喑哑的抒情：历史喧哗后的时代启示
来源：经济观察报
沈于渊/文
以“抒情传统”而论，王德威从《有情的历史》、《历史与怪兽》等著作开始，就已论述得相当精辟。而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王德威更是把“抒情声音”扩大化，不仅是文学的，更是音乐的、绘画的、戏剧的、书法的、文论的——一切带有诗性的声音，都被纳入其中：这些诗性的声音，在20世纪中期的“史诗”中国，该如何生存与自处？该如何自我反对，或是挣扎沉默？
五四文艺的四个面向
我大致将王德威的思想资源分为四个面向：
最初自然是本文论述的主题研究对象——从20世纪早期到中期，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与基于抒情传统的中国之独特的现代性，在哪些艺术家一生的创作中体现？从鲁迅到朱光潜、宗白华，从沈从文到台静农，从周作人到胡兰成，甚至从胡风与毛泽东的比较，他们自身的理念与他们之间的理念，都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时代剧变，诸多中国学者被迫寄居海外——他们接受现代西学训练，熟稔西方经典，甚至成为著名教授，却“感时忧国”，念念不忘中国的“抒情传统”，并致力于将其论述与创造为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西方文学传统的独特概念。其中最深刻者，当数半生致力于论述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陈世骧教授，以及将“抒情传统”理论化为某种“中国美典”的高友工教授。
除此以外，王德威自称深受捷克左翼文学理论家普实克的影响。是普实克首次提炼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诗”与“抒情”之间的张力与变奏，其中包括他对中国（文学）某种左翼理想的期待。他笔下所形塑的中国文学家的理念、现实遭遇和困境，既是准确的，同时也被中国20世纪中叶“史诗”的历史证明是反讽的。
比较有意思的学界公案是，支持共产主义的普实克曾激烈批判过支持自由主义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所表达的文学与政治倾向，夏志清也曾激烈反击。王德威曾深情回忆夏志清这位学界巨擘和“伯乐”，却又是从普实克的论著中，吸取了他孜孜不倦的养料和思想资源——王德威用自己的学术生涯证明了，因政治立场而划分敌我的做法至少对文学研究并不适用。
当然，王德威也追溯了西方浪漫主义的传统，从海德格尔到德曼这类同时与“诗性”和“纳粹”纠缠不休、毁誉参半的哲学家。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这些文化研究的读者里耳熟能详的大名，也自然不会缺席。他们的理论会作为背景而存在——中西文学的比较、二十世纪两次大战对人类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所塑造的现代。
在这样四重奏的思想脉络下，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家、诗人、革命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叛国者才轮番登场（他们有的身兼几个角色），他们所立足的舞台，是一个“启蒙”与“革命”互相合作、撕扯和斗争的现代中国。而“抒情”则孤立于这舞台中间，隐忍、沉默、挣扎地吟唱，成为“幽暗渐次聚集的不祥时代”里，孤山独往、一鸟寒林的声音。只有在许多许多年后，这样的孤独悲鸣，才被证明具有更恒久的生命，默默思考了诗（文学、音乐、绘画、书法、戏剧等）和历史更深层的关系，偶然地勘出了“审美与伦理的秩序”。
应该如何解读“史诗”与“抒情”
在王德威笔下，“史诗”远不止是西方文学的某种传统，而被理解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大开大合与乾坤翻转，它包含了我们熟知与未必熟知的一切大小历史，启蒙与反启蒙，革命与反革命，西化与国粹，政权的兴替更迭，中国人的离散……而这些词汇都远远无法概括真实历史“给数亿中国人的生活与心灵带来的激烈震撼与深刻冲击”。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理想、激情、幻灭、野蛮和暴力的时代，被王德威称为“史诗时代”。
王德威也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抒情可能是距离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史最遥远的词汇之一”，家国兴废，政治起伏，这几乎构成了一个只有史诗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吾人稍微提起‘抒情’，都会显得不合时宜，唐突失敬。”也正因此，捍卫“抒情”的王德威，自然会首先反对把“抒情”浅薄化为某种伤春悲秋的“小资”情感——仿佛这种情感和创作，是一种在大开大合、乾坤翻转、生灵涂炭的大时代下，应该被断然抛弃的软弱、不道德与巨大的错误。
相反，王德威开宗明义，“正因为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经历如此剧烈转折，文学、文化抒情性的张力反而以空前之姿降临。抒情之为物，来自于诗性自我与历史世界最惊心动魄的碰撞，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维度因此而显现。”
但要如何定义“抒情”与“抒情传统”，却殊为不易。“抒情”，可以是黄宗羲所说的“史亡而后诗作”，可以是马拉美所说的“诞生于危机的语言”，也可以是沈从文所说的“照亮生命的重要形式”……而“抒情传统”，既是中国漫长历史中，从诗经、楚辞到魏晋南北朝一脉而承的传统，也是独特现代性之下的20世纪中国，被陈世骧孤悬海外独自“创造”出来的传统：是他面对历史洪流与剧变现实，“感时忧国”下的智性思考，也是某种官能的反应和感性的共鸣。甚至在王德威眼中，陈世骧、沈从文、高友工诸人对中国抒情传统的致敬，“有力挽狂澜的意义”。
