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谈民族宗教问题：争论事涉原则 我不会背过身去

朱维群：我不逃避问题

“当有关争论事涉原则的时候，我不会背过身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朱维群70岁了，这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

他早已告别每个工作日按半小时为基数分配时间的日子。闲暇的时候，他喜欢穿着宽松的便装，带着小外孙去北京远郊农村爬山、射箭、打山果。

但一涉及他所熟悉的民族宗教问题，这股悠游山林的气氛就烟消云散了。

朱维群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此前他曾是中央统战部分管民族宗教工作以及涉藏涉疆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在统战部任职十余年，参与了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的处理，其间最广为人知的是奉中央命同达赖私人代表接触商谈。

他以观点鲜明、作风强硬、言辞犀利为人所熟知。这个特点也使得他成为该领域内少有的颇具争议的官员。

“要把想法抓紧说出来”

2016年，朱维群把过去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文章、讲话、访谈收集起来，取其中较为重要和完整的，集结发表成《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一书。

这其中，就收集了他第一篇引发学界广泛关注的文章，发表于2012年2月的《学习时报》，题为《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

他在文章中提出：“我们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民族融合……但是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并不是要我们无所作为，放弃引导、促进的责任，更不是用行政手段阻止融合，使民族的区分凝固化。建立在自觉、自愿、自动基础上的融合，应该是允许的。……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有关民族交融、融合的问题，很长时间内被一些人视为“禁区”。一派学者认为，应尊重民族差异，但提倡民族融合；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可以谈交往、交流，而交融不能接受。

当时，朱维群任中央统战部分管民族宗教、涉疆涉藏工作的常务副部长，此文一出，他和持相类似观点的学者立刻遭到激烈反对。一名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朱维群的观点持否定意见的，主要是认为他的观点会损害少数民族的利益；但也有一些学者支持朱维群的论点，认为他的观点只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并不会损害少数民族利益。

有学者表示，朱维群的观点引起如此强烈反应，与他的职务有关。在大方向上，他认同朱维群的观点，“如果从是非角度讲，朱部长没有任何不对。当然每个人会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我，会用更能让大家接受的方式吧。”

朱维群向《中国新闻周刊》回顾了这场讨论：“我发表这些观点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我分管民族工作后查阅了大量有关民族问题的教材、文章，进行了多角度的对比与鉴别。我的观点也汲取了若干学者类似的观点，同许多地方统战部的同志交换过意见。我认为这些观点是从民族工作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要否定它，只能以理论施行于实践的效果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为依据。”

新视角、新观点难免对现有理论形成某种冲击，使得一些学者“觉得我冒犯了他们”。而朱维群也并不忌惮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犯”他人。

朱维群参与的另一场大讨论，是有关党员可否信教、宗教徒可否入党的问题。

2011年12月，朱维群在《求是》杂志发表《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一文，回应一些人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宗教打开大门的主张。他认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党的一贯原则。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信教的党员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利用政府资源助长宗教热的现象，也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

此后，朱维群又数次撰写文章表达了他的观点。

一名曾与他共事的统战部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朱维群很少在舆论场公开亮相，他的观点一般都是通过政策讨论、文件起草表达。

朱维群也承认，之所以在2012年前后发表这些文章，是因为由于年龄原因不久将离开统战部的岗位，所以，“要把想法抓紧说出来”。

不少老同事、老朋友劝他，这样说话容易得罪人。但他表示：“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民族宗教工作走向的重要问题。有些话，你也不说，我也不说，他也不说，那么我们对现实问题规律性的认识就无从深化，工作就无从获得明晰的、符合实际的导向，就可能离今天的实际和国家根本利益越来越远。”

不过，他对自己文章的评价并不高，“现实针对性强，学理基础不足”。因此他尊重学者，包括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学者，“他们之中很多人学问很好。”

但他无法接受官员在舆论场中只能低调的看法，反而认为一些公共话题，官员、学者和普通群众都应平等参与。

“领导干部参加讨论要注意防止以势压人，学者也要注意不能靠学术地位垄断发言权。有的问题，对党的事业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政策边界也很明确，却偏偏有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说一些不着边际、跟原则相背离的话，还要强加于人。我当然可以假装没听到。但我觉得，如果任由这个风气蔓延，对实际工作不好。所以，当有关争论涉及原则的时候，我不会背过身去。”

“需要我冲在前面，我就冲在前面”

朱维群早年的职业理想是当记者。

1965年，18岁的朱维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文学。他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1978年，朱维群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新闻系，成为社科院“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

专业是他自己挑的，他觉得记者总是去新的地方，接触新的人，追求新的思想、新的碰撞、新的挑战。这种“日日新”深深吸引着他。

1982年，硕士毕业之后，祖籍江苏的他进入《人民日报》的江苏记者站工作。

当年11月，朱维群开始在《人民日报》上独立署名发稿，多的时候，一个月大约有五六篇稿子。

一名与朱维群在《人民日报》共事过的同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的朱维群观点、为人都比较随和，工作十分努力。

