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我与当代名家的过往
2017年8月31日，黄永玉先生94大寿，万荷堂
自1985年从南京艺术学院完成学业来到北京，就算在美术界混了。那时候，我们的前辈、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享有盛名的大家基本都健在，他们正在感受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带来的春天。80年代的激情以及朴实的生活至今记忆犹新，非常感念那些带我混的前辈、同道和和朋友，因为北京对于我来说是他乡，没有亲朋，没有师友和同学。真正是举目无亲，可是，30年后，好像满眼都是亲人。经历了30年，回忆起来，扳指头算算，确实结交了很多人，有老有少，有名满天下者，亦有平凡普通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属于我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师友群，而个种的各种交往成为自己最值得庆幸和骄傲的内容。如果没有他们，不仅是20世纪美术史黯然失色，而我自己的经历也会变得平淡无奇。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一切如在眼前，一切都如故事一般，一切都值得回味和珍重。
80年代后期，各种思潮迭起。虽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古典美术的编辑工作，然而，难以断绝与现实的联系，因此，也是东跑西走，美院、美术馆、画院等都有我的影子。话又说回来，那时候能够去的地方并不是很多，不像现在多了反而觉得很散。当时中国画研究院开关于中国画的会议还分老中青三拨，老的说老的，少的说少的；互不干扰，互为尊重。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破土而出，人生的学术经历亦由此开篇，与各位前辈和同道的交往则伴随着我的扶老携幼、迎来送往。更重要的是目睹了许多前辈的相继离世，但也看到一些同道的英年早逝。既看到了未名者成名，也看到了成名者的衰落；还看到了名声的不断高扬，又看到了价位的节节攀升。历经30年，中国的美术界已经不是30年前的美术界，人心、艺魂都随岁月做了换容术，变了……。所以，过往师友所构筑的20世纪的风景则成为经典的画面，驻留在我的美术史中。
北京-80年代北漂
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80年，带着铺盖行李住在位于大北窑的中央工艺美院特艺系的教室里。那时都不敢有想见张仃先生的想法，他的名气真是如雷贯耳，而袁运甫先生等名师在机场壁画之后风头正健，工艺美院当年真是火啊。记得新华社的邵建武兄在新华社首次召集关于张仃先生的恳谈会，此后，我与张仃先生的学术观点上保持一致，也就增加了包括理召先生在内的友情。不几年就认识了工艺美院的许多老师，其中因为我的老师张道一先生的缘故，才有认识何燕明老师的机缘。他们同时于工艺美院在庞薰琹先生的线上得了个右派，张道一先生耿耿于怀，何燕明先生则以“有工作就是幸福”来宽慰自己。他们后来成了儿女亲家。第一次全班来北京能够住到特艺系教室的地铺上，就是因为有在特艺系任教的何燕明老师的热情安排。
我与何燕明老师是忘年交，直到2013年的一天，何师母根据何老师电话本上的号码给我电话，通知我参加何老师的追思会，当时我大为震惊，这时候何老师已经去世了两个多月。何师母的判断可能是因为何老师常给我电话，或在师母面前经常念叨我。特别是有一年的正月初一，何老师还给我打了拜年的电话，让我诚惶诚恐。刚来北京的那几年，美术界的什么会都参加，也因为有人招呼。
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画勿需“创新”》的短文，获得了叶浅予先生的赞扬。后来，关于石鲁假画在北京开研讨会，我拒绝参加并写了批评文章，因为文章中提到了华君武先生，华君武先生特别写信到《文艺报》转我收，说明相关的问题，可是，只听到转达，至今都没有看到原信。
与黄永玉先生的相识，是因为向他提起我与张祖道先生（著名摄影家）是忘年之交，他说“张祖道的朋友都是好人”，转眼张祖道先生以高龄谢世，而我与黄永玉先生的忘年交也数十年了，不觉他也90多了，有幸为他操持过在国家博物馆老馆的“黄永玉八十艺展”，又为他张罗了在国家博物馆新馆的“黄永玉九十画展”。黄永玉先生的挚友黄苗子先生、丁聪先生都是我最尊敬的前辈，加上郁风先生，圈中戏称“四人帮”。
我曾是黄苗子先生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继任者，又是郁风先生在中国美术馆的继任者，由此，与二位前辈伉俪也算是一种缘分。与韩美林先生的交往数十年，亦师亦友，称兄道弟。十年前在杭州见证了“韩美林艺术馆”的开馆，后来又见证了通州“韩美林艺术馆”的开馆，不久的12月还要见证银川“韩美林艺术馆”的诞生。刚到人美的时候，老革命邵宇先生还在任上，那时候名家云集，虽然卢光照、秦岭云、任率英等先生已经退休，可是，林锴、徐希、张广、姚奎、石虎等也构成了强大的阵容，那时候都是平常相待，你来我往。
作为沈鹏先生的部下，最初见面的那几年，他的兴趣点还落在艺术评论上，因为旧学的影响，使得他转身而成为书法家，继而晋升为书协主席。那时候，我住在东堂子胡同地下室的一间几平米的小屋，而住在楼上的沈鹏先生有时饭后会盘腿坐在我的小床上，听我说一些美术界的最新动向。
