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日报一篇报道 让更多孩子戴上了红领巾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很多孩子会在这一天光荣地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校园，发生过一篇报道引发的入队大讨论，从那以后，思想障碍被排除，本市少先队组织迎来大发展，戴上红领巾的孩子很快多了起来。

1955年，北京一名小学生入队宣誓。李晞/摄

头版刊登一位母亲的来信

1955年1月12日，北京日报在1版刊发《一位母亲的来信》，反映这位母亲的女儿小丽快13岁了仍未加入少先队的情况。这件事成了母女俩的一块心病。

1955年1月12日，《北京日报》1版

原来，小丽是本市一所中学的初二年级学生，她多次申请入队，都没有被批准。但小丽很执著，依然用百倍的热情参加红领巾话剧团、歌咏队等少先队活动，尽管有时候参加活动的就她一个“非队员”。一天，妹妹问小丽：“你怎么还不是‘红领巾’呀？”这话大大刺激了小丽，她哭了，为了掩饰，她故意拿着斧头去敲煤块，说是煤渣打在了眼里。母亲目睹这一幕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由于不能入队，小丽的情绪受到影响，进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原先她的作文写得很生动，都在90分以上，但后来降到70多分。当小丽再次写入队申请书的时候，学校老师说需要她功课再好些才行。

这位母亲跑到学校向老师了解情况，结果发现，小丽不能入队的主要原因是上课不好好听讲，爱画“小人儿”，思想不集中，不知“想”什么。顿时，这位母亲想起自己从小丽的书本上、笔记本上发现的好多“红领巾”小人头，还有全页上都是红领巾的，她明白了：小丽“想”的是光荣的红领巾。

“‘红领巾’对我的孩子已经是精神包袱、思想负担了，对她天真的心是一种压力……如果再不批准她入队，对她的自尊心是一种摧残，对她的进取心是无情的打击。”这位母亲在信中提出抗议，“学校没有理由把一个热情的孩子一再拒之队外。少先队组织不应千篇一律地对待孩子，应该将小丽这个‘顽皮’的孩子吸收入队，然后教育她、帮助她。”

小丽为什么13岁才入队

小丽妈妈的这封信于1954年年底寄给有关部门。后来，青年团北京市委少年部派人到学校去了解情况。当年12月31日，队组织批准了小丽入队的申请。1955年元旦，小丽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何本报还要在1版进行报道？原来，小丽为什么到13岁才入队这个问题引起了北京日报的重视，对此，记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听听小丽周边的人怎么说，并刊发了《小丽为什么现在才入队？》一稿。

1955年1月12日，《北京日报》1版

记者听取了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中队辅导员和她的班主任，以及中队委员们、小队长们、队员们对她的意见。

综合起来，大家认为小丽的主要缺点是：入队“动机不纯”和学习不够努力。比如，小丽曾经告诉同学们，她要是入了队，爸爸就更喜欢她，这说明她是为了讨爸爸喜欢才要求入队的。又说，她想要一双冰鞋，爸爸说等她入了队才给她买，这说明她是为了那双冰鞋才要求入队的。在学习方面，大家说小丽上课时注意力不够集中，爱画“小人儿”；因为贪玩，有时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班主任的见解更“独特”，她说，小丽有时候穿得比一些同学好，吃的是大米饭、“洋火腿”，所以不免有些“骄傲”，跟别的孩子不“合群”。她还说，父母只希望孩子入队，对孩子的学习督促帮助却不够。这位班主任担心小丽入队以后，父母更不管了，孩子更会“变坏”。总而言之，那时，大家都认为小丽不够入队条件。

事实上，入队没几天，红领巾在小丽身上就起了作用。过去，她坐电车爱往前乱挤，入队后她能让着别人了。有一回，她在路上拾到一个好看的小玩艺儿，想拿回家去和妹妹一块儿玩，可当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入队后，马上把它放回原处了。她表示，以后上课一定专心听讲，再也不画“小人儿”了，还要争取当模范队员。

看到小丽入队前后的变化，本报记者提出反思：小丽过去真是不够入队条件吗？为什么当领导注意到这个问题时，小丽就够条件了呢？我们的辅导员、班主任是在用什么标准来要求申请入队的孩子？辅导员、班主任的责任是什么？队组织的作用又在哪里呢？

