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说｜家国沧桑与人才胎记：纪念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长假时一眼望不到头的拥堵长龙、春节回巢时归心似箭的车站务工者，还有高考场外望子成龙的焦灼家长，堪称神州大地人头攒动的三大景观。其中，高考期间酒店爆满、接送考生像接送熊猫宝宝一样，享受警车开道畅通无阻的干部待遇，辅之以注目礼拥簇天之骄子的城市通道，更像宗教节日一般虔诚和肃静，牵动千家万户。相比之下，时常被媒体和大众称颂的40年前中国高考制度恢复时的境况，却是寒碜冷落，相形见绌。好在，人们所看重的不是考场内外的人气架势，而是当年那个破冰之旅给中国高等学府带来的勃勃生机与67万77级、78级学子所凝成的人才方阵。
2018年10月，是我的本科母校湖南师大建校80周年，我正在主编《故园的背影——湖南师大北美校友笔下的父亲》一书，发动北美校友会的校友，认真地谈一谈比母亲难写的父亲，以口述史的撰述姿态“知人论世”，多叙少论，尽力打捞我们失去的青春与艰苦，顺便请77级、78级的作者们也酌情兼顾一下当年高考时的五花八门。从校友们反馈的信息可知，虽然他们的录取环节都比不上命运对我的戏弄与夸张，但也不乏生动，甚至还有更为生猛的个性篇章。
谨以此文撩动已固化为历史的记忆片段，纪念40年前的青春岁月。
一、五花八门的考前准备
1977年下半年，记得已是秋凉的季节，我守候在电影放映机旁。突然，听一位中学同学说，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不再搞“工农兵推荐”了，只要不是黑五类的子弟和现行反革命，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我先是以为他们在挑逗我这个年级第一的“学霸”，保持警惕；后来，县电影站的师父也这样说，我才向中学的师长求证，果然不假。这时，我反而忐忑不安，毕竟已没有时间复习，只能小心翼翼地申请考前请假，以“裸考”的姿态悄悄入场。
原湖南师院外语系教工子弟、穿梭于加拿大——香港之间的期货贸易总裁杨晓白，当年不信真会恢复高考的态度与我当时不谋而合。他说：“当我第一次听到高考的消息时，不屑一顾，完全不相信。当时，我在远离师院的长沙郊外水口山子弟学校当代课老师，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师院的家，得知高考消息后的第一次回家，看到有的同学已经从农村回来复习了，但还是不相信，还笑那帮人见风就是雨。等到半个月后，再回师院时，那些下农村的同学都回来复习了，才相信真的要高考了。但我还是不积极复习，因为那时虽然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解决了，母亲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以为我会拿不到准考证。等到准考证来了，才真正相信可以参加高考了，那时真的有点懵，但复习的时间已经不多，赶快跟代课的学校请假，回师院复习。那时我的目标是只要能得到复试的机会就满足了。等到复试完毕，才敢梦想进大学，但又担心政审过不了关。好在师院的子弟中，录取最差的就是进师院，可能是这个原因，我的政审才没有遇到问题，如果我考上的是清华，那就不知道政审会是什么结果了。”
