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焕：不平则“赋”
刘长焕：不平则“赋”
——郑文丰
刘长焕 学者，诗人，书法家，著名辞赋家
用辞赋为自己和家乡“杀”出一条血路
看面相，板寸头、牛仔裤、皮肤黝黑的刘长焕先生，自是一股子的“匪气”，望之不似文人。但自2007年《贵阳赋》登陆《光明日报·百城赋》屡获殊荣以来，他又磨砺出了《多彩贵州赋》、《茅台赋》、《金州赋》等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骈赋。即便如此，他的“匪气”似乎依旧未能磨掉。
事实上，这位望之似“匪徒”的贵州辞赋人，正在用传统辞赋的方式为自己和家乡“杀”出一条血路。在上海世博会上，他的《多彩贵州赋》更名为《贵州赋》被当做贵州送给世界的五件礼品之一。有嘉宾评价说，《贵州赋》的价值，就在于它用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最特别的方式，以艺术的魅力吸引人们对贵州全新认识，这是一张很有贵州个性的名片。“我们往往是通过文学作品去了解一座城池的，为此，在书法、辞赋、对联等传统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上不能留空白，这是贵州贵阳突围的绝好途径。”
刘长焕 学者，诗人，书法家，著名辞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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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碑赋文化工程院、凤凰卫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华辞赋北京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马识途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学者辞赋家云集。这是辞赋界有史以来最高（大）规模和规格的一次盛会。被视为“贵州辞赋界的高度之一”的刘长焕，作为贵州省唯一的代表应邀出席并作大会学术交流发言。
在传统文化领域争取话语权
“首届中华辞赋北京高峰论坛”邀请函附有详细的邀请人名单。长焕先生在这份名单中寻找贵州的同道中人，未果。反观组成 “集团军”出席的四川、山东等省份，他感慨颇多：这些可都是历史上的文化大省，而我们贵州提供给外界的基础文化元素还是比较有限的。
他拿亲身经历来说明：“有一次去山东曲阜开一个儒学会，大会很少关注云贵学人的观念和思想，即便关注也总是戴着一幅有色眼镜，更自负于他们的文化基础和创作，好像就认定我们是文化沙漠，是诸葛亮说的不毛之地。”
“我们总说我们多彩的原生态民族风情好，是我们的优势。不用说这当然都是我们的优势，但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这些不是谁家独家专利的传统文化平台上去跟别人竞争话语权呢？在别人擅长的领域抢地盘，别人最服气。”对家乡有深厚感情长焕先生，对外面的“傲慢与偏见”压着一肚子的不平之气，这股气推着他的文字走，宣之以“赋”，从而树立了自己“不平则‘赋’”的姿态。
“赋”里的家乡新形象
“一篇《史记·西南夷列传》、《黔之驴》，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的恶称便流传了千年。”长焕先生深切的感受到，文学创作对一方形象的“塑造“作用巨大：反观其他，一篇《岳阳楼记》我们知道了岳阳，一篇《滕王阁序》让我们知道了南昌……
他告诉记者，如果说《贵阳赋》的创作有些颇不经意，那么之后的创作便有意识、克服了许多弱点、开
始寻求更加别致的表现途径。
“《贵州赋》二千余字，将贵州的历史人文、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做了梳理开掘，将贵州的天地之美囊括笔下，打包整理，行成韵文之后传递给读者面内心深处，这种方式是不是比让普通读者去读《贵州通史》《贵阳府志》、继而了解贵州贵阳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国家有着深厚的酒文化，酒的触角伸向中国的每一个家庭。传统诗词里，随手一抓都能拧出酒味来。而我省有国酒茅台，不仅仅很多人心目中的政治酒，在历史上更是中原文化与西南文化的融通的见证，是纯之又纯的文化酒。为此，我写了《茅台赋》。”
……
“不是说我们贵州不行么，我就用最传统的文学形式来让你重新认识贵州。”从某种程度上，他做到了。这次去北京参加峰会，很多人找到他谈他们对贵州新观感。顺道，长焕先生“匪气”的脸也被人重新认识了，“原来您就是长焕先生”！终于对上号之后的学者们的确吃惊了不少。长焕先生的夫人也笑着说：平时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有几斤几两，原来还是有一手的。
但他也有他的担忧：在文学表现上，写北京这座城的有老舍、王朔，写武汉的有池莉、方方，写上海的张爱玲王安忆……城以文著，但写贵阳的呢？“其实我们这边可以挖掘的很多，比如贵阳文化前辈姚华（茫父）先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画坛的风云人物。若用电影或者小说等艺术形式挖掘，更见效果。毕竟，辞赋有所长，也有所短。”
当代辞赋创作面临三重现实困境
对于辞赋的创作，长焕先生有自己的理解。“辞赋之难，难在需用广博的知识，沉潜的才情去统领、整合这些知识，继而才可能升华为浏亮的文辞之美。”他继而阐释说，写赋就像开沃尔玛超市，不只是搭起一个框架，衣服，图书，果蔬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有，赋的形式必须是大气和铺排；但赋的灵魂是作者的情怀和理想，也就是超市创始人的理念。“我的理想就是，不断用赋告诉人，我的家乡有文化，有美景，有工业农业和现代化的东西，有文化的自信心。”
在北京峰会上，长焕先生以一篇《对当下辞赋创作中理论缺失与现实困境的几点意见》发言引起学界热议和关注。他提到，辞赋佳作难出，面临三重现实困境：一是作者心态闪烁，无“志”可写，徒有铺陈而未能深挖主题价值；二是基础知识鄙陋，才学贫瘠，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夫尚欠火候；三是纱帽气息笼罩，不善于客观、辩证、曲折、巧妙地反映生活，代之而起的是应景应事之作泛滥。
对于《贵阳赋》《贵州赋》《茅台赋》这样的题材，是不是很容易变成“应景应事之作”呢？面对记者的质疑，长焕先生一笑：我从来创作都是相对独立的、自由的、不得不说的时候才开始从内心发动，无用之用乃为大用，我不为宣传而作文，也没有谁会给我任务。写《贵阳赋》有不平之气，其他的作品也是时有讽谏的，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任何辞赋家都会在其所作的辞赋作品中抒写性情和言说心志，都有对国家民族的根本关怀。
“而且，在中国靠写字养活自己是很危险的，我不靠写辞赋养活自己，写辞赋我是一种‘玩’的心态。”停顿一会，他说，“事实上，我正在申办一个副处长职位的辞职手续。”
话头落下不久，他辞去公职，前往北京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