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唤醒中国民智的一代宗师 也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一词的人
轮回千载时光去，历史长歌代相传，大家好，我是轮回千百。
今天，我们用一个历史故事的方法来讲一讲我们要说的这个人物，大家都知道，凡我华夏人民，对外都称我们为华夏儿女，我们华夏有五十六个民族，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团结一心，我们有一个很美丽很统一的名字，那就是"中华民族"。那么关于"中华民族"这个名字的由来，我们就要说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了，那么他是谁呢，接下来大家一起就来看看他的历史故事：
一九零零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风雨飘摇的时刻，人们封建思想的沉沦，总是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中国，就像是一个破旧不堪的老房子，当外面的冲进这座老房子强取豪夺的时候，而我们家里的人却只是冷眼旁观，好像这些事与他们毫无干系的事情，甚至有的人还说了一句"这房子是慈禧老佛爷的，抢人家的东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而这就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们的思想。
就在人们都沉浸在这种思想中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此话说完，寂静了很久，终于有人鼓起了掌声，而说这句话的人，当时也就二十七八岁，正在被清政府全国通缉，他的名字就叫做"梁启超"，而此时的他已经被迫流亡日本。
说到梁启超，我想大家最先想起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就是"戊戌变法"，我们也称之为"百日维新"，没错，根据于史书的记载，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之前也是万千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他的最大志向也是金榜题名，光耀门楣，直到他遇见了一个人，可以说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个人就是康有为，当时的康有为可以说是个名人（注：康有为当时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梁启超当时对于康有为的大胆举动和一些新颖独特的见解十分钦佩，以至于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遂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在梁启超拜入康有为门下以后，两人经过交流，可谓是志同道合，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现状做一些事情，那么自己一介文弱书生，要怎么样才能引起朝廷的注意呢，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写新闻，而就在这个时候，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一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可谓是群情激愤，就在这个时候，康有为决定，让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绝和议"，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而公车上书的实行也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随着公车上书的进行，康有为和梁启超觉得应该把这种新的思想传播出去，那么要怎么样传播这种新的思想呢，思来想去觉得办报纸比较靠谱，但是，当时的中国报社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也只有那么几家的外国的传教士报社，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一个叫做《万国公报》的报纸，这个时候康梁灵机一动，决定自己的报纸也叫作《万国公报》。
有的人就会问，为什么也叫《万国公报》，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人家名气大，咱们蹭点流量和热度呗，容易宣传，就这样康梁二人风风火火的开始了自己的新闻创作大业，当然梁启超是这家报社的主要撰稿人，在此期间梁启超每天都会写上一篇几百字的短文，而内容就是鼓吹变法的好处，或者介绍一些西学之类的，但是，你还别说，人家这家报纸还做的风生水起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圈了无数的粉丝，上到朝廷官员，下到黎民学子，而梁启超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巨大的锻炼，使得他的才华和能力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梁启超也从以前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学子，成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而《万国公报》也正式更名为《中外纪闻》。
可是好景不长，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因为《中外纪闻》的传播对于清政府影响太大，所以清政府强力镇压，致使于刚刚才崭露头角的《中外纪闻》被迫停办，虽然报纸停办了，但是梁启超这份报纸却在人们的心中撕开了一个新思想的口子，而这个口子却永远的合不上了。
在《中外纪闻》以后，真正的让梁启超名声大噪的就是他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在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一八九六年，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梁启超在担任主笔以后，直击当时社会痛点，宣扬变法和不变法的利弊，意图唤醒大众，共同逼迫当权者实行变法，而且梁启超以新颖犀利的言语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一时间这篇文章快速的传播开来，可以说当时的热度占领了整个报纸行业头条，而《时务报》也因为梁启超的参加，影响力迅速扩大，稳居报纸行业榜首，而当时就有人评论说：自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无人不知新会梁启超，梁启超也因此，一时之间声名鹊起。
而随着梁启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文笔也是越来越犀利，他在一片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直接抨击清政府和整个政府官僚，讽刺他们要么是外行领导内行，要么是贪权好色，要么毫无作为，可以说是言辞犀利，丝毫面子都不留，也正因为这样导致了梁启超最后只能被逼迫离开《时务报》。
而随着梁启超的离开，《时务报》也逐渐的没落了，到后来，逐渐的被人们所遗忘。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出逃到了日本，而在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一系列革命党人来往较为密切，并且此间曾经试图和革命党人联合立会，而且梁启超曾经也在《清议报》中发表过"排斥满清"的言论，后来这件事情被康有为发现，斥责梁启超撤回报纸，重新印刷，说到这里，可能有的人就会问，梁启超这个人是不是立场不坚定，比较多变，人品是不是有问题，这里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处在每一个动荡不堪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这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每一个人也是在改变着，探索着，而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心忧国家和民族的人来说，多变也许正是他能够一直站在时代前沿的方式，而不像他的老师康有为在经历了戊戌变法以后，就慢慢的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而对于此时的梁启超来说它可能更像是一位革命党人，而不像一位"保皇派人"。
后来，经过他的老师康有为的训斥，梁启超也意识到自己和革命党人不是同路人，于是继续跟随康有为的脚步宣传变法的思想，可惜的是一九零一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场属于《清议报》的历史"革命"（注：这里指变法）。