身在纽约的执业律师李占柱，作为湘潭钢铁厂的工人子弟，当年在湖南东部的偏远山区酃县（后改为炎陵县）当知青，在垄溪公社坂溪大队寨背生产队当生产队长，率领社员战天斗地。但他那里还有恢复高考制度的文件下达，他所在的生产队是坂溪大队中最落后的队，地处高山之中，如果赶到大队部，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高考报名的通知转到他的手上时，比城里晚了一个多月。他先下山，到大队盖章，然后步行十多里山路，到公社盖章，再沿着十多里简易公路到县城办理报名。当时的汽车很少，若能碰上手扶拖拉机载一程，都是万幸。不少拖拉机司机还找各种理由，不愿帮忙。办完报名手续后，他要连夜返回生产队，因为县城没有熟人可以投宿，也没有钱可以支付招待所，那时没有宾馆，更没有酒店。他更没时间复习功课，白天要带领社员出工种田，只能在收工和晚饭后，再找出在学校读书时本来就没学到什么东西的初中、高中课本。占柱律师说，他经常是晚上八九点钟吃过晚饭后，还要召开全队社员大会，晚上10点左右开始，大家举着火把，从田埂上四面八方来到生产队队部，讨论队里的事项，比如杀猪之后，怎样将不同部位的猪肉搭配好，各家抽签取猪肉，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开完会，一般就是后半夜了，复习的计划也就泡汤了，因为第二天一早还要第一个走到村口，吹响出工的口哨。他说：“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别人可以向我这个队长请假，我好像从未请过病假。”
很多校友的考试主要是靠中学时代的那点底子临时拼一拼，我和占柱就是如此。占柱的数理化各科成绩也不错，就报考理科，兼报英语，因为读高中时，他是全年级少数几个对英语有兴趣，还能开口说几句简单英语的学生。他可以背诵几句课文，比如：This is my family. There are five members in my family. My father is a worker. My mother is a worker too.大概离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他收到该县高考办的通知：根据高考规定，报考英语者只能参加文科考试。他粗略地翻过数理化的书本，结果完全派不上用场，而历史、地理课程已没有时间复习，也没有课本。好在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占柱一直是班级和学校的学生干部，经常作大会发言，写发言稿，锻炼过一点作文的写作能力，还有关注时事政治与联系实际的习惯，他的语文、政治、英语就靠中学打下的那点基础，幸运地考上。
那时候，出身农村的考生信息闭塞，找不到别的书来复习，顶多是快忘光了的几本简易教材，除非可以报名参加当地中学临时组织的复习班，收费倒是不高，并不以赚钱为目的，用今天的话说是以“公益性”为主。办班者只希望能考出几个大学生，即便是中专生也行，让他们吃上“国家粮”，多考出一个就算一个。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要么还不敢报名，要么就想通过这个途径来赌一把，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有个别北美校友，在中学阶段就遇到颇有远见的教师，再三提醒学生：只靠推荐上大学，肯定不行，培养不出什么人才，国家迟早要恢复高考，你们千万不要放下书本，一旦荒废，再捡起就难。美国保险业的佼佼者徐琳玉，在长沙读中学时，就把老师的提醒记住了，毕业后还与老师保持联系。后来做了工人，每天上班，没什么时间复习，只好争分夺秒。
琳玉回忆说：“离高考只有两个月了，我要复习的各科资料还没看完一半。白天在工厂上班八小时，总想挤点时间背几个英文单词记几个数学公式，一小时的午餐时间自然是我不容丢失的奢侈。从食堂买了三两饭外加一份大头萝卜炒肉末，回到车间，打开我那硕大的工具柜，左右两扇柜门正好是我天然的屏障，里面三个隔板将工具柜分成四份空间，顶上一层放着我的复习资料，第三层和第四层放着上班用的工具和零件，第二层正好做我的桌面，我可以舒服地在这个神秘的小空间咀嚼比大头菜更有意思的数学难题，记忆英文单词，反刍消化前一晚阅读的文章，直到上班的电铃再次响起。”
