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老丁谈高考志愿填报｜改革开放四十年 你的那些高考故事

改革开放四十年，每一个中国人似乎都与高考这座独木桥有着某种联系，也许已抵彼岸，也许仍踽踽独行，还有的提早选择了退出。说起高考，有的人怀念，怀念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自己；有的人质疑，质疑“考分命根”的荒谬与沉重；更多的人经历，经历这段旅程去体会奋斗、收获、迷茫与挫败。

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1977年10月12日，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1999年，大学扩招。同年，广东省率先实施“3+X”高考科目改革方案，2002年，全国推行。2003年，人们在与非典的抗争中迎来高考，实施了二十多年的七月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高考告别酷暑。2017年，浙江省新高考实施元年。

回望40多年前，1977年全国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297万；1978年全国报考人数610万，录取人数40.2万。尽管有着极低的录取比，“高考”这一意味着公平的录取制度却为那些经历过民间疾苦但却依然热爱国家、热爱知识的人们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曙光。

中国档案报

“今天，1977年12月10日，一个老人，一个智者叫醒了我们。他说，孩子们，走，我们读书去！” ——电影《高考1977》

我们读书去！渴望知识的人们，坐满了每一间教室，更遍布在劳动间隙的乡间地头。从1977年辽宁高考语文卷的作文题中也可窥见当时时代风貌，“一在沸腾的日子里，二谈青年时代”。斯民教育（siminedu）也邀请两位学霸回忆他们的高考故事，纵有隔世之感，但读起来却依然年轻，依然热泪盈眶。

孙贤和：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是会成功的

孙贤和

1971年北京市已部分恢复了高中。我当时的班上有五十二个学生，其中七个上了高中。按学习成绩，我是应该被录取的。但我的高中申请第一个就被刷了下来。原因是“要平等”。别人的父母连小学都没上过，我父母是大学毕业生。在接下来的分配工作中，我又是第一个被动员去插队的。原因是别人家生活条件不好，要两、三个人盖一床被子。我家生活条件好，每人都有被子。离开家也还有被子盖。71年留城的机会很多。眼看同学一个个或留城工作，或上高中，只有我坐在学习班里准备去农村插队。那时真是心情灰暗至极，不知前途在那里。似乎我生来就低人一等，努力也是没有用的。十五、六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少年。但通往世界的大门已经关死。放眼望去，没有一缕阳光。

1978年，我们是属于被歧视的弱势群体。家人的政治问题还未完全“解决”，我们没有完整的中学教育，年龄也过了最佳学习阶段。高考恢复了，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但那迟来的阳光会照到我们这些被遗忘的角落吗？我知道，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是会成功的。但是，我会得到这一机会吗？

不以育人为第一出发点的大学是不会光顾我们这类群体的。是北师大，是数学系，发现了我们身上的闪光，给了我们受教育的机会。锦上添花，人人愿做。雪中送炭，没有几人愿做。师大做的是雪中送炭，数学系做的是雪中送炭。受惠的是我，又不只是我。受惠的是我们，又不只是我们，受惠的是整个一代人，受惠的是整个中国。感恩师大是我们的共识。感恩师大不是一句空话。感恩师大是一生的努力。三十多年来，我们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都在各行各业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努力，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棵大树孤独地站在那里，干枯的土地，炎炎的烈日没有树叶，它却骄傲地举起，那不多枝干，投下长长的身影那身影长的奇怪，主干、分干，主枝、分枝、分分枝……枝越细，影越长，就像一个不断分裂的弹簧，竭尽全力地拉宽、拉长，一直拉到很远，拉到我的下方我想飘然而去，可不论飞到那里，那细细的枝影总是与我并在一起我想质问树的无礼，却惊恐的发现我是树梢上一片绿叶，没有枯黄，只是因为大树的育养那树影不是在我的下方，那枝影是在我的胸膛；大树根植大地，是我生命的力量我能在蓝天起舞只因有白云下的大树那枝影不曾断，不会断，不管我飞的多高，多远万里寻的梦到，蓦然回首，梦里满满、満满的，都是大树的恩，大地的情——孙贤和

丁延庆：泥鳅跃龙门，却被录取到在石家庄的“假北大”

北京大学 丁延庆

1991年8月8日下午，得到了被北大录取的好消息的我却彻夜难眠。为啥捏？主要不是因为泥鳅跃龙门的兴奋，而是一种“幸福的纠结”。我提前批报的北大，第一志愿是法律系，第二志愿是经济学。因为我清楚记得自己在“是否服从专业调剂”一栏涂的是“不服从”，所以既然被录取了，不是法律就是经济学，那么到底是录到法律好，还是经济学好呢？当时虽然只是1991年，但经济学已成为大热门，包括我报的其他志愿，其实都是经济相关的：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两个志愿，保底志愿是第二批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

从这些志愿能看出我内心里主要还是想学经济、挣大钱，但为啥第一志愿填法律呢？因为农村孩子想当官嘛，“学而优则仕”，那到底是当官好还是挣大钱好呢？

第二天我坐上小火车去到县里，一进学校值班室便看高二年级教语文的秦老师。见到我他笑逐颜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白信封双手递上，“快拆开看看是什么专业”。信封是二分钱一个的那种，某某中学丁延庆收，北京大学招办。怎么这么简朴？拆开，就一页纸，祝贺你被北京大学（之后下划线），手写四个字：“社会学系”录取。那什么，等等，我使劲摇摇脑袋，忘了有没有擦擦眼睛，定睛再看，啥，搞错没有，社会学系！怎么回事，我没报啊。秦老师一听却激动了，什么什么，把烟掐了拿过信看，哦，社会学系，好哇，费孝通！雷洁琼（当时两位我系大牌教授，都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秦老师还在往下看，我伸手去捏住那张纸要拿回来，秦老师摆手说等等等等我再看看，看完后才给了我，我接着往下看：“请持XX、XX(—堆东西）于9月11日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地址：河北省获鹿县上庄乡……”

石家庄陆军学院！上庄乡！

我当时彻底懵了，按现在话说，这已经没法不让自己怀疑，我是不是被录取到了一个“假北大”！秦老师看我表情不对，问我，咋了？我说怎么是去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秦老师显得有点错愕：啥？北大入学前先军训一年你不知道啊？文科石家庄，理科信阳！

对不起，我真不知道。

改革开放40年的高考，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旅程或多或少都曾接近的字眼；6月7日、8日，每一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为之焦灼、期盼与祝福；17、18岁，这样的年纪也承载了太多人一生追梦的缩影。高考，我们从365天到0天倒数，最终迎来挥手说再见的一天，再见的不仅是总被嫌弃的宽宽大大的校服，更是我们懵懵懂懂却热烈坚毅的青春。#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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