜鼎 中山王陵文物馆藏

从出土实物中已发现春秋秦国的下棺碑。然而，碑上刻字始于汉代，南朝刘勰有言：“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然碑上刻字始于何时？清人叶昌炽于《语石》记载：“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盘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

于是，春秋时期无铭碑至汉代有铭碑既形成了一个看似明了的过程。“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

同时，孙宗鉴亦于《东皋杂录》记载：“周、秦皆以碑悬棺，或木或石，既葬，碑留圹中，不复出矣。后稍书姓名爵里于其上，后汉遂作文字。”后明代徐师曾亦云：“按古者葬有丰碑，以木为之，树于椁之前后，穿其中为鹿盧而贯繂以窆者也……汉以来始刻死者功业于其上，稍改用石，则刘勰所谓‘自庙而徂坟’者也。”汉碑直接由下棺碑或宗庙碑演变而来，那么，春秋至汉，碑的发展应当是一个延续不辍的过程。

东汉 仓颉庙碑（公元177年，圭首碑）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东汉衙县县令孙羡奉刘明府之命，为颂扬仓颉而立。

秦至西汉的有铭石刻皆称刻石，然而并未以碑称。故诸家所述只能作为后世对有铭碑刻功用的一种倒推，而非碑刻发展的既定事实。于是，有铭碑刻的起源吸引了后世学者的关注。

一些学者认为石鼓文乃是碑刻之祖。清代的叶昌炽既言：“三代鼎彝，名山大川，往往间出。刻石之文，传世盖鲜……惟陈仓《十碣》，虽韦左司以下，聚讼纷如，绎其文词，犹有车攻吉日之遗。铁索金绳，龙腾鼎跃，亦非李斯以下所能作，自是成周古刻。海内石刻，当奉此为鼻祖。”

战国 韩国宗庙碑新郑市博物馆藏

其后，现代学者路远、裴建平亦在《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中记载：“从现存实物看，真正开中国古代碑刻之先河的，是当时并不称作‘碑’的战国时代秦国的《石鼓文》和中山国的《监囿守丘刻石》。在秦代则有秦始皇五次出巡留下的七处刻石。”随后又载：“战国时代秦国的《石鼓文》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刻石，称它为‘中国碑刻之祖’，该是恰如其分的。”

战国 石鼓文 故宫博物院藏

而南朝刘勰认为：“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周穆”即西周穆王。“弇山”即崦嵫山(在今甘肃省)。刘勰所言当指周穆王于弇山刻石之事，此在《穆天子传》中也有记载：“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即言周穆王将其行迹刻于弇山之石。

此后，明代王三聘认为始皇刻石才是碑刻的始祖，其于《古今事务考》记载：“广韵曰，碑碣，李斯造，疑始于峄山之刻……尚书故实云，古碑皆有圆孔，本墟墓间者。初葬，穿绳于孔以下棺，乃古悬穸之礼。管子曰，无怀氏封泰山，刻石记功。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刻石当以无怀氏为始，而名碑自秦汉也。”

嵩山少室东石阙

巫鸿曾说：“所有对艺术品所做的历史研究都是阐释性的，每种识别、分类或分析都仅仅是一种阐释，而非唯一的阐释。”因此，诸家所言，无论是以石鼓文、弇山刻石或者始皇刻石作为碑刻的起源，虽然具有自己的理由和特殊的观点，然而，亦都未曾脱离以石刻为载体的约束。

此乃囿于石质材料探索碑刻源流之局限。如改换个角度，从碑刻的性质功用角度看，其起源或许可以朔及早期的青铜铭文。

内容整编自：张宇《碑刻前的碑刻——中国独代碑刻探源》《荣宝斋》2019年9月刊，感谢作者及杂志提供资料，如有问题私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