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日美贸易战中得到怎样的启示
美国对华商品加征500亿美元关税、中国对美价值30亿美元的100多种商品加征关税、美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对原产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看到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感到这个场景有些眼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刚进入日本银行工作的白川方明，亲身经历了当时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也见证了由此引发的日美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化。
白川方明认为，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与那时的情况很像，但如今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上世纪60~90年代，日本与美国之间频繁发生贸易摩擦，并最终升级为两国间的“贸易战”，造成深远影响。在近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嘉宾，回顾日美“贸易战”的历史，认为这段历史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有诸多启示。
中国应当吸取日本的教训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家电业崛起，并在美国占据三成市场份额，巅峰时，对美出口占日本彩电出口的九成左右。但因为贸易摩擦加剧，在1977年，美日签订贸易协议，日本“自愿限制出口”。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业对美出口飙升，成为日本对美贸易高额顺差的核心产业。在美国的抗议和打击下，日本汽车厂家改为赴美投资、自愿限制出口、取消国内关税。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的纺织品、钢铁等行业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芯片对美国产业造成冲击，美国以反倾销、反投资、反并购等手段进行贸易保护，最终以日本对美出口产品进行价格管制等手段告终。
年过八旬的日本欧力士（Orix）集团资深董事长宫内义彦见证了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也亲历了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他看来，美国与日本在那时出现贸易差距，最终却提出并要求日本实施限制出口等解决方案，“真是非常地奇怪”。
彼时，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压力，日本政府放宽了金融政策，推出经济刺激项目，央行降低利率。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规定日元与马克（联邦德国的法定货币）应大幅升值，美元应大幅贬值。之后，上述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继而推动日元持续大幅升值。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年，大量的日元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特别是房地产领域，造成房产价格上升过快，形成泡沫。宫内义彦认为，当时的政府“犯了一个错误”，想要打破房地产等领域的资产泡沫，以使之恢复到正常水平，但“进行了矫枉过正的调整”，造成消费物价指数（CPI）过分下降。
“当时CPI根本就没有上升，没有泡沫。”宫内义彦认为，日本政府出现的误判，以及之后出现的经济泡沫，和将近10年的经济发展“停滞期”，从根本上是源于日美“贸易战”之后的一些列贸易、货币政策。
“我觉得中国政府从日本的经验上学到了很多。”宫内义彦说。白川方明也认为，日美贸易产生巨大差距后，美国逼迫日本调整汇率，进行日元贬值，导致了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是造成日本经济泡沫和“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是不是要吸取当时的经验教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凯尔德（KentE.CALDER）以商量的口吻提出，日本当年的贸易政策转变，以及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货币政策转变，影响了后续的很多机制，包括长期信贷、银行发展等。这对今天再次出现在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内部结构性改革是重点
作为当年日美“贸易战”的亲历者，以及之后日本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之一，白川方明对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仍保持谨慎观察的姿态。他认为，对于“贸易战”这类带有明显政治属性的经济话题，需要更为理智、全面的思考，应该回归两个国家的“基本面问题”。
以日本当时的宏观经济状况为例，白川方明指出，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国际上仍然很快，但与之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但当时的决策者不能接受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希望通过加杠杆等措施来刺激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回顾当年的历史，他认为应该仔细研究“贸易战”背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等核心问题。以人口结构为例，恰恰是在日本“人口红利”最高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了。白川方明指出，在持续的贸易摩擦背后，更应该关注和寻找解决本国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的办法。
宫内义彦指出，当时面对来自欧美国家的压力，日本央行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要解决外部贸易摩擦、内部经济结构等问题，所依靠的不只是货币政策，还要通过财政政策来提高供给侧需求。“在现实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宽松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失望的，因为只有货币政策在发挥作用。”
事实上，日美“贸易战”时，日本经济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所占比例较低。而今天，内需已经成为日本经济最重要的部分。据宫内义彦介绍，如何稳定内需、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关注的头号大事。
肯特·凯尔德认为，日本在“贸易战”期间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这也是一个问题，背后所反映的是，在自身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日本国内当时的体制转型过程并不成功，特别是全球化的过程太快了，反而毁坏了日本的一些机制。他指出，中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日美“贸易战”的另一个主角。
在他看来，美国在上世纪60~90年代将贸易逆差归罪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且逼迫日本把生产转移到美国，但直到今天，美国所面临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反而还在继续增加，这说明关键问题还是在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
“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同样是因为储蓄率太低，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林毅夫说。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从自身问题下手，而是继续盯着贸易逆差不放。他认为，中国再次面临着类似的情况，“这次我们有理由做我们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