北京国际艺苑起步于我住的这个地下室，他们在这里租了三间客房作为办公室，董事长刘迅先生难得来此。偶尔到来，会计大姐就会和我商量，让我中午去办公室而将小屋留给刘迅先生午休，这是许多人都难以想象的，因为他们后来盖了五星级的“北京国际艺苑”，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北京的美术中心之一。
北京画院中的王明明兄较早相识，一直看着他的进步而自责自己努力不够，或者近于愚钝。他像长兄一样经常给我指点迷津，而我也经常请益于他。与李小可兄的交往实在是因为可染先生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造诣；而每次见到邹佩珠先生都像见到亲娘一样，她的坚强与魅力和郁风先生的风度与爱心，相互辉映而成美术界的女中双雄。尤其是邹佩珠先生将其手书的家训赠与我，令我感觉到责任的分量。
刘勃舒院长将我从人民美术出版社调到中国画研究院，让我脱离了17年为他人作嫁衣的出版社，这是后来一切发生变化的缘起。刘院长也是我喝酒的老师，他提高了我的酒量，让我理解了他的同乡傅抱石先生“往往醉后”的道理。刘院长治下的画院承续了李可染院长的路线，学术严明，风尚朴素。因此，当年画院的中青年画家在今天已经是名声显赫，他们都比我年长，视我如小弟。龙瑞兄还借他的画室给我画画，而画室中全是他的画，东一堆西一摊，他对我的信任连我自己都怀疑能否把握住而不起贪心。接着冯远馆长又把我调到了中国美术馆，好像是命里注定。
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在中国美术馆画廊举办的。那时候，赵俊生兄还在忙前忙后。原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先生也参观了我的这个展览，其时他与我比邻而居，在东堂子胡同。我去拜访他时，他从一本书里拿出一张署名为“江东范三”的小画，拷问我作者是谁？直到吕章申馆长的厚爱，将我的职业生涯定位在国家博物馆，使得我在博物馆界有了新的学术方向，同时也有了进一步服务于各位的机会。而这几年属于我长辈的一批先生都相继过世了，尤其是今年——李可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石鲁先生的夫人闵力生相继去世，感觉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
2002年12月18日，与中央工艺美院何燕明教授摄于上海
2007年8月24日，拜访著名画家白雪石先生于何须斋
2005年6月，赴俄罗斯考察。6月25日，与原中国美术馆馆长冯远合影于彼得堡二战纪念碑雕塑前。
2005年10月19日，在杭州出席韩美林艺术馆开馆仪式，与著名艺术家黄苗子、郁风伉俪合影。
2005年10月19日，在杭州出席韩美林艺术馆开馆仪式，与著名艺术家丁聪、沈峻伉俪合影。
2006年6月25日，“陈履生画展”在北京画院举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左一）、中国画研究院名誉院长刘勃舒（右一）出席展览。
2006年6月25日，“陈履生画展”在北京画院举行，冯其庸先生（左一）与吕章申先生（右一）前来观展。
2013年与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左一）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中）。
2013年6月与李小可先生。
2013年11月与邹佩珠先生。后为孙蒋涛先生。
江苏-根据地
回到根据地江苏，亚明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照身边的人在“亚明研究会”中“要加上北京的陈履生”，此前他说关于他的研究，以其生前最后一本画册中我的前言为准。而宋文治先生生前也希望我写一本像《刘国松评传》那样的书，至今都记得好像是属于他的北京新桥大厦的222房间，宋老来到北京就会给我电话，请我大吃一顿。他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遗憾的是所托未及完成。因为我的新中国美术研究，几乎拜访了南京当时所有健在的参与者，而未能赶上当面求教钱松喦先生，却在关于他的研究方面倾注过心力。还记得喻继高先生拎着一张宣纸，领我去见林散之先生。张文俊先生则给我说了他的过往和他亲历的江苏画坛，他是我在校时的美术系副主任，主任是陈大羽老师，他们二位都是我这位读史论专业学生的绘画课老师。直到几年前中国美术馆举办大羽老师的画展，在研讨会上，有人拿着出版的画册惊奇的告诉我，里面有一方“履生”的印章。我知道，大羽老师会为他的每一位学生刻一方印章以纪念。可是，他从没有和我说起给我刻了印章。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拿到。给我影响至深的刘海粟院长、谢海燕副院长，是我成长道路上的领路人；我的导师刘汝醴教授、温肇桐教授、林树中教授，更是在我的专业道路上树立了标杆。
1983年，与刘汝醴教授（左二）在雁汤山。右一是我。
2004年4月22日，在香港出席“张文俊画展”开幕式之后回到珠海，与张文俊先生合影于孙蒋涛画室。张文俊先生曾经是我读研究生期间的绘画课导师，他也是分管研究生工作的美术系主任。
2004年9月2日，在杭州专程拜访中国美院教授王伯敏先生。王先生曾经是我的硕士论文的答辩委员，1985年出席了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
2004年5月23日，出席全国美协召开的“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表彰大会”，会后与获得“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的导师林树中教授合影。
