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红色女间谍沈安娜的真实人生
1942年11月，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中全会上，国民党右派元老张继嘟哝着：“提到共产党，我就汗流浃背！”他看到主席台上的蒋介石对他打断报告面露不满的神色，干脆倚老卖老地指着蒋介石大声嚷道，“你不要这样子看着我。共产党就是你养虎遗患……哼，共产党就在你身边！”
此话原本是张继随口说说而已，事实却不幸被他言中。这时，共产党真的就在蒋介石的身边，此人就是主席台上蒋介石身边那个埋头速记的女子——沈安娜，她打入国民党内已经八年了。
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她曾深入敌营14年，在蒋介石身边潜伏11年，获取了大量国民党重大机密文件，让蒋介石再无秘密可言，被人称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据说，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就能在延安的窑洞里知道；1938年年底，涉及国民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重要文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国民党中央党部还没发放下去，就已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的案头。这些都是沈安娜的功劳。沈安娜这位红色女间谍，她的一生承载了太多的秘密，罗青长之子罗援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沈安娜处于昏迷状态时，嘴里总在喃喃自语，讲一些早年白色恐怖时期的话，“我暴露了？他们抓人了，从后门跑……”
和二姐一起逃离家乡
沈安娜原名沈琬，出身于江苏省泰兴县城的一个封建世家，大伯父是前清翰林，父亲是个秀才，在家中设私塾，并在两个小学教课。沈安娜从小就在父亲的教导下，诵读古典诗文，练习书法。这些都成为她日后顺利打入国民党内部比较关键的因素。
然而，沈安娜伯父和父亲的中年谢世，使这个封建世家日趋衰落。二姐读到初中二年级时，便被母亲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大地主的儿子，饱尝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与温柔的二姐不同，沈安娜从小就很倔强，7岁那年，双脚被7尺白布缠住，她拼死反抗，大人不得不放过她。沈安娜后来回忆说：“在沈家众多兄弟姐妹中，我跟二姐最亲。所以，二姐十八岁时，被迫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地主儿子，受尽虐待、辱骂，我就陪她一起出走，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她们在上海按照报上刊登的招生广告分别报考学校。最后，二姐考进了务本女子中学，沈安娜则考入了南洋商业高级中学。
在上学期间，姐妹俩认识了比他们年长的男青年舒曰信和华明之，他们常常给姐妹俩讲一些争取妇女解放、劳动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道理，讲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下，正为这些神圣目标奋斗的中国共产党，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从1932年冬开始，姐妹俩因学费告罄而相继辍学。沈安娜为了能尽快自食其力，进入了只需半年即可毕业求职的邴勋速记学校。此时，舒曰信和华明之已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的领导下，由王学文直接领导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二姐也在舒曰信的引导下，参加了中共情报机关的秘密工作，成为机要交通员，从事抄写情报、运送手枪和交通工作。
就在沈安娜毕业前的一个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邴勋速记学校招考一名速记员。因为沈安娜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校长决定派她和另外两个男生去应试。
这个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机会，沈安娜却拒绝了，因为她在上海见到过种种人间不平事，也见到过国民党对许多革命青年的残酷镇压。舒曰信得知后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他的直接上级领导王学文。王学文听后高兴极了，拍着大腿说：“太好了！这是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们一定要动员沈琬去考，而且只许考好，不许考砸！只有她考进去了，才有可能做情报工作，拿到我们要的东西。”
沈安娜后来回忆说：“他们一直做我的工作，一定要我争取考上，我也就一点一点想通了，不放弃了。但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那就是搞情报算不算革命工作？”
在舒曰信等人的开导之下，沈安娜刚刚过完19岁生日便去杭州报到了。在实习期间，沈安娜继续苦练速记，速记能力很快就超过了那两个男生。再加上她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作文基础也比较好，速记后整理出来的文稿字迹清秀、文字流畅。
经过一个多月的试用，1935年1月，沈安娜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此时，红军主力正转战在贵州，寻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只要是对付我们共产党的，对付红军的，我就特别重视，就记下来”，沈安娜后来回忆说。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更是国民党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地之一。红军长征后，在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都留有一些武装力量，分别在关英、唐在刚和粟裕、刘英领导下，坚持游击战。这些红军游击队在蒋介石老家附近的活动，成了蒋介石的一大心病。而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肱又属于同蒋介石有矛盾的贵系，蒋介石不放心，就派了自己的亲信、侍从室卫队长宣铁吾到浙江省作保安处长，主要负责“清剿”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沈安娜利用各种机会将黄绍肱、宣铁吾的报告，国民党当局的围剿计划、军事措施、军事力量部署、军事建制、对红军游击队的分析估计，以及有关武器装备、公路碉堡的附件、图表等等，设法摘抄下来，陆续送给了中共情报机关。