后来，她感觉复习的时间实在太少，早晨搭公共汽车去工厂上班的40分钟都不想放过。她挤在人群中间，掏出单词本来默记，连在车站等车的几分钟时间也必须利用。有一天早上，她只光顾了看单词本，公共汽车到站时，她没预备好，就被等车的人群掀在最后。“车厢全部挤满，我是最后一个，因为力气不够挤不进去，眼看车门关上，可是赶下班车就一定迟到了，我只好紧咬牙关站在车门外五寸宽的车梯踏板上，双手紧抓车门，全身紧贴在车门外边搭乘了一站的免费公共汽车，这一高难度动作引来路边不少吃惊的眼光看着我这个非专业杂技演员。一站之后下来不少乘客，我才气喘吁吁地走进车里。那一上午我都心神不宁，一边在老虎钳旁练着钳工的基本功，一边回想刚才的飞车历险。”她还在中午复习的工具柜上写着四个大字：“诺亚方舟”。她说：“我必须乘坐这一叶扁舟，通过考题之海，登上渴望已久的绿洲。”
农村考生的复习条件大同小异，都简陋得很，民办教师复习起来倒是顺手，留城与回城的考生之间却差别很大，有的报名很顺，复习条件也不错，有的则全靠自己瞎摸。
有的高校还组织本校的应考子弟上复习答题的辅导课，请大学教师中能够深入浅出的解题高手登台示范。中南矿冶学院（今天的中南大学）的子弟还拥有人手一册的数学难题解答。
硅谷英特尔公司资深高工刘红英虽然生长在教授之家，高考的准备也是特别盲目，既无规划，还没有父母的指导。她还说：“当时的招生确实有些乱，我就一直没接到录取通知，是我爸系里的人去招生办，才发现我的招生档案被放错在别处，找回来后，才招进了师院，与爸爸同系。”她的数学可能是满分，报考英语专业大概也用不上。她在复习时，只喜欢做数学题，不愿意花时间准备她觉得枯燥的政治，背无数遍都记不住。她和发小申丹（也是师院子弟，现为北大人文学部主任）在岳麓山上像梦游一样背政治。现在她有些后悔，“怎么就没想到一起背呢？如果你问我答，可能就没有那么痛苦。”结果，她的政治离及格还差几分。她刚开始复习数学时，不过是为了考个好分数，从小学到中学，除了语文课，她在上课时都在绘画、抄诗，虽然每年都得年级第一、二名，但都是考前临时抱佛脚，没有真正学懂。临近高考入场了，才突然对数学产生兴趣，连做梦都在解题。有一次，她和同楼的数学系教授李传和先生家的二女碰到一个难题，怎么解都解不出，先回家午睡，却在梦里解出来了，她赶快跳下床，跑到李家去分享。红英说，她后来离开北大的教职岗位，留美之后弃文从工，也许就是因为数学好，知道自己会有兴趣把IT作为终身职业。
纽约三立地产集团合伙人肖强，作为湘潭的考生，他记得当年的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我一看到题目，热血沸腾，我这个黑五类的子弟，今天居然可以坐在教室里参加高考，有太多的话要诉说啊！我居然没打底稿，一气呵成。”
不知各地区的考题是否不同，但我记得77级那年我们益阳地区的考题是“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立意倒是与湘潭的题目大同小异。我一见到这个题目，也有很多话想说，还有一点“文思泉涌”的感觉。走出考场时，我还能把刚刚写的作文从头到尾背诵给找我问“标准答案”的几个老同学。至今还记得，我的开头是这样铺垫的：
当我离开电影放映机，穿越长春公社机关，走进长春中学的考场，既觉得陌生，又感到亲切。说它陌生，是因为我已久违了曾经让我驰骋思绪和书写快意的家园，整整四年了。四年，那不就是大学本科的一个完整单元吗？说它亲切，是因为自从启蒙受教开始，我在考场待过十一年半的时光（说明：因为学制与学校换来换去，我的小学读过六年半，与降级无关），我曾习惯于在这里呼吸和遐想，延伸我的未来。真要感谢党中央，毅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让我们像回归久别的故乡一样，回到今天的考场，像船长一样归位，燃起远航的希望。青春的活力让我五味杂陈，心中的激浪犹如乱云翻滚，如果等到心底平静之后再开笔，交卷的铃声恐怕早已催响，倘若想学一回张铁生交白卷，那很冒险，张铁生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那就想到哪就写到哪吧，语无伦次毕竟也是命运之神赐给我们这一代的胎记，聊胜于无，折磨阅卷的师长总比一字不写要好……
