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叶延滨：改革开放大潮四十年的诗歌生态

叶延滨/文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思想解放，艺术民主，打开国门看世界，回望传统增自信，给中国诗坛注入了空前的活力。

处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激流中，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中国诗歌空前的丰富多样，在这个多样纷繁而杂芜的舞台上，认真梳理一下，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流向，扮演着三种主要的文化角色：

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四十年的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

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受到现代文学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

在一批曾受到政治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著名诗人艾青、牛汉、蔡其矫、穆旦、绿原等重返诗坛写作的同时，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写自我写性爱写意识流等等，给诗坛以冲击力。

他们最早以自印的诗刊《今天》发表作品，北岛、舒婷、顾城、杨炼、芒克等年轻诗人围绕在刊物周围。

同时，中国最有影响的《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本刊物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十七个诗人的作品，造成空前轰动。

参加青春诗会的部分诗人正在努力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些人加入“青春诗会”表明现代主义得到主流诗坛的某种认可，同时也引起了传统理论家的强烈批评。

同年《诗刊》８月号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从此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中国传统读者的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外，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

然而，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中国诗坛的影响巨大，也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

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86年10月21日到24日《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大展”，发表了十三万字，六十四个诗歌流派的一百多个诗人的作品，许多流派有着奇怪的名字：三脚猫、特种兵、四方盒子、非非主义、他们、撒娇派……浮躁和喧哗让人忘记了诗歌而记住这是一个事件。

从朦胧诗变成了广场狂欢，于是，一部份写作者重新调整了他们的策略，到上世纪末，一些现代诗的写作者，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口号，在理论姿态上明确向西方主流文学靠拢，强调其文学资源更多是外部世界性的资源，寻求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认同。

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强调，激起了中国诗坛本土意识的抬头。

作为创作理念上的对立面，“民间写作”成为九十年代末青年诗坛最新旗号，1999年4月在北京盘峰宾馆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发生了“民间写作”的诗人们对“知识份子写作”的抨击和争论。

从此，作为新诗潮主力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不再独占先锋诗歌的潮头，对这股潮流的批评，由来自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了更多来自诗坛内部的不同流派。

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在近四十年经过多次流变而成为中国诗坛上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诗坛从专制和虚假中解放出来，其中，一批曾受到打击和批判的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昌耀等，从底层回到文坛主流。

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工厂、军队等底层中的诗歌爱好者，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

这些来自底层的两部分诗人，在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专制，表现底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的诗篇。

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年度首届优秀诗歌奖的大部分篇目，都是表现底层大众呼唤民主科学的诗作，如李发模《呼声》、公刘《沉思》、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流沙河《故园六咏》、傅天琳《汗水》等，都是表现底层大众心声的作品。

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底层，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而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流。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向下的关注底层的诗歌发生一些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而且大量的作品在民间社团自己印刷的“民间刊物”上发表，形成“民间写作”潮流。

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关注底层，表现卑贱者的情感，为弱势群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

他们虽多抱以“先锋诗”姿态，但其关注当下现实，表现底层人生的草根精神，仍然与朦胧诗及后朦胧诗及知识分子写作这个姿态向外的潮流，有极大的差异——“民间写作”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在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如伊沙、于坚、尚仲敏等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

在这一时期，许多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也就是旗帜很“先锋”，手法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在内容和精神层面上关注当下，表现底层，诗歌口语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的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中的青年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田禾，写新城市底层的卢卫平、郑小琼等。

向下的民间写作潮流中，也出现了着力表现性意识的“下半身”写作，表现丑陋的“垃圾派”写作。这种极端的写作，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对诗坛产生了负面遮蔽效应。

进入新世纪，虽然诗人各自风格迥异，但成熟并风格鲜明的诗人正引领诗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大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连续三届援藏在高寒之地写下心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解构，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口语的诗性表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

其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也是中国诗坛没有缺席的角色。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唐诗宋词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最多的喜爱者。尽管这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天难以有新的超越，这种传统诗歌在当下中国仍有大量的习作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坚守者。

在新诗写作者中，也有坚守“五四”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写作者创作上坚守姿态令人敬重，央视的诗词大会撑了传统的气场，自媒体和手机又为传统写作者提供了发表的可能，让坚守者们有了文化自信。

综上所述，四十年来中国诗坛有三种主要的角色，也有三种主要的姿态：向外的、向下的和坚守的。

这三种角色所取的三种姿态，形成中国诗坛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响，使中国诗坛健康发展，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