1990年左右，朱维群成为《人民日报》一版主编。后来，他被借调到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1993年，朱维群正式调到中办，先后从事与宣传、统战有关的工作。

之前，朱维群作为记者曾到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采访，进入中办工作之后，朱维群对中央决策过程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民族宗教问题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朱维群在中办调研室任职到1998年，期间参与了包括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在内的多项工作。

时任统战部二局西藏处处长的毕华，对那时的朱维群有深刻印象。他有时会来统战部，和办公室人员一起探讨起草文稿。毕华常在自己办公室门边的电脑上边说边改，朱维群则在一旁，一手撑在桌子上，一手搭在电脑上，一句话一句话地斟酌。朱维群话不多，一句是一句，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强硬”。

1998年，朱维群从中办调入统战部，任副部长，协助部长分管理论工作，2001年前后，逐渐分管民族宗教工作，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块就是涉藏工作。

一名当时的同事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朱维群好读书，喜欢钻研理论问题，“他算是咱们国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里懂行的人，理论政策水平比较高。”

这位同事说，作为副部级官员，朱维群不摆谱，没有官气，“我们合作起来，这是比较舒服的地方，他让人觉得平等，在他面前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也因此能把注意力放在研究问题上，而不是搞好上下级关系上。”这位同事认为，这或许与朱维群过去的记者经历有关，因需要与各种人打交道，平易、随和已经融入他的个性中。

他第一次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考察的时候，作了一个讲话。现任藏研中心党组成员、当代研究所所长廉湘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讲话没有华丽的辞藻，简单、一针见血。他后来发现，朱维群始终是这样的风格，开会简短、说话干脆，不搞形式主义。像他这样比朱维群年轻15岁以上的学者，也可以在他面前自由发表观点。

毕华时任统战部二局(民族宗教局)分管西藏工作的副局长，朱维群成了她的直接领导。

她和朱维群一起去西藏出差，发现他基本没有高原反应，在藏地甚至“如鱼得水”。朱维群喜欢唱信天游，也会唱少数民族的民歌，开嗓之后，总能博得西藏当地干部的满堂彩。毕华觉得，朱维群天生就是做涉藏工作、基层工作的料。

这些年来，一旦有人抨击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就常常会抨击朱维群。他自己却不以为意。他说，思想交锋如同打仗，总有冲在前面的人。“我既然干这个工作，需要我冲在前面，我就冲在前面，没什么了不起的。”

朱维群的这种思想风格，形成并非一朝一夕。

他的父母都是新四军的兵。在他小的时候，家里的书架上放满了共产党员必读书目，包括马恩列斯、毛泽东选集。刚上初中的时候，已把毛选四卷读遍，连父亲都说：“你这个年龄就看毛选，太早了吧？”

那个时候，他已经喜欢亮明自己的观点，写文章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他自我探究，认为父亲敦厚，母亲倔强，或许自己性格继承于父母亲，打小就有。

至今，如果问哪一套书对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话，他说肯定是毛泽东选集。

“我从小就是非常共产党的。”朱维群说。

“我仍会继续写作、继续发声”

2013年，朱维群转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他依然喜欢到一线工作，习惯出差。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五年来共组织专题调研考察37次，其中大多数由朱维群带队。有的官员入藏会选择夏天，毕竟气温最好、氧气最足。朱维群没有这种习惯，有事就去，从不挑拣时间。这些年来，除了2017年因为工作安排不开以外，他每年都要进西藏。他说，实地看一看，心里就有底。

他说，自己是忙惯了，跟大家在一起比较好，忽然闲下来，会觉得很寂寞。说这些话的时候，朱维群似乎才有了一点古稀之年的感觉。

他把过去的工作习惯也带到了政协。他的文章几乎不假人手，能自己写就自己写。如果需要秘书帮忙，也会先把要点跟对方讲清楚，稿子出来后自己动手修改，有时改得面目全非。“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写稿子，就等于不思考问题。”他说。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三次采访中，朱维群仍然思维敏捷，反应很快，语速也飞快。

他在《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和探索》一书序言中，谈到面对西方势力对我们的攻击和污蔑时写道：“面对这些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武断干涉，我不可能采取忍让、回避、谦逊的态度，只能以更加‘直率’的态度，老实不客气地把对方的这一套顶回去。这就使不少文稿内容具有很强的抗争性。”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尽忠国家、尽忠民族的传统。从我来说，这些年的工作，是在努力贯彻中央的意图，努力从当前和长远相结合的角度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效果最后好不好，这不能我自己说，要由当前和今后的社会实践来检验。”他说，“我在的时候，要尽到我的责任和义务，把该说的话说出来，原则性的东西不能被歪曲、颠覆。”

他说，即使退休了，自己也仍然会继续写作、继续发声——出于一个普通党员的忧患感。

这个时候，朱维群称自己为理想主义者。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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