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女真攻掠高丽 日本”条考释

彭锋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摘要：钱穆在修订本《国史大纲》中记载女真曾攻掠高丽与日本，又在该条纲目下特加小字注文，详细记载此事经过。由于此书流传甚广且版行无数，各版之间内容几无差异，独此条内容仅见于修订各版中，为最初各本所无。

在中国传统史籍中亦无女真人从海上攻掠高丽、日本的活动记载。这一记载仅见诸高丽与日本等域外史籍。但书中此条内容却并非直接来源于高丽或日本史籍，而是间接从蓝文徵的文章中转引简化得来，无论钱氏的观点还是史料，均与蓝氏别无二致。

攻击高丽和日本的女真人，并非如钱穆所言就是后来建立金朝的女真完颜部族先人。增补的这一条大纲，亦可见钱穆思想之一二，同时又是钱氏一贯坚持之民族文化史观的具体体现。钱穆《国史大纲》一书享有盛誉，流传甚广。自1940年6月初版面世以来，版行无下数十种。大体可以修订前后为界限，分为两个系统。[1]（P5）笔者在阅读该书过程中，经对比发现，“女真攻掠高丽、日本”条目仅见存于修订各版中，修订前各版并无此条。[2]

现在看来，至少有几点是值得考虑的：

一是同时代及之后的众多其他历史论著，无论是通论性质的国史著作，还是专门讲宋辽金的断代中国史论著，抑或是相关的民族史论著，甚至之后纷出之辽金史研究论文，均未见有涉及女真族海盗攻掠高丽、日本的记载；[3]

二是如果女真族海盗攻掠高丽、日本的记载属实，那么这些曾经到达高丽和日本海岸大肆劫掠的女真族海盗，果真如钱穆所认为的那样，就是女真完颜部族的先人吗？

钱穆《国史大纲》中的这则史料真正的取材源于何处？他又为何要在修订此书的过程中拣择这条材料补写入书中？这些问题都激发着笔者进一步研究的探索欲。下面围绕上述 几个问题 试作一分 析，以求证于 方家。

▍一、“女真攻掠高丽、日本”源辨析

先来看钱穆《国史大纲》中的记载。书中第三十四章题名为《南北再分裂》，章首第一节即谈金起灭辽之事。为方便论述起见，现将该节大纲文字如下： 宋辽在长期和平过程中，两国内政乃至国防均趋懈弛。金人突起乘其隙，两国乃继踵覆没。金起于混同江、长白山之间。其先常以航海攻掠高丽、日本。其始抗辽，兵不满万。及其吞辽取五京，前后不出九年。自金始起至辽灭，前后不出十二年。宣和七年二月，金获辽主延禧，辽亡。自阿骨打称帝至是，凡十一年。[4]（P603） 纲目原文简要介绍了金之源起及其在金朝高压下宋、辽旋踵覆灭之事。文字看似平铺直叙并无特出之处，然“其先常以航海攻掠高丽、日本”一条大纲则颇不寻常，其下特加小字注文详叙此事之经过。其称： 真宗天禧三年，辽圣宗开泰八年，女真曾以巨舰五十艘由图们江口泛海南航。其船长九十余丈，或六、七十丈不等；一船之三、四十，载人五、六十。越高丽东岸，抵日本对马岛、壹岐岛，并攻入福冈湾，虏杀甚大。事见日本记载。并类此者不止一次。据史载，远自宋太祖建隆年间，即曾泛海至宋卖马。盖女真与渤海同族，据日史记载，渤海盛时，与日交通见记录者不下五十余次。渤海覆亡不久，女真崛起，遂变和平之商路为征伐之航程。及其海上之活跃渐歇，乃转而为陆地之侵扰。 根据这段文字记载，钱穆认为在金立国之前的天禧三年（1019），其先人就曾经泛海南航攻掠过高丽和日本，且对这一事件用小字注文进行详叙。据注文对这一事件的记载，书中明言是“据日史记载”。似乎此段材料当出自日本史书无疑。根据笔者对中国相关史籍文献掌握的情况来看，在传统中国史籍或文集笔记甚至石刻文献中，均没有发现过女真泛海劫掠高丽、日本的事件。