1936年冬，黄绍肱被朱家骅取代，黄绍肱的桂系人马也被换成了朱家骅的CC系亲信，而沈安娜因此前从不卷入派系斗争和人事纠纷，而保住了重要的情报工作岗位。
1937年年底，侵华日军占领了上海，浙江与上海的交通完全断绝，沈安娜同中共上级组织也失去了联系。
1938年，沈安娜辗转来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董必武。董必武对她说：“你过去不是在朱家骅手下做过工作吗？现在朱家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秘书长，你可以利用老关系找他，要求进中央党部工作，这样你就可以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继续为我们党搜集情报，这是很重要的啊！”周恩来也对她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不久，沈安娜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找到了朱家骅。
“你是从浙江来的吗？”朱家骅问。
“是啊，我千辛万苦来到武汉，请主席安排我工作，我要为党国效劳啊！”沈安娜回答。
“容易容易，中央党部正需要速记。”朱家骅紧接着提到了一个让沈安娜内心十分矛盾的问题，“中央党部工作人员一定要是国民党。”加入国民党？这是沈安娜事先没有考虑到的事情。她想到董必武、周恩来都要她抓紧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便立即说：“在浙江时我还年轻，没有参加国民党，现在可以加入吗？”
朱家骅对秘书说，你们给她办“特别入党”。特别入党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批准手续很快。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是由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家最高咨询机关，中国共产党的七位代表，除了毛泽东外，王明、博古、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朱家骅让秘书通知沈安娜，叫她随机要处的老速记员一起，到国民参政会上去担任速记。沈安娜第一次坐到了高层会议的主席台上。
周恩来让她做无名英雄
1938年8月，沈安娜在董必武的指示下，与丈夫华明之一起，以工作人员的身份随国民参政会去了重庆。
到了重庆，沈安娜即向重庆八路军通讯处（次年1月，更名为八路军办事处，正式挂牌办公）报到。不久，沈安娜便拿到了国民党特别党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副秘书长甘乃光和另一个中央委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党政编号前标有一个“特”字，这成了沈安娜的一个护身符。
这年的冬天，沈安娜得知重庆“八办”要送一批青年去延安，内心产生了不小的波澜，她向周恩来提出，“让我到延安去学习一年吧！”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摇头说：“别说一年，去一天也不行。去了延安，你就回不了中央党部了！”
经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劝导，沈安娜当即表示一定会在国民党机关扎下去，今后一辈子为党做情报工作。在这次谈话中，她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口中第一次听到“无名英雄”这个词。“这是我60年前对两位伟人的承诺，时至今日，我始终实践着这一诺言”，1998年沈安娜在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时的一篇文章中说。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作了报告，沈安娜就坐在离他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做速记。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和军事头目们炮制了两个文件，即《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这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后来党中央根据沈安娜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材料，编写了名为《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中央全会每半年到一年开一次，这些会议都是由沈安娜担任速记。此时的她再也不像当年那样冒冒失失了，她已经学会了隐藏自己。解放前曾和沈安娜一起参加过国民党会议的速记员居正修曾回忆：有一次我到沈安娜家里,房门开着，我把门关上, 指着收音机上的频道, 轻轻地告诉她,晚上什么时间收音机开到这里, 是中共的邯郸电台, 我天天收听, 这里消息是真的, 不是我们会上听到装装门面。沈安娜似乎听不懂我的话, 没有答话, 也不开收音机, 和我说旁的事情了。当时我还以为沈安娜不喜欢收听中共电台广播，现在回想这件事, 真是好笑。
1939年秋，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博古根据沈安娜的表现，决定接收沈安娜入党。因情况特殊，沈安娜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原地等待组织的联络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中，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十分猖狂，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损失惨重。
