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22岁 张艺谋37岁 他们合照那年 是我们回不去的生猛时代!
1985年,陈凯歌拍《大阅兵》。摄影组先到了湖北武汉,张艺谋把器材运到剧组驻地时,突然有人大叫“飞碟!”。据说那天夜里,开阔的机场上方有个大如洗衣盆的旋转物体,一层光圈在它周围环绕。
更绝的是,张艺谋自称目睹该物体后,立马神智不清,几分钟后才恢复意识。再次抬头,飞碟已消失,夜空中只剩下一团粉色的蘑菇云。张艺谋看见飞碟是不是真的,这没人知道。他当时想当导演、拍电影,这肯定是真的。
在给《黄土地》做摄影时,陈凯歌就说他:“咱们这帮同学里,数你心比天高。”
不得不说张艺谋运气好。1985年,第五次影代会,张遇到对他颇为赏识的吴天明。那二年正是改革浪潮最猛的时候。邓公说,老干部能退的就退,把位置留给专业强的年轻人吧。43岁的吴天明借着风就当上了西影厂长。
当上厂长后,吴有个心愿,大力支持有才华的年轻人拍探索片,把中国电影搞上去。看了《黄土地》的摄影,他把身在广西的张艺谋借调到西影一年,让他拍《老井》。为了留住张的心,把张当时的妻子肖华调到厂内图书馆,还分了套房子。
张艺谋答应合作后。吴天明拿着《老井》的剧本,到处找男主角。摄制组兵分四路,跑了20多个省市,带回来的照片,没有一个符合吴天明心中的形象。
《老井》讲的,是贫困村庄爷孙几代挖井的事,主角一定要线条硬朗、气质朴素。要开机了,吴天明扭头一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张艺谋这小子不正合适嘛!就问张:“要不你来演孙旺泉,你看行吗?”张艺谋说你要不怕砸了我可以试试。西影厂的人听了都说:“这他妈不是俩疯子吗?”
一帮人都恨不得吴天明搞砸,好看他笑话。
结果,张艺谋没让吴失望。为了《老井》,他剃了光头,扎进太行山偏僻的农村,吃住都在农民家。一天挑水十几担,连打了两个月猪食,光着膀子暴晒,还背了两个多月150斤的石板。手、背都被磨糙了皮。拍戏时,喝酒他就狂喝,打架他就真干。为了表现被困井下奄奄一息的状态,三天没沾米、水。
那是1986年,张艺谋为了演孙旺泉,累吐了半条命。就在《老井》快要开拍前,他从朋友那里拿到《人民文学》第三期,读到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
读完就傻了,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小说《红高粱》能有那么狂的气质,多半是由于莫言处在一个狂的年纪。
1984年一次文艺讨论会,有人说:“我们民族经历过那么多战争,老一辈参与过战争的作家因为动乱失去了创作能力,这个空白无人弥补,太可惜了。”
莫言“蹭”地一下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没听过放枪,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我见过杀猪;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我在电影上见过。我们写小说又不是搞历史研究,没经历过也能写。”
听了莫言的话,当场有人嗤之以鼻,说他狂妄无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莫言必须写一部战争小说出来,打打这帮人的脸。
这不是他第一次“狂妄”了。刚到军艺时,他还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一次,军艺给《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开新作讨论会。人家好歹是个腕儿了,别人都捧,莫言却说:“这新作不行,也就是个连队小报的水平。”
素来宽厚的李存葆脸上都挂不住了。事后,有人直接质问莫言:“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不行?你写一个试试?”
当时,莫言只发表过一些习作,水平,比学生作文高一点。被刺激后,莫言下定决心,一定要出写吓死这帮人的作品。那年年底,莫言回乡探亲,遇到发小张世家。
酒至半酣,张世家对莫言说:“你那些作品我都看过。什么《岛上的风》《雨中的河》,什么呀?根本就不行!海岛、湖泊,你到过吗?咱们高密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写你不熟悉的事?”
一边喝,张世家一边给莫言讲了公婆庙大屠杀的事。莫言听罢,顿时如梦初醒。妈的!我写了这么久,咋没想到写写这片生我养我的高密乡?写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里面事,永远也写不完啊!