从中日关系史角度看，蒙古东征日本之前，见于中国史料记载的中日双方战役有两次。第一次见诸《后汉书》光和元年（178）的记载，当时鲜卑檀石槐统治时期因“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5]（P2994）根据学者的研究，檀石槐这次征倭“所俘当系北海道或奥羽的虾夷”。[6]（P28）第二次为龙朔三年（663）唐朝大将刘仁轨联合新罗军队战胜日本的白江口之战。[7]此外并无材料显示中日双方还曾有过直接交战记录。那么钱书中的记载源自哪里呢？

目前所见唯一类似的记载，存在于王先谦所编写的《日本源流考》一书。[8]在该书中有所谓 “刀伊贼入寇”的记载。现将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后一条天皇）宽仁三年（1019）春三月，刀伊贼船五十余寇对马。夏四月庚寅，太政大臣道长病，大赦。庚子，京师多盗，数放火劫掠，敕立赏格，购索捕之。甲辰，太宰府驿奏刀伊贼入壹岐，杀守藤原理忠，虏掠人民，遂侵筑前怡土郡。壬子，太宰府言刀伊贼寇筑前那珂郡、肥前松浦郡。遣前少监大藏种材、藤原明范等击却之。夏六月甲辰，丹波百姓相帅守阳明门，诉国守不法。乙巳，丹波守藤原赖任差吏卒捕之，命检非违使，逮其为首者十余人。秋九月，太宰府言新罗送还刀伊所掠壹岐、对马男女二百余人。冬十二月甲辰，以摄政赖通为关白。宽仁四年夏四月癸卯，大赦。十二月太宰府言南蛮贼掠萨摩人，诏讨之。[9]（P230） 王先谦书中所记内容根据的是《日本史》（即《大日本史》）的记载。其所言日本宽仁三年“刀伊贼入寇”事件正与钱书中所写的宋真宗天禧三年、辽开泰八年女真海上攻掠事略似，时间上完全相符，内容上也基本契合。但是，钱书内容要较王先谦的更为充实，书中详细记载了女真人南航路线，所乘船只的大小和员数，并明言 “类此者不止一次”。更为关键的是，王书中所言之 “刀伊贼”，在钱书，则径称为女真人，将其视为建立金朝女真之先人。

通过钱书与王书内容记载的详细比对可知，钱书词条内容并非完全承袭于王先谦《日本源流考》一书。仅从书中所载内容明显超越王书范围即可判断这一点。那么，有没有钱穆在参考《日本源流考》相关材料时又直接参阅日本其他原始典籍的可能 性存在？似乎这种 可能是存 在的。

据钱穆回忆，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时，就借阅过曾游学日本的同事郭瑞秋架上日本书。又 “因念梁任公言，自修日本文，不两月即能读日本书。余亦遂自修日本文。识其字母，略通其文法，不一月，即读瑞秋架上此两书”。[10]（P123）由此而知，钱穆有过自修的经历，且已经具备了初步阅读日本书的能力。

那么似有这样的可能：钱穆在阅读了王先谦《日本源流考》中有关日本史上“刀伊入寇”的记载后，又参阅对照了其他日文史籍的相关记载，并将它们写入书中。如这种推断属实的话，那么这段记载又是来自于日本哪些史籍呢？日本历史上所谓的 “刀伊入寇”事件，在韩国史书《高丽史》以及日本史书《朝野群载》《小右记》《日本史》中均有著录，而以《小右记》所载尤详。[11]（P208）

行文至此，即使以上所做的所有推定是正确的，有心的读者也还会发现，这里面其实存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高丽、日本史籍中所记载的“刀伊贼”，是否就是钱穆书中所言之女真人？何以钱穆又称其为建立金朝的女真先人？钱穆为何笃定地将二者等同起来且毫无顾虑地增订进《国史大纲》中？

