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中国创意写作十年：作家从这里走出来
编者按：2020年，21世纪20年代的开端。回望2010—2019年，这21世纪的“10年代”，十年间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经济和科技（比如房价和手机），而在文化领域，我们在悄无声息中走进了一个另一个“世代”，你的阅读内容、观剧方式，甚至你使用的语言。“十年”很短，而我们的文化生活已改变。
“倘命运不肯眷顾，不仅做不成作家，也许从此望而生畏，因是知道个中深浅，所以，说是教写作又其实只是告诉对写作的认识，并不敢负责诞生作家。好在，天才是可在任何境遇中成就事业，但天才总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铺路，我们就是培育铺路的石子。”2007年，复旦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带头人、作家王安忆曾在《我们教他们什么》一文中如是说。
回顾过去，被业界热议的“创意写作”在中国已有十年。来自这一专业的学子如今在做什么？还在写作吗？他们对写作专业是否认可？对这一专业的未来发展又有何看法？
澎湃新闻记者陆续采访了数名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写作专业的学子，了解这门专业在他们的学习与事业生涯中究竟扮演了怎样一种角色。
甫跃辉
如果失去自我建构与对话世界的能力，为什么还要写？
到2009年，复旦大学获批成立国内创意写作专业硕士MFA学位，成为“创意写作”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在那之前，复旦大学创意写作MFA的前身是复旦大学文学写作专业。
甫跃辉是这一专业的首届研究生，他也成为国内“从写作专业走出来的作家”的典型代表。从2010年至今，他在《上海文学》杂志做编辑，业余写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刻舟记》、短篇小说集《动物园》《鱼王》《安娜的火车》《散佚的族谱》等。
他本科读的就是复旦中文系，大三时已在《山花》发表了处女作《少年游》。2007年甫跃辉本科毕业，保送复旦。他还记得硕士面试时王宏图问了他一个问题：“想写到什么程度？”甫跃辉当时的回答是：“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程度。”
“我们那时还不叫创意写作，叫文学写作专业，我读的是小说方向。”甫跃辉回忆道，这一专业方向开始时就他一个硕士生，导师是作家王安忆，毕业任务是一篇论文加一部中篇。
他还记得，王安忆的写作课往往有一个贯穿整个学期的主题。“比如主题是‘邂逅’。很多人马上想到爱情，但是难免落入俗套。所以课上我们会讨论要设计什么样的两个人，能渐渐发展出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学期下来，一个主题短篇或中篇就完成了。”
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故事工作坊教学法创始人约翰·舒尔茨（John Schultz）的写作课也给甫跃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课连上了四星期，小说作业都写疯了，而且全部用英文写。”甫跃辉笑言，“他不要求字数，而是要求写到多少张A4纸。我那时英语一般，于是向海明威学习，不停地分段，用最简单和基本的词汇描述人物的外貌与动作。后来我还把一次小说作业《初岁》翻译成汉语。”
“约翰·舒尔茨的课，给你感觉是非常美国写作班的那一套。先把屋子里的所有名词说一遍，选出那个最让你有印象的名词，比如花。再加一个最显眼的动词、一个人物，最后发展成一个故事。我们是主谓宾，他们是宾谓主。他们经常强调展开感知，比如听到什么声音、闻到什么气味。后来我看过美国小说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奇山飘香》，发现这篇小说的写法和约翰·舒尔茨教得东西非常像。我和巴特勒交流时他说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也试图跳出美国创意写作的套路。”
除了写作课，这三年里甫跃辉同样要学文学史、文艺理论。要说硕士学习给他未来的写作带来了多大的影响，甫跃辉坦言首先是缓解了找工作的焦虑。“具体到对写作的影响。比如王老师（王安忆）非常关注小说里物质性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是怎么活下来的，她特别善于这种问题的细节处理，对我很有启发。但她是我尊重的作家，不是我要去模仿的作家。如果我像她，肯定不是王老师愿意看到的。写作者终究要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在毕业后近十年的写作中，甫跃辉也慢慢明晰了写作的目标：“我想建构一个文学世界。我最近写诗也是这样，试图建构一个世界。我自己得奖少，属于不易得奖体质，但是我也没有这种焦虑。我的焦虑只在于我有没有把一个东西写好。”
“有人问是什么让你坚持写作至今？这个问题挺奇怪的，因为写作对我而言是很愉悦的。如果我失去了自我建构、对话世界的能力，那我为什么还要写呢？”
赵志明
给现代汉语写作带来新颖的声口和风格，尝试写什么？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写作班——“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成立。与其他大学不同，人大采取了自主招生。这个写作班学制三年，所录取的学员皆为有创作经验并多次获奖的青年作家。
为了招收到更优秀的学员，写作班设定了这样的标准：报考条件需要符合“出版过两部以上重要文学作品”或“获得过全国文学奖或写岀了具有创造性价值作品”等，如果专业创作达不到上述条件之一又确有写作潜质者，需要有两个以上知名作家或批评家推荐。