回城后,莫言想起自己小时候忍饥挨饿、孤独受冻因为偷萝卜被打个半死的事,迅速写出代表作《透明的红萝卜》。随后,又去翻找当年日本人在山东高密屠杀作恶的历史资料,一口气写出了《红高粱》。
莫言听老人们说,高密乡曾经种植过上百亩的红高粱,整日在烈日和大风中舞荡。听罢祖先在高粱地中抗日杀敌的传说,莫言胸中激荡,脑子里不断出现一个个狂野、暴烈的祖先形象。当时文坛正在“寻根”,莫言觉得,这就是根。男人混蛋女人放荡,生命旺盛,敢爱敢恨,就像野蛮生长的高粱。
1984年冬,《红高粱》完成。次年,《透明的红萝卜》一发表,文坛就炸了。都不知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小子。还没定过神来,1986年,《红高粱》横空出世,又狠狠地炸了一次。多年后,有人问两获茅盾文学奖的张洁,对八十年代文坛印象最深的事。
张洁说:“那必须是莫言了。”
终于,1986年,两个年轻人相遇了。
在遇到《红高粱》前,张艺谋也看过别的本子。其中有一个对越反击战的,本子非常扎实。思来想去,张艺谋还是没拍,一是自己情绪没被调动起来,二是题材敏感,张艺谋的经验告诉他,这种东西,别碰。
第一次当导演前,张艺谋就暗下决心,要拍,就要拍最能张扬内心的作品。莫言的《红高粱》,正好像一颗子弹击中了他。高密乡狂野的气息、男人女人们传奇,让张艺谋觉得,中国人活了几千年,骨子里是压抑的。“我爷爷”和“我奶奶”就不一样,这样敢爱敢恨、肆意舞动的生命,才叫人。
张艺谋说,他要赞颂生命、渲染野性,要让大家看看这个民族的活力。
于是乎,《老井》体验生活刚结束,他就从山西坐火车到北京,又坐电车到军艺。路上脚夹破了,全是血。张艺谋到了军艺宿舍,拎着一只鞋,大喊莫言。莫言就从厕所旁的屋子出来了。张艺谋说,我要拍你的《红高粱》。心里还打鼓呢,生怕莫言不给。
结果莫言不但给了,后来改剧本时还说:“你想怎么改怎么改,茅盾、巴金的小说要尊重原著,我的不用。别说让‘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了,就是让他俩在高粱地搞原子弹,我也非常支持你。”
为什么相信张艺谋?多年后,莫言说,因为当时他晒得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一看见他,就想到了生产队的大队长,觉得特别亲切。
拿下改编权后,张艺谋先回剧组拍片。由于不顾性命为艺术献身,他把《红高粱》拿给吴天明说想拍,吴立马就答应了。
令张艺谋没想到的是,《老井》拍完后,自己居然拿下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成为国内第一人。消息传来时,他正在高密拍戏,全剧组高兴得把他抬起来往天上甩。毕业于北电、被分配到中戏工作的王志文听了,说:“我们学了四五年专业课,有毛用?”