从知青农场出来参加高考的肖强还记得，那年的语文试卷有拼音题：“women de mudi yiding yao dadao, women de mudi yiding nenggou dadao. 考英语专业的同学看了一下子就蒙了：咦，这语文试卷怎么会有英语的women呢？”他有个同学考完数学就放弃考试，理由是考不了100分，不考了，结果他的两门成绩出来，进北大都绰绰有余。第二年只好再考，数学总算如愿以偿地考了满分，进了北大物理系，现在旅居美国，成为著名的纳米专家。
我在77年裸考出来，感觉比其他同学要好些，却没想到被通知“体检不合格”。而在一年前，我就通过了东海舰队特种兵的征兵体检，是相邻七嘴八舌对家母说：东海舰队在蒋光头的老家，蒋家父子要打回来，你们家的独苗不能去。我妈一听就傻了，整天流泪。我的确是独苗，连妹妹都没有，我只好临时放弃。
半年之后再考，那叫78级，照例请假三天，继续裸考，结果还没有体检资格，说是“分数不够”，中学老师不信邪，帮我托人查分，才知道总分少加了100分。等到查出分数，补办体检，第一批招生却已结束，连本省新建的湘潭大学都关门了。此时此刻，我万念俱灰，别无选择，最想进益阳师专，期待毕业时留校，继续做电影放映员，顺便赡养我的抱病双亲，还可以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赓续我的文学之好。结果因为分数偏高，还没等到益阳师专录取的机会，被湖南师范学院取走。首次走进90公里外的省会长沙，学的还是连中学都没开过历史课的历史系，历史、地理、政治课的试卷都是瞎撞，却偏偏跻身于需要坐冷板凳，专门同死人对话的历史专业。我的高中师长都觉得这个“历史的误会”未免太大，却又无可奈何，劝我认命算了。如果放弃这个录取名额，来年再考，据说就不许录取了。虽然命运之神摧毁了我“走出湖南”的中学之梦，毕竟上大学读书还属于此梦的主体性碎片，我就渴望回到教室，还想看看大学的图书馆是啥模样，还是去报到了。大概因为我不属于数理化不行才选文科，语文不行才读历史，经过一个不长也不短的适应期，慢慢进入状态，学会与一些数学考分之低与历史考分之高都很惊人的窗友对话，在儒法斗争的痕迹穿行的课堂，去寻找“史家之绝唱”。
二、苦涩的青春
肖强的家境异常特殊。父亲是一个出身寒苦、为人正直的自学成才者，因为管不住说真话的嘴，1957年打成右派，他还没消停，第二年竟然说全民炼钢是“不讲科学，劳民伤财”。此言既出，罪加一等，开除干籍和公职，夫妻双双从常德发配回湘潭，带着两个儿子东游西荡。漏雨的工棚实在无法住下去，原本就因三寸不烂之舌而惹祸的父亲找领导说：“右派也得有地方住，政府的政策是给出路呀！”此父很有耐心，不断地向负责人宣讲“给出路”的政策，弄得后者理屈词穷，终于在“文革”的中期在韶山路给他两间住房安身。但是好景不长，红卫兵发现了这个老右派，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吆喝：“韶山路是通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家乡韶山的必经之路，上级指示，限定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在一周之内立即滚出去！”他们还扬起拳头，冲着肖家耀武扬威地挥舞，把年幼的妹妹吓得直哭。
韶山路无法住了，“给出路”的领导让肖强一家住进一个一半在使用、一半已废弃的公厕，匪夷所思。这两个半的墙与窗并排相连，底层的粪便池是连通的，门旁还有一个臭气熏天、苍蝇肆意的垃圾场。肖强说，“我还记得在用木板封盖住厕所蹲坑时，我潜意识地朝下望去，立即浮现出一种‘板斜尿流急，坑深粪落迟’的意象。那是一间真实的厕所，那就是我们的家。”搬进公厕的第一天，他的父亲让大崽去餐馆买五毛钱一份的油渣炒辣椒，笑着对全家人说，“今天乔迁之喜，打打牙祭。”又说，“日子还是要过的，而且要好好过。你们该看书就看书，想邀同学来玩就邀，只要他们不嫌弃。”忍辱负重的父亲给他们千方百计地借书、购书，要他们读书。他还从哈军工毕业的内弟那里寄来《袖珍英汉字典》和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让强伢子对英语产生兴趣，其英语程度一下子超过其他中学同学，还当上英语课代表，在全校英语演讲比赛中得冠。就是在这个公厕之家，大崽写出一篇被当作年级范文的作文，还被老师推荐给《湘潭日报》发表。高考恢复时，老大被湘潭大学录取，老二进了湖南师院外语系，曾经是厕所之家的两兄弟双双中榜，惊动十里湘潭。
