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册封海路上的写作现场 册封使团的总体特征

导语：琉球册封海路上的写作现场，册封使团的总体特征

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遣行人杨载赍诏往谕，以其即位诏告琉球，琉球中山国王察度领诏，自此开启了华夏与琉球的官方交通往来。永乐二年（1404），中山王世子武宁派遣使者来朝告父丧，明成祖命礼部遣官谕祭，遂命武宁嗣立为新王，由此便成为明朝对琉球册封的开始。“琉球国凡王嗣位，先清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鈕镀金银印，乃称王。未封以前称世子，权国事”，成为惯例。从永乐初至光绪五年（1879）琉球灭国，明清两朝派出的册封使团前后25次，其中明代17次，清代8次，任命正、副册封使至今得其姓名者45人。

册封使一般都遴选“学问优长，仪度修伟”的文官充任，清代更每以状元为之，以彰显册封之旅的重要历史和文化意义。与册封使相随的，还有庞大的出使阵容，除了医生、天文生、杂役、船夫、官兵等外，尚有若干册封使邀约的文人从客，总数一般达500之众。历届册封使和文人从客形成了一个个特殊的文学群体，他们在四百多年间往还于中土与琉球的漫长海路上，这种行为本身在地理空间上已创建出了一个文化空间。活动于这一空间的文人将册封之路转变为写作现场，他们用文笔记录下了海途经历，越洋见闻，留下了珍贵的文学文献。如果我们将历史维度与文化维度结合起来考察，可以还原这一特殊的写作现场。

出使琉球，例常是往必夏至，复必冬至，单程路途所需时间因明清航海技术发展状况不同而不等。据记载“封舟出海皆由梅花所开洋”，亦有“因巨舶不行沙壅水浅，随从五虎门出口”的情况。如果从福州长乐梅花所开洋到那霸入港，一般长或逾月，短则不到二十日，“一开帆则昼夜乘风破浪，利不得泊。”漫长而单一的海洋航行使封舟成为主要的活动环境。封舟形制在明清两代大体相近，舱面皆为“战棚”或“战台”，而官舱的中心位置为大堂，左右供人居住。明代萧崇业《使琉球录》曾描述道：“舱口低凹，上覆平板为战棚……即官舱亦仅高四、五尺，……面虽启牖，若穴隙然。”自清康熙朝汪楫使团始，封舟以现有战舰充之，“自舱底至面，凡六层，舱面为站台……舱高八尺，中一间宽六尺许，两使臣会食地也。左右分居，居复分两层，名曰麻力。……麻力旧有小窗踰尺，隙光入则舱藉以明。出海复锢之以避浪。于是出入皆扪壁行，俨如穴处也。”

“穴居”，是册封使团海上起居环境的总体特征。这种难免寂寞的环境更需要一定的文化活动娱情遣怀，或者说更需要风雅相佐。一般来说封舟有二，一舟载使臣诸人，一舟载兵役，另有护舟以及琉球使臣的船只随行。两位册封使共居一舟之内，他们与随侍仆佣“曹诗刘饮，秋奕嵇琴；陶泓毛颖，陈玄楮生；俨然数客，述古删今。”（萧崇业《航海赋》）时间的漫长与空间的密闭为册封路上的文学生产提供了一个特殊环境，活动空间的狭小并不意味着写作现场的封闭，恰恰相反，随着航行的推进换景，文学场景不断开放转换，发生着奇妙的变幻。海景的瑰丽与大自然的惊险刺激着文人，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学体验必将触发他们的创作激情，迎风破浪的使舟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期待的风雅胜地。

萧崇业使团更是在使录中直接记载为“辄见三龙并起于海”。正副两使彼此唱和，有诗《三龙吟》，对此神异景象描写得气势恢宏，神话色彩极其浓郁。对此后世使臣并不视为虚妄，对于海鱼的记载频仍，一以贯之与神异相联系。除此之外，风浪、飞鸟，以及日出月落、电闪雷鸣，都成为诗人们猎奇和神话的对象。可以说，是特定的自然环境和陌生的封舟生活一起构成了跌荡生动的写作现场，承载着文人的敏感心灵，掘发着幽古的神灵崇拜，鼓动着无限的奇妙想象。

行船驶向中琉交界，平嘉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黑沟、姑米山等次第出现，成为一个个混茫远接、激动心魂的现场，在册封之途上天水映耀，熠熠生辉。其中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天形地貌更是突出的标识，给予明清朝臣和文人们置身远涛的特殊的海洋体验。它们与其它生动新奇的场景一起连接成册封海路的文学之途，诗人以敏感的心灵摄取融铸，写就成史诗般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