王志文没想到,成为国内首位国际A类电影节的影帝,还不算牛逼。
1988年,电影《红高粱》要让中国第五代导演,震撼全世界了。
那时,电影不叫《红高粱》,叫做《九九青杀口》。主要是怕观众看了“红高粱”三个字,会误以为这是个农业科教片。高粱地弄妥后,张艺谋开始挑演员。“我爷爷”余占鳌是个土匪,让姜文来演再合适不过。正好那时,上影厂有人说姜文演不了农民。姜文憋了口气,想证明自己,马上就答应了张艺谋。
至于“我奶奶”,可算费了番功夫。他们去中戏找人,先是看中了史可。本来都快定了,老师说:“我们还有个学生很不错,现在在外面拍戏,很快就回来,你们再等等。”老师说的,就是在做学生实践、参演电视剧《暑假里的故事》的巩俐。等了两天,巩俐出现在张艺谋面前,穿了一身松松垮垮的大衣服试镜,外表清纯,满脸学生气,完全没有“我奶奶”的泼辣。
可说不上为啥,张艺谋就觉得巩俐行。他把巩俐带回高密时,莫言看到青涩的姑娘,心里直犯嘀咕:“完了,这电影要砸她手里。”
然而,电影还没砸,高粱先出了问题。
那年气候差,没雨水,高粱种下后,莫言回乡一看,欲哭无泪。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那太阳大的,连蚜虫都晒化了。急得张艺谋赶紧去县委找人,批了5吨化肥。随后,县里开会,要乡里把高粱当“任务”。
一场雨下来后,7月下旬,电影如愿开机。
1988年《红高粱》摘奖后,许多人分析它为何成功,有的指向内涵意义,有的指向艺术形式。其实说到底,就俩字,年轻。
那一年,巩俐22岁,姜文24岁,莫言32岁,张艺谋37岁。四个人里,姜文资历最老,一个是第一次演,一个是第一次拍,还有一个刚引起文坛注意。拿副导演杨凤良的话说:“当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
为什么没有顾忌?还是俩字:纯粹。
张艺谋也承认,拍《红》的时候,就是想拍,要作品,要表达,没有任何的杂念。什么赚钱,什么拿奖,哪儿想得到那么多,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压抑多年的情感喷出来。
杨凤良的总结叫做:干净得一塌糊涂。
也正因为“纯粹”,才有每个人的投入。巩俐一进组,张艺谋就拿吴厂长训练自己的方法训练她。穿上大棉袄,除了骑驴、挑水,还要改变走路姿势。一开始巩俐只能挑空桶,张艺谋说那不行,拍出来不能晃悠。于是一点一点往木桶里加水。挑到巩俐肩都肿了,只能用毛巾垫住。一天天下来,等到开机的时候,巩俐已经可以穿着大棉裤挑着水行走自如。
为了贴近角色,全剧组演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晒黑。巩俐也得晒,晒得脸上一层层脱皮。为了黑得快,姜文天天跑到河里洗澡,洗了晒,晒了洗。所有人在意的都是如何塑造好角色,没人会在意自己的形象。
最能聊的,一个是姜文,一个是张艺谋。
老姜遇老张,两眼泪汪汪。每天把剧组的人一个接一个都聊睡了,他俩还在那儿侃戏。“颠轿”怎么颠,余占鳌喝醉酒闯九儿的房间怎么闯,如何能野出一股生猛劲儿,都是他跟张艺谋一通宵一通宵侃出来的。
这期间,剧组曾到莫言的家里聚餐。大家穿着戏服,在莫言家吃“拤饼”,卷葱蘸酱,狼吞虎咽,看上去和农民、土匪毫无二致。看热闹的乡亲过来交谈,大家也都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明星架子。
后来莫言的侄子想起来还说:“正是因为能把艺术作为至高的追求,把自己放得足够低,才能深入人物的生活和内心,演什么像什么。”
也就是那天,张艺谋、莫言、巩俐、姜文留下了那张珍贵的合影。当时,没人能想得到,这四个年轻人,日后各自会有多么牛逼。
别说什么奥运会开幕式了,就连《红高粱》拿奖,张艺谋也没敢想。
那天,吃饱后,姜文一抬腿,“嘭”的一声,莫言家唯一的暖水壶爆了。莫言见状,机智无比道:“好兆头!电影上映,肯定火爆!”还真让他给说中了。
对中国电影而言,《红高粱》是一个分水岭。
那之前,第五代导演的“探索片”,一直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上。
尽管看完他们的毕业作品,郭宝昌发出“中国要出大师”的感叹,尽管《一个和八个》把老导演们吓了一跳,尽管陈、张二人拍出一部《黄土地》,但在当时的观影氛围下,这些作品并不怎么接近普通观众。
那两年,中国观影人次几亿几亿地往下掉,大家都蹲家里看电视了。受整个八十年代“寻根”“反思”文艺风潮影响的第五代,一掌镜就要探讨民族、历史、人文这样宏大深邃的主题。一般文化水平的老百姓,谁看啊。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1988年2月,《红高粱》在柏林摘得金熊,成为中国首部在三大电影节上拿奖的片子。张艺谋见到了联邦德国的总统。介绍中、美、苏三国电影的节目,在欧洲播了整整7个小时。