目前供职广州高校的艺术系教授储晓戈也是师院子弟，他的父亲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音乐人，担任过本校艺术系主任，只因退过党，就很麻烦，长期接受审查与交代，他的付出并非后来的平反和塞进的“副厅级待遇”就能轻易抹去，给子女带来的牵连也很特殊。晓戈告诉我：“像我这种属于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当时感到没有太多的前途和出路，尽管我一直想改变这些，成为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我已写好下乡的申请书，揣在衣兜里，并把家中的户口偷到手中，把父亲吓坏了，连忙说，不要急，不要急，等你妈妈回来，我们开家庭会议，再做决定。当时，我母亲下放在邵阳（已不记得是绥宁还是冷水江），还没调回长沙。最搞笑的是，我一家四口，地处四方：父亲在平江的师院干校参加劳动，老娘在绥宁，老兄下放在湘西靖县，只有我留在长沙读书。老娘听说我要主动到农村去，就从下面急返长沙，苦口婆心的劝慰我：你哥哥在乡下都几乎死心了，过年都不回长沙了，爸爸妈妈又没有能力把他招工上来，你还要下去，这一家子何时才能团圆呢？最后是经过家庭谈判加恐吓，我才放弃原来的想法，走上留城知青这条路。”晓戈是有点美术特长和悟性的子弟，先是在师院的家属工厂做工，转到附中做体育课的代课教师，再到湘潭暮云市空军第19厂子弟学校教书，被单位送到师院美术系76级青海宁夏代培班，才算与他的美术爱好结缘。第二年得知高考要恢复的消息，就请求原单位让他报考，还算顺利。当年长沙地区的美术生报考多达5万人，中央美院没有招生，浙江美院也没来湖南招，只有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来湖南招3个，广州美院招4个，湖南师艺术系的美术专业招5人，竞争之激烈就可想而知。好在晓戈得益于进修，专业没停，艺术专业的特招生只需考语文，政治两门课，因为他的中学是师院附中，文化基础不会差到哪里去，复习的压力不大，就被师院美术系录取。当时虽然父亲已从干校回到长沙，开始上课，协助音乐专业的招生，但主动回避美术专业的招生，晓戈也不需要“问题父亲”的特殊关照。
芝加哥Goodheart-Willcox 出版公司软件设计师王盛克博士的家境比储晓戈更糟。1955年，父亲以副总工程师的身份从长沙电厂派到鲤鱼江建厂，才干一年，就因为学生时代参加过略有三青团背景的组织被揭发，连夜审查与逼供，让他受不了，就抛下远在省城的妻子和两个幼儿，葬身鱼腹。那一年，盛克还不到两岁，来不及认识自己的父亲。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云南大学化学系的母亲，虽然在湖南电力系统的女性中工资最高，但横祸飞来，独力苦撑这个残缺的小家，呵护两个小生命的成长，很不容易。她从长沙电厂调到岳阳电厂，时刻没忘提醒两个儿子，做人要以正直与诚实为本，还要好好读书。后来，“白卷英雄”张铁生红遍中国。她却提醒儿子：“我就不相信这个祖国能够没有良好的教育！”大儿子没有资格升初中，被分配到城陵矶一个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小厂挑砖，他记住母亲的教诲，在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中，还肯钻研，虚心向厂里的师傅们学习技术，从翻砂工，到锻工、钳工、铣工、车工等等，他都行，直到1973年母亲退休，顶替成一名国企职工。成绩拔尖的盛克虽然比哥哥的运气好一点，但也只能读完初中，苦苦等候工作分配，结果被分到电厂子弟都不愿去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城陵矶搬运社，其劳动强度之大，环境之差，如今难以想象。