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文献通考》等众多宋代史料中，反映出女真与北宋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其中又以马的交易为其大宗。史言女真“多良马，常至中国贸易”。“太祖建隆二年八月，其国遣使嗢突剌朱来贡名马，十二月，遣使使栧 鹿猪泛海来贡方物”。[12]（P7711）类似的记载在之后又曾多次出现，且言 “旧日女真卖马，岁不下万匹”。[13]（P1122）

由此可见，双方的马匹贸 易频次不 低且规模 也不小。[14]显然，女真与宋之间是存在一条海上贸易通道的，这一通道随着东北亚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时断时续。女真人擅长航海这一事实据此亦可证明。

现在学界普遍认同女真源于。如《高丽史》言“女真本靺鞨遗种，隋唐间为高句丽所并，后聚落散 居山泽，未有统一”。[15]（P452）《金史》亦言“金之先出靺鞨氏”。[16]（P1）作为金朝之先的氏，历史上也海上活 动之记载。[17]（P1180）所以，女真是有航海传统，又具备航海条件的一个民族，的确有泛海南航至高丽和日本攻掠的可能。然而南下劫掠高丽和日本海岸的“刀伊”就是女真人吗？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日本人所称的“刀伊贼”当来自高丽。韩国语中称贪婪却无理取闹者为doi贼，而且有时又称中国人为“doinom”，在韩国语词典的解释中将其定义为古时居住于图们江北岸及其附近的未开化部落。关于日本史上有名的“刀伊入寇”事件及其影响一直不乏研究者。[18]有学者指出，刀伊亦是女真一部中的东女真。[19]（P494）这些关于“刀伊”就是东女真的研究成果，钱穆在当 时自然无法吸收。

笔者直到读完蓝文徵的《海上的女真》一文后才解开以上所有疑惑，并再次确认了钱穆参考成果并将其修订进入《国史大纲》的可能性。[20]

根据《蓝文徵文存》一书附录四《蓝文徵先生学术著作简目》，《海上的女真》一文是作者于1953年发表在《民主评论》第4卷24期上的文章。试看蓝文中对海上女真的相关论述： 公元1019年（宋真宗天禧三年，辽圣宗开泰八年，日本后一条宽仁三年，高丽显宗十年）春，女真人以巨舰五十艘，由今图们江口泛海南航。其舰队的规模，据日本藤原实资的《小右记》（记小野宫石大臣之言）宽仁三年条：太宰府檄文云：“其贼徒（指女真）之船，或长十二个寻（九十六丈），一船只檝三四十许，所乘五六十人。”若以五十艘计之，当有二三千人之谱，这支舰队的规模，在当时并不算小，舰队沿高丽东岸前进，间登岸攻扰，高丽守军出战，多被俘载而去。

高丽遂集兵在五处戒备，待其还而攻之。三月二十七日，舰队抵达日本对马岛，登岸杀掠，焚屋劫舍，并烧毁银穴一处，壹岐岛，其守藤原理忠率众来拒，双方激战，斩理忠于阵。日本太宰府权帅（长官）藤原隆家闻警大震，悉集九州兵，严阵博多。四月七日，舰队驶至筑前怡士郡，隆家命文室忠光多治比久明等率兵迎战，不利，女真进攻入博多湾（今福冈湾），由志摩、早良二郡，分数道登陆。[11]（P205）蓝文徵在这里所记述的正是日本国历史上著名的“刀伊入寇”事件，所不同的是，蓝氏明言这些日本史上记载的“刀伊贼”就是女真人。钱穆将女真人泛海南航攻掠高丽和日本的事件修订进《国史大纲》中，其材料和观点的直接来源，很可能就是蓝文徵的《海上的女真》一文。[21]

钱穆看到蓝文后将他的研究成果纳入书中，这点与钱穆先生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和风格也是相符的。