中国人的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受到如此巨大、广泛的关注,出尽风头。
消息传回国,上了《新闻联播》,各大媒体盛赞。《红高粱》一上映,票价从3毛一张涨到七八块,卖了400多万。全国人疯了一样排着队去看。那火爆的景象,丝毫不亚于多年后造成巨大轰动的《战狼2》。
莫言走在街上,四处都能听见:“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
就这样,《红高粱》不但让“第五代”登上国际舞台,也让“探索片”称霸了一回票房,一扫之前叫好不叫座的局面。37岁的张艺谋,用他艺术上的张扬、狂野和赞颂生命欲望的冲动,拿一部处女作,写下了这段传奇。
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后来,那四个从照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一个成为对中国电影影响深远的大导演,一个成为要站着挣钱的电影鬼才,一个成为了国际级影后,一个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还有一个年轻人,戛纳播他的电影时,侯孝贤看着看着睡着了。年轻人有点懊丧,觉得不是拍的不好,是别人不识货。散会后,一个叫徐枫的女士找到他,对他说:
“我看了你的电影,非常喜欢,我手里有个剧本,希望由你来拍。”
5年后,年轻人再次杀回戛纳,摘下金棕榈。那部电影,就叫做《霸王别姬》。
《红高粱》里走出来的四个人,能一个个变得那么牛逼,首先靠的,是命数。命数是什么?
就是当年北电在陕西全省13个纺织厂里,只发了一个名额,偏偏就发到了张艺谋那个厂里,但凡发给另一个厂,张就别想出头;就是莫言因为跟武装大队长的儿子关系好,靠走后门当了兵,否则就得在棉花厂当工人;就是姜文有个好基友叫英达,是英达拖着他去中戏,这才有了四年专业训练;就是巩俐偶然去当了一次群演,被导演席与明认可,才放弃唱歌的执念,扭头去北京考了演员。
但光有命数不行,你得能抓住机遇。
爱上摄影后,张艺谋三年省吃俭用买了台“海鸥”。没有师傅教,他就借书、抄书,摄影书字少,他愣是抄了几十万字,连抄三年,抄到理解为止。为了拍华山,他去了11次,因为不能请假,他星期六去,星期一回,48个小时不睡,在极端的痴迷中,用最简陋的设备,拍出了让专业摄影师吃惊的作品。
写出《透明的红萝卜》前,莫言每天夜里窝在仓库里写稿。他每周上十几节课,天天写到深夜,肚子饿了就拿大葱充饥,胃溃疡、肠炎、痢疾、鼻窦炎,几种病同时发作,头发掉了一大把,还是咬牙往写下。没有这样的扎实的文字训练和忍受寂寞的意志,他能在45天里写出40多万字的《生死疲劳》?
姜文拍《阳灿》的时候,为了几秒的画面,把飞机重新刷了一遍,为了米兰的一张照片,拍了上千个动态镜头;巩俐演《秋菊》时,在乡下吃、住,学会陕西话,给农民洗衣服,拍《菊豆》的时候,又把染布给学会了…
可见牛逼的人,也不是生来就牛逼的。
当然,个人的奋斗是重要的,历史的进程,也不可忽略。《红高粱》能成,
拿国际大奖、回国制造轰动助推票房的路子,基本上让第五代走完了。曾经功成名就的人,都开始走顺应时代的路子。轮到第六代导演上台,这招已经行不通了。
年初上映的《地久天长》,包揽柏林男女最佳主角。然而口碑炸裂,票房低迷。出品人以为能破6亿,结果收了4500万。
行不通,不是作品烂,是时代变了。
想当初,为了让第五代登上历史舞台,西影厂的吴天明不知跟多少人叫板。《红高粱》的横空出世,有他一半的功劳。而其遗作《百鸟朝凤》上映时,出品人方励只能跑到网上下跪,哭着求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
确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
不再有人关心那些过时的东西。
一个可爱的时代,总会在喧嚣中远去。
但时至今日,我还是无法忘怀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描绘的场景。他说,高密乡的纯种高粱早已经灭绝,剩下的是漫山遍野的杂种高粱。这种高粱,空有高粱的名称,却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辉煌的颜色。
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
在满是这些杂种高粱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迅速进化着,各自奔向自己的价值系统里确定的完美境界。
并最终,遗忘了真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