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文章：抗击疫情凸显中国制度优势
参考消息网5月14日报道德国《新德意志报》5月12日发表原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题为《胡扯中国瘟疫——新冠大流行如何凸显制度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莫德罗认为，制度问题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不再被提及，然而随着这种大流行病的出现，这个问题又突然浮出水面。文章摘编如下：
这是今年早些时候在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发生的事情。来自中国令人担忧的第一波消息已经传到欧洲。对于一些接受日本大使邀请的德国政治家来说，那一切似乎还很遥远。
突然，德国演讲嘉宾、曾担任德国联邦议院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13年之久的福尔克尔·考德谈到了“中国瘟疫”。这个词使我大吃一惊。“瘟疫”这个词在德语词汇中早就不流行了，人们为此使用中性词汇“感染”。“瘟疫”使人想起鼠疫和霍乱，想起黑暗的中世纪和糟糕的卫生条件。把“瘟疫”旧概念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显然是贬义的。
我问坐在我身旁的那位定期主持德国电视二台《今日新闻》栏目的女士：“考德真的说了‘中国瘟疫’吗？”
她点点头，仔细地注视着我，因为她完全注意到了我提问中的批评语气。她急忙保证说，考德当然不是在污蔑。她为他辩护。（她随后也将在电视上使用“中国瘟疫”一词。“舆论形成”显然是这样运作的。）
这位经验丰富的基民盟政治家的讲话凸显了德国联邦政府的分裂政策。一方面，德国需要中国作为德国公司的市场和合作伙伴。尽管如此，针对中国的深刻意识形态保留意见依然存在。在这个立场上，德国无条件地跟随美国。即使德国有时批评性地评价特朗普对中国的攻击，但却没有谴责这些攻击。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起先在武汉然后在整个中国采取的严格措施一开始在德国遭到严厉批评。
但当该病毒越过国界、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着与中国领导人相同的挑战时，对中国的批评暂时明显缓和，因为它们也被迫采取类似的行动。
欧洲所有的公共生活都崩溃了。包括一些德国人在内的许多人失去了生计，中小公司陷入经济困境。德国联邦政府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来防止经济崩溃。但是，紧急援助和贷款只能确保公司在很短时间内维持运营：如果大流行病和为对抗大流行病而采取的措施持续的时间比预期更长且成千上万的公司倒闭，那该怎么办？
医疗卫生系统也达到极限。数十年来，医院像商业公司一样运作。所有表面看上去不必要和多余的东西均被省掉。病人不再被称为患者，而是被称为顾客——他们使用的是服务。拥有私人保险的人和拥有强制性国家保险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人们谈到“两个阶级医学”，因为拥有私人保险的人能比所谓的法定健康保险病人得到更快更好的治疗。当大流行病大大增加了患者人数时，过去为了利润而节省的东西显示出了重要性。我们缺少病房、病床、人员、技术和药物。
与此同时，我们惊讶地看到中国在数周之内建立了新的医院，生产了数以百万计的口罩（因此也可以向世界供货），其他国家也得到了医疗建议和支援。世界卫生组织赞扬中国的成就堪称典范——而在所谓的富裕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中到处都出现了医疗物资短缺和卫生领域紧急情况。那里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很快超过了中国。
现在有了一种病毒，它不去区分护照和收入，它会毫无分别地传染接触它的每个人。不同之处在于社会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突然，制度问题再次出现。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个问题只是不再被提及。这样，我们就积极地扼杀了有关社会替代方案的任何思考。
然而，随着这种大流行病的出现，人们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不敢公开提出的问题又突然浮出水面：哪种社会制度更人道？在哪儿，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人？谁是更公益的社会——是仅以利润最大化为驱动力的资本主义，还是曾被菲德尔·卡斯特罗称为“适合物种生存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在哪儿，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商家以赚钱为目的而推销的需求？在哪儿，劳动剩余价值和利润不会消失在少数股东的腰包中，而是以相同的方式分配给所有人？哪种政治领导人更值得信任——那些觉得对整个社会的关切负有责任并为所有人的利益行事的领导人，还是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为拥有大部分国家和全球财富的少数人群的利益而作出决定的领导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再次审视了习近平在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那距离当前的大流行病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习近平提到了保护健康与有益健康的环境条件之间的辩证联系。
习近平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同时，他还明确了责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他强调，今后要完善中国参与国际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紧急援外工作机制，加强同“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合作。
作为多年的政治家和德国左翼党元老委员会主席，我自问我的党是否给予这些问题足够关注。答案是：否，不论就总体而言还是就具体问题而言。它的政治实践行动和理论思考都达不到应对当前国家和国际挑战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很快将庆祝成立一百周年。它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该党希望继续走这条道路。贫穷应该被永远消除。这个任务和结果不仅值得尊重，而且也应该鼓励欧洲左翼力量摆脱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并以建立社会主义世界为目标。这也包括对中国为创造和谐世界所做的努力的认可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