余英时先生在他那篇名为《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的著名纪念文字中，曾记述了钱穆与他讨论《国史大纲》的一些情况。他谈到： 《国史大纲》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对一部中国史的系统见解，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认别人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论点。初学的人，则应该在这些不同之处用心，然后去追寻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话说，钱先生的系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22]（P74） 钱穆非常关注同时期其他史家的学术成果，并充分吸收为己所用。余英时先生又说： 我渐渐明白原来他多年在北大等校讲授中国通史的过程中，读遍了同时史学专家在一切重大关键问题上的研究文字，然后根据他自己的通史观点而判定其异同取舍……因为钱先生写通史时惜墨如金，语多含蓄，其背后不仅是正史、九通之类的旧材料，而且也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22]（P74） 钱穆在写作《国史大纲》时所秉持的学术态度正如余英时所言，是一种开放性态度，而在其后对《国史大纲》的修订中也一如既往传承了这一治学态度。正因为“他是开放型的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是同时他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并没有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他相信，各种观点都可以用于中国史的研究”，[22]（P74）所以钱穆将蓝文徵文章中的观点和材料悉数吸收进入书中也是情理皆通的。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有助于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就在蓝文徵于《民主评论》上发表《海上的女真》的同一年，钱穆也在之后的《民主评论》上发表过文章。而钱穆与主办《民主评论》的唐君毅和张丕介均相熟悉，且这一杂志在很长时间内主要作者均为新亚学人。[23]（P268），[23]因此，钱穆应当是读过蓝文徵这篇文章的。而且从此后的情况来判断，钱穆与蓝文徵很有可能已相识，至少，钱穆对于蓝文徵的学术是熟悉和欣赏的。蓝文徵的学生汤承业在其回忆文章中说道： 十年前，严归田（耕望）老师为选定“李德裕研究”之题以撰写博士论文，因钱宾四老师之提示、萧一山老师之推荐，则趋请蓝师为指导教授，蓝师只允义务指导，坚不接受名义；且曰：“尽义务乃真指导。”[11]（P328） 按文末作者自署撰文年月日期，此段文字作于1976年6月30日。根据文字内容，知汤氏博士论文题目由严耕望所选定，又经钱穆的提示和萧一山推荐，乃定蓝文徵为指导教授。据此，钱穆对于蓝文徵的学术水准，尤其是隋唐史研究水平是赞赏和肯定的。

透过以上考述，笔者以为，钱穆《国史大纲》中“女真攻掠高丽、日本”条目很可能来自于蓝文徵《海上的女真》一文。▍二、泛海南航至高丽和日本的 女真人是完颜部吗？

既然航海攻击高丽和日本的“刀伊”就是女真人，那么这支女真人就是建立金朝的完颜部先族吗？在还未能完全确定其族属问题的情况下，钱穆径直将其作为完颜部开国之先的辉煌事迹来记述，是否妥当？当然，如前文所考述，钱穆的材料和观点均承袭蓝文徵而来。那么我们不妨先来考察蓝文徵对于这次攻扰高丽、日本的女真主的研究。

蓝文徵先引述《金史》本纪所载内容，推知女真攻日本事当在昭祖石鲁之世。为方便下文论述，兹将此四点论据录文如下： （一）由女真的领域言：石鲁“耀武至于青岭白山，入于苏滨耶懒之地”。青岭即今吉林张广才岭，白山即长白山，苏滨即今绥芬河流域，耶懒在今镜泊湖附近。可证石鲁时，女真领域已直达日本海滨，拥舟楫之利，东可泛绥芬河由海森威入海，西可沿图们江入海，循朝鲜东岸，鼓帆而南，直捣日本，事极可能。

（二）由辽以惕隐官石鲁言：《辽史圣宗纪》：“开泰元年（1012）正月，长白山三十部女真酋长来贡，乞授爵秩。”事在女真攻日前七年。“太平七年（1027）正月辛亥，以女直白缕为惕隐。”事在女真攻日后八年，白缕即石鲁的音译，可证女真攻日是在石鲁之世。