青年作家赵志明曾获得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后天小说奖，他于2017年进入人大第三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同班的还有常芳、马拉、吴纯、李清源、谢络绎、边凌涵、高翔、严彬、苏更生、晶达。
“我的很多朋友都去读了，像第一届的张楚、崔曼莉、郑小驴、侯磊，第二届的盛可以、沈念。我写作多年，也遇到了自己的瓶颈，亟待解决。”
在赵志明的设想中，班集体能提供特别好的环境，既有见贤思齐的鞭策，也有同侪同好的激发。“事实也果真如此。我们五个男生住了一个三居室，引得师兄师弟们分外垂涎，自然少不了高谈阔论，有时竟然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我们称之为‘小课堂’。”
在“小课堂”之外，给赵志明他们上课的老师有阎连科、刘震云、杨庆祥、梁鸿、张悦然、程光炜、夏可君、汪海等本校学者和作家，还有来自北大、清华、北师大的戴锦华、格非、张柠、欧阳江河等，以及名刊名编如程永新、徐则臣。
“问题可能不在于‘老师能教什么’，而在于学生想学什么，想怎么学。”赵志明提及，张悦然有一门课，每次集中讨论一个同学的作品，“自从21世纪初论坛时代之后，我的作品还没有被十一个人同时放到显微镜下去看，虽然同窗情谊难免会口下留情，但那些中肯的批评也会让我冷汗迭出，同时更加警醒。”
又比如夏可君讲卡夫卡。“卡夫卡谁不爱呢，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卡夫卡。可是在夏老师讲的卡夫卡新颖又独特，激发了我重读卡夫卡的强烈兴趣。夏老师对装置小说概念的推崇，也让我跃跃欲试。”
在赵志明看来，写作班还特别注重“写作世界格局”的养成。人大文学院有两大由写作班学生发起和组织的活动，一是“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二是“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盛典”。前者已举办三届，邀请了以色列作家奥兹、瑞典诗人埃斯普马克、英国作家麦克尤恩。后者已举办两届，邀请了王德威和朱天文。“这些活动让学生得以站在国际文学和世界华语文学的两个巅峰，对每个人的影响当然非同小可。”
目前赵志明也是《青年文学》的编辑，同时积极创作中短篇小说。“在人大的学习，让我有了主动去求变的勇气与信心，更重要的是觉得自己掌握了不错的方法与技巧。阎连科老师鼓励我们不要停留在自己的写作舒适区，应该更勇敢地尝试和挑战新的题材和写作方法，给现代汉语写作提供哪怕是一点点值得留下的新颖的声口、风格和作品。”
“比如卡尔维诺，除了脍炙人口的‘祖先三部曲’，他还编写了《意大利童话》。这也是我写作《中国怪谈》的初衷，如果能够创作出《中国童话》或者类似于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我觉得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陈小手
把写作当做值得一生探索前进的事业，写作怎么学？
“写作是很难教的，我觉得与其他所有手艺一样，写作的教授在于口传心会，在于领悟拈花微笑的妙处，并在领悟后能独出机杼，自有创新，这个传授的过程才算有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方向2015级硕士陈小手是个“90后”，在本科时就特别喜欢写作，只是那时更多的是自己练笔式的“漫写”。没去北师大之前，他对写作专业的想法就是“不要整天在课堂上讲写作学概论就行”。
“2015年那会北师大的写作硕士专业刚刚起步，但已经声名远播，有一流的大师，于是我来了。”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北师大在写作教学上最独特且有效的方式就是“导师负责制”，即请国内最有名的作家、诗人与学生进行一对一沟通。
他的导师是作家苏童。“对我的习作，苏童老师都会耐心且认真地指出非常具体的问题和一些更高层面的要求。他对我的习作不仅有写作技术上的分析，更有文学观上的指引，不仅有‘术’的教导，更有‘道’的启发和点拨。”
“三年下来，我最大的收获是文学观的提升与完善，并慢慢摸索到自己的风格。”陈小手说，“如果说以前写作只是爱好，经过几年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我现在愿意把它当做一门事业，值得一生探索前进。”
2018年，陈小手毕业。“我们是学术硕士，毕业任务是一篇研究写作的学位论文，并没有作品发表数等硬性要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专业比较人性化的地方。”在他看来，写作其实是一个私密行为，写作教育也只是一种双向的邂逅和偶遇，更多在于一种文学观念和写作思维的培养，“如果非要把写作强制化了，就没啥意思了。”
班上的其他同学，有人做了老师，有人做了文化记者，还有人继续读博，基本上都从事和文学有关的事业。陈小手后来成为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培训部的青年教师，平时主要负责给学员安排文学讲座和课程，同时也不间断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作品陆续发表于《人民文学》《花城》《作家》《青年作家》《西湖》等文学刊物。
从写作学生“变身”写作老师，陈小手对写作教育有了更多体会。在他看来，写作教育与写出杰作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北师大和鲁院的思路都是给学生提供最好的文学教育资源。但学生能走到哪里，要看个人的能力和野心。
“除了好的资源，我们的写作教育都会向学生展示启发思维的文本和观念，把一些关于写作最本质、最基础的价值和理念告诉学生，把种子交给他们，然后期待他们能用饱含深情的内心、孤绝奋进的胆识和独树一帜的想法，写出只属于自己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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