与此同时，抒情的声音与传统，也不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所独占。从海德格尔到德曼，从阿多诺到普实克，从霍克海默到本雅明，思想巨擘们对抒情“有极其复杂甚至矛盾的定位”。王德威因此说，抒情“既意味着现代主义的病症，也代表社会主义的美德；既投射小资的感伤情怀，也呈现形而上的哲学隐喻；既是形式主义的产物，也是革命想象的结晶。”
在王德威的论述下，抒情的正当性，建立在个人被赋予的正当性：肯定人的深度“自我”；肯定人的日常生活；肯定“自然”所体现的内在道德资源。正是在这之上，我们给予感情一个中心、正面的位置，“通过感情我们才深入道德的精髓，或是宇宙的真理”。也因此，人的意识变成一种情感结构，在敌我分明的时代取代了壁垒森严的意识形态，个人因为有这样的“情感结构”，再通过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互动与共振，感悟现实，生成意义，并且通过感官与感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是文字与音乐，也可以是绘画与书法。
也因此，“抒情”就不再只是一种“风格”，而变成了一组道德政教论述、知识论、方法论、感官体验和生存情境的表达。这样的抒情，得以让人在难以承受的“史诗”中真实地活着，为自己所看见的真实世界独立地命名，创造并保有不为“史诗”所动摇的认知体系。在那样一个“幽暗渐次聚集的不详时代”，抒情诗人在乱世浮生中，得以找到方寸之地，以极其易碎又坚硬的方式，用个人创作，抵御了集体的呐喊与彷徨。
也只有这样，“抒情诗人”的命运才不至于只是“一连串变化、矛盾和毁灭”。“抒情”不止让人保存核心自我，更深一层的，这样的“抒情诗人”在大浪淘沙、尘埃落定之后，不仅更真实地记录与描写了那个不容置疑的史诗时代，还用自己的方式，“动摇和颠覆了史诗的节奏和韵律”，用诗学而非政治的方式，超越了革命与启蒙的叙事。
一旦这样理解“抒情”与“抒情传统”，也许就不难理解王德威的用心。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里所描写的，沈从文在新时代的格格不入，何其芳与冯至的左翼理想及其幻灭，胡兰成的“浪荡子”与“背叛诗学”，是经典的文学“抒情声音”；王德威再推而广之，到江文也的音乐，林风眠的绘画，费穆与梅兰芳的电影与戏剧，以及台静农“人生实难，大道多歧”的书法……他们彼此各异其趣，却从不同层面，几乎将“抒情声音”扩大到了它能触及的极致，反而让“史诗”成了无足轻重的陪衬。也因此，这本“包罗万象”的著作，与“史诗”的现实历史，形成了极具讽刺的对立。
沈从文的痛苦与逃逸
胡兰成一生的诸多“荒谬”、“背叛”与恶，都有某种他自己诉诸的诗学解释，王德威并不为其辩护，但王德威提醒，当我们对从海德格尔到德曼在“纳粹”与“诗学”之间的辩证与毁誉，对本雅明笔下的“浪荡子”了如指掌、众说纷纭时，对胡兰成在“背叛诗学”与“浪荡子”这一层面的意义，了解可能远不足够。台静农的一生，则实实在在可以用他晚年最爱反复书写的一幅字来形容，“人生实难，大道多歧”；而陈世骧的不懈论述与百年孤寂，则在王德威的笔下变得异常动人，会让我不禁怀疑，他“创造”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否是想以文论为锄镐，在海外与孤岛间，再建理想国？
在王德威看来，1949年以前，沈从文的美学与伦理关怀非常独特，在那个时代的中国非常罕见：它来自于对人生荒谬处境的体认，坚持人在面对心理、社会和政治的绝对困境时，要能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使他的伦理关怀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变得“有现代感”。
这样的现代感，似乎能从卡夫卡、贝克特、加缪等人身上找到某种遥远而类似的连结。但沈从文又是乡土的、中国的，和这些西方作家间，没有精神的传承与现实的互动——这就更为罕见与匪夷所思。
然而，“现代”的沈从文，并不见容于史诗时代。
沈从文后来受命编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时候的他，更像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
加缪假定西西弗斯是快乐的理由是，西西弗斯毕竟是西西弗斯，而不是那一块石头——当诸神希望植入一个“永世无用地推石头”的巨大“绝望”给西西弗斯后，西西弗斯需要做的，便是不把“推石头”当成降临的厄运，而是在上山与下山之间，看见不同的奇景，获得自我的笃定——而这样以后，西西弗斯便反抗了诸神的意志，完成了自己的“抒情”。
沈从文也是如此。衣物反应的不只是生产技术，更是审美品位的演变；衣饰是形体的延伸，情感的表达，“文采繁复”可以形容文章，也形容衣物的设计与装饰；“穿衣吃饭”，更是原初的人伦之本，是对个人独特自我的肯定——在一个人人“三原色、绿军装”的时代，研究并撰写中国服饰的历史，不正是一种个人的审美反抗吗？
“抒情”的超越：文学的，而非政治的
王德威并没将自己的“抒情”立论视为对前人如陈世骧、沈从文和普实克的超越，他能看到诸方家的洞见与破绽之处，他本人的论述也并非全然没有可议论之处。只是，王德威坚持，用抒情传统思考中国“如何现代”，是“一项深具对话意义的工作”。
因此，在多本著作的论述中，不爱“臧否人物”的王德威，也批判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经常以“国族”、“社会”、“政治”等议题作为起点，经常向（社会）科学靠拢。他固然尊重学者参与历史大叙事的用心，但对于捍卫并发扬“抒情传统”的王德威来说，这仍然没有摆脱“感时忧国”——进而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复杂性。正是与“政治”、“社会科学”殊无关联的“抒情”，在史诗时代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结合，才让文学迷人而感伤，让文学成为文学，让论述能够超越革命与启蒙，成为历史独特的回响和真相。
正是如此，尽管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王德威研究的每一个“抒情诗人”，都逃不开史诗时代的政治与历史，但他的方式，是面对中国独特现代性的，研究的是“有情”的历史，也就是文学的，是诗的。可能这才符合瓦莱里对文学史的理想要求——文学史不再是文学家的生平，不再是社会史与政治史的附庸，而真正成为文学精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