（三）由石鲁子为乌古遒的生年言：乌古遒乃生于辽圣宗太平元年（1021），亦即女真攻日后二年，则其父石鲁当为攻日之女真主。（四）由世代言：据金史世纪，由石鲁至阿骨打共四世，中国以三十年为一世，自十一世纪初石鲁临女真，至公元1123年阿骨打逝世，约百二十年，恰为四世，则女真攻日，当在石鲁之世。[11]（P209）蓝文徵先生这四点证据可谓叙述严密、考证精详，所得出的结论，似也无可驳之理，的确可称是只眼之论。问题在于，蓝文徵的论证确切来说，证明的只能是这支女真人攻击日本时，完颜部的主人是石鲁，而并不能因此而证明直接攻击日本的这支女真人也奉其为主人。也就是说，据此而得出的攻击日本的女真主为石鲁的结论并非完全准确。

那么，攻扰高丽和日本的这支女真人是否有可能就是完颜部先人呢？

学术界对于蓝文徵的观点并未提出过疑义，现有的研究成果也基本是与蓝文徵和钱穆先生的观点一致。如田久川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一书中写到 “刀伊入寇”的事情时说： 11世纪初完颜部酋长绥可定居于按出虎水（阿什河）旁，其子石鲁征服附近诸部，建立部落联盟，势力扩展到今绥芬河及海参崴以北地区，并接受辽朝授予的高级官职。大约就在石鲁统治时期，发生了日本史上称之为 “刀伊入寇”事件。刀伊即居住在沿日本海地区的生女真人。后一条天皇宽仁3年（1019年），刀伊船50只侵入对马、 壹岐、进攻九州的筑前，使日本朝廷贵族大为惊恐。[24]（P199） 这是关于“刀伊入寇”事件相对详细的记载，其观点和蓝文相符，又明言“刀伊即居住在沿日本海地区的生女真人”。“刀伊”一词毕竟来自朝鲜语，要廓清这一问题，正本清源的话，恐怕还得从高丽所称之东、西女真说起。

目前中外学者们均承认“东女真”与“西女真”的说法是来自于高丽人的称呼。[25]前文已述，女真和宋之间曾经有过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研究显示，“女真的对宋贸易中心地是鸭绿江中流女真，该部地处诸女真部的中心，又为水上交通要地，是货物的集散地，因此鸭绿江中流女真乃在女真诸部间，从事中介贸易，以比较便宜的价钱向女真诸部买马而以高价卖给宋，反之由宋买来较便宜的东西，高价售给女真诸部”。[26]（P67）

而《高丽史》中的西女真即为鸭绿江女真，[19]（P494）也就是说，宋初泛海和宋进行马匹贸易的女真，主体当为西女真。泛海至高丽和日本劫掠的女真则是东女真。《高丽史》中已把以完颜部为核心的生女真部落联盟都包括在“东女真”之内，这一点，中外学者也似无异议。[27]，[19]（P499）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女真泛海南航攻掠高丽和日本时，建立金朝的完颜部族先人有无参与的可能？金渭显从“刀伊贼”的参与范围和规模上进行分析，认为“这些女真人在性格上，但凡认为存在利益，平时关系疏远的部族彼此亦会参与。这是因为无论是游牧社会，还是狩猎社会，都会正确分配捕猎物”。又说“从船只和侵犯人数等来看，似乎不该将其归结为东女真（懒甸）势力之一部……至少是由真地区所有部族共同参与的机构”。[19]（P505）

金氏这种推断，大体而言是正确的，笔者也表示赞同，但还是未能完全解决是否完参与了此次海上攻掠活动的疑问。从地域上考察这一时期完颜部的分布情况，或许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我们知道，高丽人所言的东女真就是《金史》中的曷懒甸，因此，考察清楚完颜部族势力何时进入曷懒甸地区，以及曷懒甸地区的大体区域范围及当时诸部族分布情况如何，无疑对于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