但是，这场大火虽然烧毁了《清议报》，可是并没有烧掉梁启超的忧国忧民之心，两个月之后，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了一间名为《新民丛报》的报社，继续宣扬自己的变法主张，没多久《新民丛报》就广泛的传播开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读者更是遍布全球多个国家，而《新民丛报》也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所办报社的最巅峰之作，后来黄遵宪更是在给梁启超的写信时说道："半年之内，中国就有数十家报刊在模仿《新民丛报》"。
民国元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一二年，在外流亡了长达十四年的梁启超回国了，由于梁启超名声在外，所以他的声望也是很高的，而回国后的梁启超也决定做一番事业，当然自己的主业是不能忘的，梁启超自己这样说道："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也"，所以梁启超还是打算办报纸，于是，梁启超在天津办了一个名为《庸言》的报刊。
这期报刊一经发布，可谓是风靡一时，销量竟然达到了一点五万份，成为了当时全国销量最高的报纸，当然了，我们这里说一下，这期报纸的生命周期是很短的，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到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只有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虽然说这期报纸的生命周期很短暂，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此人当时的号召力是何等的庞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梁启超就是当时新闻界的大咖。
说到这里，可能有的人就会问，为什么梁启超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忠实读者呢？
这里我们就来解读一下，梁启超的文章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一个字"新"，没错就是这个字"新"，我们打个比方，就是在当时别人还在用难以理解的文言文来写文章的时候，而梁启超却用了最大众化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写作，这样既给人以最直白的感受，又让人很快的可以接受理解。
而且他写的文章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文章富有感情和激情，使人读之情绪随文章所动，就像他那篇最火爆的文章《少年中国说》，以富有感情的手法写作，让人读之富有激情，将所有振兴国家之追求大声地呐喊出来，使人血脉喷张。
小编认为梁启超的文章与其说是"新"，不如说是与时俱进，和历史时代潮流相结合，正是因为这样，才能使人引发共鸣，让人们所接受。
记得文学家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过梁启超："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而当时的少年毛泽东也是梁启超文章的忠实读者，毛泽东说，他曾经把一本《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为止，而后来在湖南办报撰稿，他采用的正是"新民体"，结果也是大获成功。
有的人会说，像梁启超这么厉害的新闻大咖是不是不会遇到什么舆论危机，当然不是，正所谓常在河边走，难能不湿鞋，梁启超作为一个很厉害的舆论新闻利用者，也遇到过两次重大的危机，差点就导致自己人设崩塌，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次梁启超的危机是来自于袁世凯袁大总统的复辟，话说大家都知道梁启超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民国成立后，梁启超和一帮人组建了一个进步党，而梁启超和进步党是拥护袁世凯的，可是时间不长，袁世凯竟然打算复辟帝制，这无疑是狠狠地打了梁启超一个耳光，而且还把这么多进步党的裤子给扒了，而对于这种事情梁启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当时的梁启超是怎么回应这件事情的呢，梁启超迅速的发布了一篇名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讨袁檄文，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而且文中还提到自己拒绝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这篇文章的发表真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将自己完全和袁世凯划清界限，并且最后自己也加入了讨袁的队伍，而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袁世凯倒台了，而我们"善变"的梁启超先生也从袁世凯的拥护者变成了讨袁的大功臣，而这次的事件，历史上称之为"护国运动"。
还有一次大危机是来自于张勋复辟，其实这次的事件本来是和梁启超没有关系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却是张勋的拥护者，在那个时候，经历了戊戌变法之后，人们习惯的就认为梁启超和康有为是一起的，虽然有的人知道梁启超当时已经和康有为的思想是不同的，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康梁是一体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梁启超坐不住了，觉得自己不说话是不行了，要不然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所以梁启超发文先是斥责康有为的做法，再就是表明"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
大家都知道在十九世纪，国民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压迫，思想还比较愚钝，一直墨守成规，就像小编文章刚开始是说的那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们对于国家兴亡可谓是毫无概念，更别说什么责任感了。
但是梁启超却恰恰认为，国民是可以引导的，只是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开化民智和思想，只有这样，他们的力量才可以发挥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可以从他发表的《新民说》中找出来，他在文章中这样说道："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所以，我们只有用教育来正确的引导和开发民智，培养新一代的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而在开启民智的过程中，梁启超着重强调"共同体"的构建，希望可以让国民有着共荣共辱的概念，去除掉国人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旧的封建思想，为此，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第一次从日本引进了一个叫做"民族"的概念，之后在一九零一年的时候，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一词。
一九零二年，梁启超在原来"中国民族"一词的基础上，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而他也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的人，而这个词语，我们一直沿用到了今天，梁启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在这之后，梁启超专门从历史角度出发，写道：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是多元化的混合民族。
直到今天，我们不可否认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应用，对于我们华夏儿女的民族凝聚力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我记得有的人说梁启超其实是一个很悲剧的人物，虽然对于文学和舆论的运用来说他是很成功的，但是对于国家改变来说，无疑是失败的，有的人说梁启超就像是看家门的忠犬，活着的时候吼了几十年，但是却没能叫醒这只沉睡的中国雄狮，但是当我们苏醒以后，在回过头来看时，却会发现，他正是那开启中国国民民智的一代宗师。
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启超先生于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终年五十六岁。
而在他逝世之后，只留下了一块没有写任何生平的墓碑，正如梁启超先生生前所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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