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苏东坡坦诚率真 想说就说的性格
聊聊苏东坡坦诚率真,想说就说的性格
吴斌
苏轼参加会试,也就是考进士的考试时,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他应试作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作为主考官欧阳修,怎么也想不起这个,皋陶与帝尧的“杀之三,宥之三”的典故出在何处,于是就虚心地问苏轼,这个典故是出自哪里?苏轼回答说“想当然尔”。意思就是说,那是我编造的。
从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是多么的坦诚率直,想说就说,不计后果的性格。幸好是遇到开明的欧阳修,否则这次的进士及第就悬了。苏轼最终没能升上相位,原因或许也就是基于此吧。苏轼一生中数次的贬谪,起因也多数是其“想说就说,不计后果”而造成的。
比如在王安石大刀阔斧开始变法之初,苏轼就给宋神宗上书,真是想说就说,以其广博的学识议论起新政的弊端来。苏轼说:“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意思就是:我所要说的也就三条而已,希望皇上,一结人心,二厚风俗,三存纪纲。苏轼虽然说他只论这三条,可是在这之后,却洋洋洒洒地用了大段的篇幅,引经据典地分析了新法为什么不结人心、不厚风俗、没有存纪纲的问题。要求宋神宗废除新法,以确保“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当时宋神宗是希望通过变法来励精图治的,因而是支持王安石的变法的。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苏轼被“赶出”了朝廷,贬谪到了地方去工作。
还有著名的“乌台诗案”,那是他在由徐州知州转任湖州知州时,呈给朝廷与宋神宗的《湖州谢上表》中的几句话惹的祸。这《湖州谢上表》,只是个例行公事的到任“报告”。可是“多话”又不考虑后果的苏轼,偏偏还要在报告的最后“想说就说”地添上:“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大约是说,皇上知道我愚钝不能适应现在变法的形势,难以追随变法派们的新政,看在我始终没有节外生枝,给朝廷添麻烦的份上,安排我去教化治理一方的小民。
这段话无论如何都有一点“我愚钝无能,不能在朝廷参与决策国家大事,只能在地方当个小官”的牢骚之意。变法派正愁抓不到把柄治你呢,这可好自己送上门来了,御史台抓住这几句话不放,最终整成了“乌台诗案”。这次的处理那就严重得多了,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副主任科员),并且要接受当地官员的监视。
才华横溢的苏东坡,看人看事自然要比别人反应得更快,看得也更深一点。再加上其率真而直接的性格,因此在评论起人和事来,与他写的文章一样恣意豪放。如果他的观点与当政者一致时,人们会惊叹于他引经据典、豪放宏阔、高大上的议论。所以说苏轼在顺境时,是比较容易受到重用与提拔的。故此,也确实担任过许多朝廷重要的文职岗位,如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知制诰、翰林学士、朝廷科考的主考官、礼部尚书等等。
但才高如此之人,看问题往往都持批评的目光。在宋哲宗少年即位时,高太后主政,保守派受到重用,新法尽皆废去,此时的苏轼可谓是大红大紫。然而,他又看不惯保守派们全盘否定新法的行为了,认为在新法中,有许多的做法是很好的,必须持续地做下去,不可彻底废除。因此,大文豪苏轼是两边都讨不到好,常常受到同僚的妒忌与算计。聪明如此之人,自然也明白自己的毛病,可事到临头,又往往管不住自己的嘴,性格使然也。
为避免与朝臣的勾心斗角,苏轼多次请求外放,在杭州任知州,并建设了著名的西湖苏堤,就是他自己提出请求,到地方去任职的。但话说回来,苏轼所写的文章、诗歌等如此的灵动、豪放,或许又是得益于他的这个性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