关于女真的来源，有很多说法。综合诸说，大概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单一来源说，以金毓、李学智为代表；[28]其二是复合来源说，稻叶君山、赵振绩、金渭显均力主此说。[26]（P64），[29]（P73），[30]笔者赞同第二种说法，认为女真应该不是单一来源的民族。

在唐代时，女真的分布就已相当分散，正如学者所言“当时，由于在东北地区活动的种族众多，各种族又由许多部落或部落联盟所构成，种族、部族、部落之间互不统率，各自为政，谁的势力增强，谁就可以独立地向外联系或发展，势衰则自己就停止了这种联系或发展”。[30]（P20）这种情况直到1114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之前应该还基本维持。

据《金史》“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入于苏滨、耶懒之地，所至克捷”[16]（P4）的记载，石鲁之世完颜部已开始征服诸部的活动。但这还不足以得出完颜部族完全占据了整个东女真地区的结论。因为直到石鲁之子景祖乌古的时候，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势力才“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16]（P4）

据此，则至早到景祖时候，统一征伐诸部的活动才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等到完颜部完全占据以曷懒甸为核心的东女真腹地，则要迟至更晚的穆宗盈歌时代。《金史》中记载了太祖完颜阿骨打也是继承穆宗盈歌制定的策略，进一步抚恤征服其他诸部，盈歌在征服图们江流域之后，又“命胜管、丑阿等抚定乙离骨岭注阿门水之西诸部居民”。[16]（P14）可见，穆宗盈歌时期势力已经达到乙离骨岭一带。而还有一条材料表明，乙离骨岭与完颜部族女真之间尚存有其他诸部女真。《金史高丽传》言：乙离骨岭仆散部胡石来勃堇居高丽、女直之两间，穆宗使族人叟阿招之，因使叟阿送医者，归之高丽境上。医者归至高丽，因谓高丽人，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年谷屡稔。高丽王闻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胡石来来归，遂率乙离骨岭东诸部皆内附。[31]（P2882） 材料中明言，穆宗盈歌时期其势力到达乙离骨岭地区，且从“乙离骨岭仆散部胡石来勃堇居高丽、女直之两间”句中知道，居于这一地区的诸部，并不是以完颜部为核心的生女真，而是包括胡石来所率诸部的其他诸部女真。那么何时完颜部势力才越过乙离骨岭达至曷懒甸地区，并将曷懒甸诸部征服在内呢？材料显示是在康宗乌雅束嗣位之后。当时懒甸诸部欲归附高丽，高丽恐于己不利而拒绝，后穆宗本要遣石适欢往纳曷懒甸诸部，惜未果而亡，此后康宗兴兵征讨，“询地曷懒甸，收叛亡九城”。[31]（P2882）

这就是女真和高丽历史上著名的 “曷懒甸之战”。这一战役以女真的胜利而结束。通过这次战争，以完颜部为核心的生女真也因此而完全据有了“东女真”地区，至阿骨打建国之后，陆续招抚了高丽长城以北的“西女真”，直至将东、西女真地区完全纳入其版图之内。[32]

经上述考证，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部落同盟，真正将“东女真”地区完全占有，要到康宗乌雅束时期才完成，尤以“懒甸之战”的胜利结束为标志。而这一时期，距离女真人从海上寇掠高丽和日本已经八九十年之久。

故笔者以为，这次从海上攻击高丽和日本的女真人，应当是以懒甸诸部为核心的女真人，完颜部族女真很可能并未参与此次寇掠活动。钱穆先生“其先常以航海攻掠高丽、日本”的说法没有错，因为完颜部后来统一女真诸部并称号建国，其他诸部均纳入其统治范围，在后来金朝统治的区域内固然涵盖了海上攻掠的女真部族。但是，这样的一种说法似乎还是有失精准确当。毕竟，泛海攻夺高丽、日本的东女真人，并非就是建立金的完颜部族先人。

迎战“入寇“而死的藤原理忠之墓

▍三、结语

关于女真族海上攻掠高丽和日本的活动，中国传统汉文典籍并无明确记载，而仅见诸高丽和日本史书中。此事件被钱穆先生以 “女真攻掠高丽、日本”作为纲目增补入《国史大纲》。