1942年秋，沈安娜的上级联系人徐仲航打入国民党的官办出版机构正中书局总管理处，在一个下属部门当上了处长。为了更好地抵挡顽固派的审查，取得更有利的掩护条件，他想为自己搞到一个国民党员的掩护身份，并且希望用三个中央委员介绍的那种特别入党办法，这样才能免去许多麻烦，尽早取得国民党党证。
沈安娜利用关系很顺利地找到了三个介绍人，并弄到了一份特别入党的申请表格。徐仲航拿着表格走了，可到了约定的下一次取情报的日子，他却没有来。
这对沈安娜夫妇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为了不给特务留下任何把柄，他们赶紧清理家中的文件、材料和可能引起怀疑的书籍、信件，趁着各家各户烧火做饭的时候扔进灶膛销毁了。
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等待，他们担心徐仲航是否能顶得住，不知道今后的工作要通过谁来联系，也想到了各种随时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打击。
此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再没有另派人来恢复与他们的联系。在他们与上级失去联系的这段日子，他们没有停止情报的搜集工作，但看着这些已经搜集到的情报，无法送到上级手中发挥作用，他们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
不久，中央党部给沈安娜分配了一处较好一点的职员宿舍，可他们担心搬家之后会失去上级熟悉的联络点，于是她想了一些借口谢绝了。
从1942年到1945年整整三年时间里，他们掩饰着内心的煎熬与期待，默默地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公务员生活。
毛泽东：这是玻璃瓶里面押宝
1945 年10 月,周恩来特派随他由延安一起到重庆的吴克坚与沈安娜夫妇恢复了联系。
在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沈安娜逐日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通报中共中央代表团。毛泽东赞道：“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看透对手底牌的周恩来，掌握了国共谈判的主动权。
1946 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国民党代表每天晚上的党团会就是讨论第二天如何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商定在会上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最后谁提折衷方案等等。通常是他们的会议刚结束，会上的情况就被沈安娜连夜送交南方局。沈安娜常把国民党中央开会时的一些情况和会场的气氛及核心人物的表情、动态，都记录下来，及时传给中共中央。中央领导看后，常笑得前仰后合。如蒋介石讲话，骂他下边人：“腐化！无能！”他下边的人小声反驳说：“说我们腐化无能，腐化无能也是你总裁领导的！”主和派的邵力子说：“完了！完了！都是你们好战的结果！”刘斐说：“大炮就要打到南京了！”有的人还喊：“快把你们的家属接走吧！”会场乱成一团。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中，沈安娜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头目的军事报告，尤其是蒋介石的言行都被她一一记录下来。她就像按住了国民党的脉搏一样，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心脏”的每一次跳动。蒋介石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这时，沈安娜只好搁下手中的笔，仔细地在心头默记，等到休息的时间，便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南撤。这时，沈安娜的上级领导吴克坚通知他们夫妇，让他们相机脱身，去上海等待解放。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已换为陈立夫，陈立夫指示机要处长带走最优秀的速记员沈安娜。沈安娜推托说要回上海看一眼家人，然后便一去不归。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和华明之分别进入国家安全局和上海国家安全局工作，直至离休。
有人说，共产党人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话说的并不完全准确。
沈安娜夫妇当时尽管都有较为体面的工作，但薪水微薄，再加上物价飞涨，也只能勉强糊口，他们一日三餐吃的都是掺杂着许多砂石并带有霉味的“平价米”，而且还要常常忍受饥饿的折磨。沈安娜每日精神高度紧张，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本来就有胃病，后来又染上了肺结核。她担心让人知道后被解雇，只能隐瞒病情，在会上强忍着不咳嗽，不管多累也要强打精神支撑。其实，像沈安娜这样的情报工作人员，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生来即为英雄，长期深入虎穴的战斗生活磨练着他们的意志，他们之所以能在那个不见刀枪和硝烟的战场上隐忍数年，也许有两个词就足以概括——信念和承诺。
参考资料：
《纤笔奇兵——蒋介石身边的中共情报员》，何蜀著，《红岩春秋》，1998年4、5、6期；《教导勉励 永记在心——忆周恩来指导我做情报工作》，沈安娜著，《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钻进蒋介石腹中的“铁扇公主”》，历华著，《文汇报》2009.02.05；《小兵沈安娜》，《解放日报》 2009.09.11;《罗青长之子追忆中共情报女杰沈安娜》，罗援著，《北京青年报》2010.06.25；《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女谍沈安娜》，李荣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1月26日；《和沈安娜一起速记》，居正修著，《红岩春秋》，1999年第4期。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