盛克说：“有个炎热的夏天，我们6个人去装一个60吨的火车箱，那是600包大米，每包100公斤，其中两人负责把米包抬到我和另外3个人的背上，我们4个人的任务是每人要背150包。我们在走完两个来回后，就已全身湿透，一步一个湿脚板印。 把一个车皮装完， 眼眶都陷下去了”。他还说，给电厂卸下煤车箱，那是另一种考验。夏日车箱的气温高达摄氏45度以上。卸完60吨的一车煤之后，全身就跟煤一个颜色，只有眼球是白的。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边的孩子们看着黑人肩着铁锹走过来，边指边笑，很开心。”盛克坦言，处于社会的底层，当年都不敢奢望有女朋友，但是，青春的冲动使内心的强烈欲望有时也不经意地发泄出来。有一次，干活休息时，他突然唱了一句：“哪个屋里招郎不？岳母娘！”惹得几个同事当场笑翻在地。如果不是高考给寒苦子弟以平等的机会，他无法知道自己当下在做什么。正是寡母的鼓励，盛克利用三班倒的空隙时间，自修高中的全部课程，还看完母亲借回的《高等数学》，估计那时候不会有几个考生可以这样准备，也不会有几个的初中毕业生轻车熟路地掌握《高等数学》。1977年恢复高考时，哥哥协助母亲，承担所有的家务，让他专心备考，一考就中，被师院化学系录取。盛克的成功对小学毕业的哥哥也是一个鼓舞，他与应届高中生生一同复习，半年之后考入湖南大学机械系，成为岳阳电厂职工与应届高中毕业生子弟中唯一考上78级的。当两个儿子在1978年相继成为岳麓山上的大学生时，含辛茹苦的寡妇母亲才露出了笑容，好几次带着两个苦苦扯大的儿子去拜访老同事，一诉近20年来积郁于胸之衷肠。
刘红英是主张把严复的“信达雅”改成“信达切”的师大外语系名师刘重德教授的千金。虎门无弱女，据说她从小就是学霸，她的故事也有点生猛。
红英之所以能够躲过下乡的浪潮，避免稻田里的吸血蚂蟥，获得留城资格，还得感谢她的大哥牺牲自我，深情护妹。这位师院数学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可不一般，他有被推荐留校任教的可能。与被推荐入学的资格一样，都是因为优秀，但如果他接受留校，按照当时的政策，只能有一个子女留在父母身边，守住长沙，其余都得上山下乡。红英对父母说：“还是我下乡吧，别人当得了农民，我也当得。”从来都不愿找关系求人的父亲很为难，说：“我不跟你大哥谈，让他自己做决定，如果他决定留校，就接受他的选择。”在那一个多月里，家里的空气弥漫着紧张和无奈。终于有一天，大哥对父母说，他已跟系里说了他不想留校。而大哥从小天资聪颖，而且动手能力超强，对他来说，做中学教师与做大学教师的差别，恐怕就不仅仅是教科书的编写差别，而是创新空间的差别。
在那个春风初起、乍暖还寒的年代，无论城乡，父母与个人对考大学的态度与今天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并非如临大敌，还多少有点随意，碰碰运气而已，并非必须碰好。红英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因为父亲离开西南联大之后，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过，这份“原罪”也让她带上出身不好的烙印，还被罢黜班长，“以后就没有想过会有出头之日”。她与师院子弟杨晓白、储晓戈、曾晴等一样，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红英还说，“那时我对考分和档案的错置都并不伤心，并不气愤，只上了师院，也完全感受不到委屈，而是在想怎么竟然有这等好事落在我头上。可见，几十年打压臭老九，不止摧残了一代人，把第二代人也搞得‘胸无大志’了。”