令人生疑的是，钱穆先生虽具备披览相关高丽、日本史料的能力与条件，然钱书中相关史料佐证并非直接源出高丽、日本史料，亦非直接将王先谦先生《日本源流考》的相关论述加以吸收，而是转而援引蓝文徵先生之文章，增补条目无论是在史料还是表述观点上，均与蓝氏别无二致。

在钱穆先生看来，海上攻略高丽、日本的女真人即建立金朝的完颜部族先人，并对他们的海上活动加以细致论述。而通过本文考述，笔者以为从海上攻掠高丽、日本的女真人，其实并非女真完颜部先人。钱穆先生之所以坚持增补这次传统汉文典籍失载的女真活动，不仅是他一以贯之的开放治学态度的体现，更表现出钱氏个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史观。注释[1]该书版本，按《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国史大纲》一书出版说明中的统计就有：（民国）三十二年八月成都蓉一版、三十三年一月重庆一版、三十六年五月沪一版、三十七年八月沪五版、四十一年九月台一版、四十四年港特版、四十九年台七版、六十三年九月台修订一版、八十年四月台修订十七版等。钱穆.国史大纲（上）[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2]1940年商务初版中并没有这一条，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发行的《民国丛书》本《国史大纲》中也没有这一条，现在流行的众修订本中则赫然在列。[3]笔者翻阅了数十种通论性中国史论著、宋辽金断代史论著以及相关民族史论著和论文，均未见有女真从海上攻掠高丽和日本的记载。然而在有关中日关系史的论著中却有涉及。如李则芬.中日关系史[M].台北：中华书局，1982，页28；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M].锦州：辽宁工学院出版社，1987，页199.[4]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南齐）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6]李则芬.中日关系史[M].台北：中华书局，1982.[7]此次中日双方战役经过，参见李则芬.中日白江口之战.中日关系史（第四章）[M].台北：中华书局，1982.[8]有关王先谦《日本源流考》一书的相关研究，可参见程天芹《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述论》第二章《国人编纂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日本源流考〉》，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 [9]王先谦.日本源流考[M].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四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0]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1]蓝文徵.海上的女真[C]//.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马强才选编.蓝文徵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2]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1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有关宋初与女真贸易交流的相关研究，参见日野開三郎：《宋初女真の山東来航の大勢とその由来》，朝鮮学会編：《朝鮮学報》（33），1-47，1964（10）；日野開三郎：《宋初女真の山東来航と貿易》，朝鮮学会編：《朝鮮学報》（3738），371-404，1966（1）；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M].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程民生.海上之盟前的宋朝与女真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2012（3）.15[15]（高丽）郑麟趾.尹瓘传[C]//.高丽史（卷六五）.四库全书存目从书史部（第16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16]（元）脱脱等.金史（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8]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学者方面，比如志方正和：《刀伊の入寇と九州武士団》，日本歴史学会編：《日本歴史》（140），16-24，1960（2）；森克己：《日麗交渉と刀伊の来寇》，朝鮮学会編：《朝鮮学報》（3738），97-107，1966（1）；関幸彦：《平安期，二つの海防問題：寛平期新羅戦と寛仁期刀伊戦の討》，古代學協會：《古代文化》41（10），1-13，1989；佐藤宗：《「刀伊の入寇」と平安貴族：事件の経と情報の伝達についての覚書》，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編：《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研究年報》41，一-十二，1997；森公章：《刀伊の入寇と西国武者の展開》，《東洋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篇》（34），1-41，2008；石井久恵：《戦争随想シリーズ（第62回）王朝貴族の防衛術——刀伊の侵攻》，波涛編集委員会編：《波涛》35（6），99-109，2010（3）；篠崎敦史：《刀伊のからみた日本との関係》，日本歴史学会編：《日本歴史》（789），1-16，2014（2）.[19]金渭显.女真海贼“刀伊”[C]//.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20]蓝文徵在撰作《海上的女真》前，曾在《国立东北大学志林》1941年第2期上发表过《金源征日考》一文，经笔者对比发现，前文当由后者缩减提炼而成。 [21]而蓝文徵视“刀伊”为女真人的观点，恐怕亦非全属其自创，而是部分来自日本学者池内宏。1916年池内宏在《史林》一卷四号上发表《刀伊之贼》一文。蓝文徵很可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读到此文，并结合日本史料的记载，将其观点吸收进《海上的女真》一文中。此后其成果又转为钱穆所吸纳。 [22]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C]//.余英时文集（第五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3]蒋连华.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民主评论[J].上海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6）. [24]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M].锦州：辽宁工学院出版社，1987.[25]如说“‘东女真’之称始见于《高丽史定宗世家》三年（948年，辽世宗天禄二年）九月条。”参见蒋秀松.“东女真”与“西女真”[J].社会科学战线，1994（4）；金渭显.女真海贼“刀伊”[C]//.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第494页.上述文中也认为“《高丽史》中的东女真为《金史》中的曷懒甸，西女真为鸭绿江女真”。其实，在中方史籍中也有“东女真”的记载，如《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五有“东女真尝于海道往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东女真首领阿噜台来贡”。中方史籍中所称之“东女真”恐怕只是沿袭高丽的称法，因为中方史籍中“东女真”之称一般同高丽使臣同时出现。故“东女真”的称呼源自高丽一说当无太大问题。 [26]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M].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27]蒋秀松.“东女真”与“西女真”[J].社会科学战线，1994（4）. [28]金毓黻.宋辽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李学智.释女真[J].大陆杂志（第十六卷第二期），页174.[29]稻叶君山.明代以前之满洲[M]//.杨成能译，新马晋校.满洲发达史第二章.奉天：萃文斋书店，1940.[30]何俊哲.金朝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1]（元）脱脱等.金史（卷一三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5.[32]蒋秀松.女真与高丽间的“懒甸之战”[J].民族研究，1994（1）. 作者简介：彭锋（1986- ），男，江西吉安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说明：本文由满学工坊整理、配图【背景知识】刀伊入寇是1019年在辽国女真族海盗入侵日本北九州的事件[1]。“刀伊”（とい，）意即东夷，是朝鲜半岛高丽国对高丽北面及东北面外族人的蔑称。