2012年12月9日，与张嘉言先生，先生为谢海燕院长的夫人，先生是我1978年高考的监考老师，是我本科时的任课老师，她对学生如慈母一样，上课带糖果，还剥给我们吃。年至八十有余还骑自行车行走于校内校外。为教一生，不求名利，培育儿女，各有所成。
广东-岭南
广东画坛上有我很多师友，这也是我把今年的个人系列展放在广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北京参加过关山月先生的最后一次展览，感觉到他身体健朗，可是他在登泰山不久后就离世，后来与关山月美术馆的同人一起研究关老，与关山月美术馆的许多年轻的同道结下了友谊。由此与关怡和陈章绩伉俪也有了缘分，他们二位在家里谈论到美术界的一些难以容忍的现象时，经常会说，“给陈履生打电话，让他《美术报》专栏下期写这个”。在北京和广州观赏过数次黎雄才先生的展览，黎师母特别指名让我为黎先生的画册撰稿，也让我受宠若惊。与王玉珏院长相处，如同姐弟。那几年每次到广州都要拜访林墉的“五羊三牛一马堂”，后来他生病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非常遗憾；幸运的是，他恢复得好，现在的画大气磅礴。我曾经说陈永锵兄是一位“有问题的画家”，他真的很能折腾，搞笑属于一流。
2009年6月20日广州拜访杨之光先生（中）。
2009年6月20日广州拜访林墉先生。
2011年5月15日，与广州美院陈金章教授。
上海-江南
与上海的画家陈家泠、杨正新最为友善，我们一个团去非洲写生，后来我们还一起去了巴西。这两位都不同于一般的上海人。陈家泠老师这两年热衷于拍他的电影，最近这部电影在夏威夷获了一个奖。杨老师满足于小康，好玩而不折腾。与萧海春神交很久，却不知道他的个性是如此的孤独。认识杭州的画家较多，所以，斗胆在杭州办过一次画展。那是唐云先生的公子唐逸览兄的相助。那次在西湖的游船上开了一个座谈会，肖峰先生、吴山明先生亲自主持，而多位老先生到场让我过意不去。朱颖人教授、孔仲起教授、马世晓教授等亦有交往，而刘国辉教授时不时地夸赞我的画，让我听了很舒服。在画坛上直接点名批评的画家不多，何水法老兄是其中之一，令我敬佩的是他不因此而疏远我，相反给予我的尊重让我更加尊重他。
2013年9月20日，陈家泠（中）艺术展新闻发布会在国家博物馆进行。
2016年4月16日，我代表国博向著名画家萧海春先生颁发收藏证书，去年，萧海春先生在国博举办展览期间，将3件重要的作品捐给国博收藏。
湘黔-未央
长沙的姜坤、郑小娟夫妇也时常想起我。钟增亚先生在去世前六个月的一次会议上坐在我对面，会后笑眯眯的让我看他画我的肖像，上面题写了：“点击当代社会艺术热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理论家陈履生造像。”我一直记着这位62岁去世的老兄。与贵州的董克俊、蒲国昌先生有经年的交往，虽是若即若离，却以彼此的远观表现出君子之交。西安有文革时期以“秦文美”为名而享誉画坛的一帮老师，还有像江文湛、陈国勇那样的画坛散仙。
1992年距今已有了25年，时间好像不长，但看看照片中的各位与现今的比照，时间也不短了。左起罗强烈，陈履生，蒲国昌，宋培倫，刘玉山，董克俊。
到秦岭中的红草园拜访主人江文湛 。
2017年6月在长沙与郑小娟老师。
港澳-海峡对岸
海峡对岸的刘国松1989年曾邀请我到他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后来我们持续的友谊都表现在研究之中，我也见证了他在大陆如何从小刘发展到老刘、刘老的过程。还有欧豪年、李奇茂、何怀硕、江明贤等，啊呀，越想越多，还有香港的、澳门的、国外的，真正是挂一漏万。上述都是比我年长者，更有很多与我一起成长的同龄人，甚至看着他们成长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拿台湾地区来说，有林昌德、李振明、林章湖等，还有打遍台北无敌手的酒仙程代勒……越想人越多，越想事越杂。只能就此打住，否则这本书将成为另外一个专题，成了像黄永玉先生的《比我老的老头》那样的专门叙述。
2005年11月2日，与台湾著名画家欧豪年先生于中国美术馆编辑部。
2011年3月22日与刘国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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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也感叹生不逢时，没有见到很多令我尊敬的前辈。相信我的后辈们看到我的师友群也会感叹自己的生不逢时。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可能与不可能，这不是很重要。30年来写了很多与上述交往相关的艺术家的文章，或长或短，或深或浅，而收入这本文集的文章，则是我2010年以来所写的部分，这一方面限于篇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年我调任国家博物馆，算是一个方面的总结。
2016年1月，和刘勃舒院长何韵兰老师，88岁+77岁。
2016年6月，与黄永玉先生在万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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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原为《灯下艺语》前言，遗憾的是书内没有收入此前言，特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