听红英这么一说，我觉得我这农家子弟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红英家里多的是书，红英的母亲还可以中南从矿冶学院的图书馆源源不断地把书借回，我有点嫉妒她。肖强的右派父亲还可以找湘潭师专的朋友，到图书馆帮两个儿子借书，还请外地的亲戚帮儿子邮寄英汉词典，但在我的有耕无读之家，我从来都没看到我的父母拿过笔，读过报，更不用说帮我借书回家。家父还觉得只要儿子读完小学，认得工分会算账做买卖就够了，读什么中学呢，还经常为此同家母吵架。幸运的是，农家子弟还是比红英有“志”，不仅希望走出农家，还想上名牌学府，总觉得只被湖南师院录取，多少有些亏了，应该考虑怎样把两次高考录取受挫的损失与伤害夺回来，危机意识当较红英为重。
当年中学毕业时，我与很多同龄人一样，好学之心殊盛，求学之望甚殷，我也热切地期待过有朝一日能被推荐上大学。无论在回乡务农的田野里，还是在郊区电影放映队的风餐露宿中，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劳动，争取领导的重视，给我深造的机缘。我的中学日记通篇都是“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农村日记就是“做毛主席的好社员”，还准备随时交给可能提拔我的领导们查阅。有的北美学友为了争取表现，还不顾个人病情等情况，瞒着父母，自动报名下乡，希望表现积极，取得重视，通过推荐上大学。如果守城，那就只是一个落后青年。当一个工农兵学员，就是我们这一代梦寐以求的。
关于工农兵学员，至今还有某些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以为个个都差，这样的极性思维亟待纠正。若从整体上来说，工农兵学员的选拔局限的确不小：一是政治表现与家庭出身第一，这会砍掉一大批个人素质不错的考生；二是名额与学校层次的分配很不均匀，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同样获得推荐的资格，有的可以推荐到名牌大学，有的只能到地方院校；有的可以是本科，有的只能到专科，甚至只能到中专，差别很大；三是城乡之间的悬殊很明显，下乡知青与“回乡青年”之间，推荐的名额不可同日而语；四是各单位的风气与遴选办法的差别也大。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蒂诺分校教师何绍义博士所在的湘潭煤矿比较公正，层层选拔，接受群众监督，还有政治正确前提下的公开竞争。但在很多地方，往往就是拼爹拼舅，暗箱操作而已。我有几个同届的中学同学在毕业前后的关系很不错，自从他们被保送做了“工农兵学员”后，每次见到我都脸红，很尴尬，不想与我联系，显然他们是多虑了，虽然在那所谓“右倾回潮”的年份完成两年高中的，我是重点班与年级的考分第一，而他们很一般，有的虽然也被挤到重点班，还是通过父亲的关系走后门，结果总是垫底。高中毕业后，我也盼望能被推荐，做“工农兵学员”，期待奇迹出现，那时真有望穿双眼的感觉。
三、只争朝夕与勉为其难
“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在那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充满生机，万千学子大都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无论是站在食堂打饭排队的行列，还是走在校园的路上，还是坐在周末的露天操场等候电影放映的片刻，手持外语单词本、书本或报纸者比比皆是，都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在这样的校园氛围下，虽然难免有懒惰者，但也会感到有压力，也得跟着学习。湖南师院是如此，隔壁的湖南大学、中南矿冶乃至大江南北的高校都是如此。熄灯之后，还不乏站在路灯下看书背英语单词的学生。被历次运动整得天昏地暗的高校教师的积极性也是空前喷发，遇到如此好学的学生，他们满面春风，任劳任怨。正是因为师长们的百般呵护和提携，加上77/78级学子的自觉与勤劳，社会舆论对这两届的生源质量普遍叫好，他们毕业后，水到渠成地成为承担国家建设的人才方阵。