1019年，约3,000名女真海盗袭击高丽。同年3月27日，女真海盗分乘50只战船，突袭日本对马岛，国司对马守远晴弃岛逃往太宰府。随后，女真海盗入侵壹岐岛。壹岐国司藤原理忠率147人拒战，结果全部被杀。壹岐僧人常觉指挥当地僧人及住人据守嶋分寺顽强抵抗。经过三次战斗，嶋分寺被女真人占领及烧毁，僧人全部阵亡，只有常觉一人成功逃到太宰府，向太宰权帅藤原隆家报告此事。女真海盗占领及洗劫了壹岐岛，4月7日以能古岛为根据地，向筑前国怡土郡发起进攻。4月8日至12日间，入侵日本博多湾。太宰权帅藤原隆家率九州豪族和武士协力拒战，击退了女真的进攻。女真人向高丽东海岸退去。

根据日本史料记载，是次入侵中，共有365人被杀，人口1,289名、牛马380匹被女真人掳走。这些被掳的人多数成为了女真人的奴隶。日本武士从女真人手中俘虏了3人，这些俘虏都自称是被女真人俘虏的高丽士兵。但是因为这三人在统一新罗时期曾经是海盗，日本人怀疑他们是女真海盗的同伙。7月7日，赴高丽的对马判官代长岭诸近归国后，这3人方才被消除了嫌疑。

9月，高丽水军在元山海域一带击败了女真海盗，救出了被俘的270名日本人，以郑子良为“虏人送使”，将这些人送还日本。

这件事情在《小右记》、《朝野群载》中记载尤详，在《高丽史》中也有相关记载。来源：维基百科 刀伊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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