报道引发读者热议

此事经北京日报报道后，不但引起团组织和教育部门的重视，还引发了一场思想认识的大讨论。先后有200多位中小学教师、少先队辅导员和学生家长给本报来信，谈论对入队一事的看法。

当时的崇文区团工委召集部分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开了座谈会。会上，辅导员们普遍认为“小丽入队”的事并非个别现象，其原因在于有些辅导员对孩子要求太高，他们错误地认为队员不能发展太多，因为队员在班上要“起作用”，成为老师的“助手”，发展太多了就不能“起作用”。这件事为学校的少先队组织敲响了警钟，大家表示回去后会组织辅导员们学习北京日报发表的文章，好好检查一下少先队的工作。（1955年1月15日《北京日报》2版，《崇文区团工委召开辅导员座谈会》）

署名为“秉直”的家长通过本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自己的组织，没有理由把热情要求参加自己组织的孩子一再拒之于队的大门之外，由此造成儿童的苦恼，丧失了进取心。要求一个队员完美无缺，这样是脱离实际的。（1955年1月16日《北京日报》2版，《不应该用成人的尺度衡量儿童》）

1955年1月16日，《北京日报》2版

当然，在众多来信中，也有相反的意见。一位署名“方蘅”的读者就认为，一个全面发展都好而思想纯正、不夸张、不骄傲的儿童才有入队的可能。小丽没能在满9岁（当时的入队年龄）时入队，而是迟了4年之久，说明小丽很可能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品质也不够高尚。她的母亲看不到女儿的缺点，用种种方法替孩子争来一条红领巾，影响很不好。（1955年1月18日《北京日报》2版，《是否全面发展的儿童才能入队？》）

1955年5月31日，《北京日报》1版

不过，这种意见招致了很多人的反驳。第八中学老师张俊山认为，按照队章规定，应该先把儿童吸收到队里，然后再进一步帮助、教育，不能等到孩子成为“一个全面发展都好而思想纯正、不夸张、不骄傲的儿童”以后才吸收入队，更不能以成人的眼光来要求儿童成为“小大人”“小老头”以后才吸收他们入队。（1955年1月20日《北京日报》2版，《要全面发展都好的儿童才能入队吗？》）

1961年，朝阳区六里屯小学三年级学生戴祖基和战玉红在修理桌子，他们努力为集体做好事，以争取早日入队。

思想障碍被扫除

北京日报报道刊发一周后，北京市少年先锋队辅导员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指出，当时队组织的发展工作大大落后于少年儿童的要求，很多达到入队年龄的少年儿童长期被关在少年先锋队的大门之外，使队组织不能充分发挥对广大少年儿童进行教育的作用。为此，会议决定：今后必须在工作中贯彻积极地、大量地发展少年先锋队组织的方针，把广大要求入队的儿童吸收到队的组织里来。同时，要求各校少年先锋队组织在学期开始时制定全学期的发展计划，发挥队员的积极性，运用少年先锋队的集体力量进行组织发展工作，反对在队章的规定以外附加任何其他条件。（1955年1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少先队辅导员代表会议闭幕》）

1955年2月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少年儿童部表态，承认少先队的组织发展缓慢，是那时候少先队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而小丽母亲的来信恰恰揭露和批评了儿童教育工作者对待儿童的错误观点和态度。（1955年2月5日《北京日报》2版，《积极地、大量地发展少年先锋队组织》）

1955年3月26日，北京日报在1版发表社论《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明确提出当时部分辅导员和教师对少先队的性质和任务缺乏正确的认识，阻碍了少先队组织的发展和壮大。这场大讨论，让本市少先队组织明确认识到，少年先锋队是一个广泛性的儿童教育组织，其任务在于把广大的少年儿童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组织和集体活动，发展儿童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培养儿童的主动性、创造性和集体主义精神，从小树立伟大志向。

1955年3月26日，《北京日报》1版

扫除了这个思想障碍，全市少先队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仅1955年三月、四月两个月，就有23878名少年儿童戴上了红领巾，这个数字相当于上一年同期入队人数的7倍。（1955年5月31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少年先锋队组织有很大发展》）

1955年5月31日，《北京日报》1版

时至今日，在北京就读一年级的小学生有入队意愿的，经少先队大队批准都可以加入少先队，光荣地戴上红领巾。2018年，全市有近10万名新队员入队。

1965年，北京一些小学生入队后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听讲解员讲述红领巾的来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罗郁文/摄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贾晓燕

监制：尹文胜

编辑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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