时代与家国的社会需求给了77/78级很多一展身手的机缘与使命，也让我们收获很多褒奖与荣誉。不过，这两届学子的某些不足，还不为社会舆论所关注，对我们这一代的整体素质似有夸大之嫌。
首先，入学之前存在先天性的缺陷。由于大环境的驱使，77/78级的中小学底子一般都比较弱，无论是人文素养，还是知识储备，都是贫血不轻，吾辈遇上抄家烧书的时代，猛批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横扫封资修，中学的历史课就停开了，还学历史专业，显然有点拿历史开玩笑。我的高考考分中，历史一科就是最低，我连东汉西汉谁在前都猜错了，把名词解释“司马迁”说成东汉人，而且我只记得鲁迅说的前半句“无韵之离骚”，不知道还有后半句“史家之绝唱”，我就只说司马迁是文学家，没人告诉我此人还是中国史学之鼻祖，这就是我这个考77级、78级都很容易，后来居然当了历史学教授、还忝列浙大近代史专业博士点负责人的真实笑话。像我这样以有耕无读的农家子弟出身，还没在中学上过历史学，却被招为历史专业，还斗胆做历史学教授的，估计还没几个。如此扬短避长，实乃学术之大忌，史学尤甚。
其次，77/78级入学时的教学与研究水准不宜估计过高，多年来的政治运动对高校与学术的冲击和伤害却不可低估。从某种意义上说，77/78级学子还是如何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试验品，很难一步到位。比如，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课堂还有儒法斗争的痕迹，有的现代史教师说起“工人运动波澜壮阔，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来，激情澎湃，语言流畅，近乎摩拳擦掌，却缺少基本史料的交代与史实的分析，价值评判总是多于事实评判，论点多于论据。历史哲学等课程要么阙如，要么浅尝。对英语系来说，教师一般注重精读，却忽视泛读，引导学生读原著的阅读量远远不够，把语言既当工具又当文化载体的教师并不多见。刘红英还说，泛读与听说的基础也不佳，大学四年中也没有补上来，至于国文、历史的基础，都没有打好，只能靠自己毕业之后慢慢悟出和弥补。至于非外语专业的英语教学更是流于形式，尤其是平均年龄最大的78级，系里时常迁就某些“德高望重”的大龄学生的“请愿”，不仅各科考试都要开卷，而且英语教学内容还要从音标学起，有的还不实施分班授课，更不用说所学的都是“哑巴英语”，词汇量也远远不够。
第三，基础教育的缺失与大学教育的速成式胎记，遇上人才奇缺的国家建设时期， 77/78级的就业固然没有问题，供过于求，却容易让一部分同辈形成自大与傲慢的心理，还带着“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心境，填充改革开放的领导岗位，传统文化的积累与自律的意志薄弱，一旦大权在握，毫无监督，就容易陷入结构性的腐败，难以自拔。传统文明所鄙弃的朋党之风大行其道，不少同辈官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提前进入“耳顺”的心理年龄。近年来，出自77/78级毕业生的贪官污吏的数量之多，很难与社会舆论对两个年级整体质量普遍叫好之声共振，并不协调，恐怕值得深思。留在高校与研究岗位者为数亦多，固然较从事行政者更容易记得学无止境等常识，激发谦卑，但其整体性的心智与修养亦当因人而异。
（作者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