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香港文学在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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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界河彼岸来看，如果香港不再被人云亦云地一言以蔽之曰“文化沙漠”，或即使是沙漠也仍有仙人掌之类的文学奇葩在倔强生长，那么，“香港文学”是如何进入内地的阅读视野的，内地的读者和专业读者是如何选择、解说、批评和再生产这境外之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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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在内地

文 | 黄子平

黄子平，广东梅县人，1949年生。高中毕业后，到海南岛橡胶农场当农场工人八年有余。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论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害怕写作》及《远去的文学时代》、《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等。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中国小说》年选以及《香港散文典藏》。

一、“不明写作物体”

被命名为“香港文学”的那个“实体”，正如香港这个城市，是“身世朦胧”的（小思， 1996年），是“失去记忆”的（也斯， 1993年），是“悬浮未定”的（西西， 1986年）。

西西，原名张彦，广东中山人。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毕业于葛量洪教育学院，曾任教职，又专事文学创作与研究，为香港《素叶文学》同人。著作极丰，出版有诗集、散文、长短篇小说等近三十种。1983年，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获联合报第八届小说奖之联副短篇小说推荐奖。1992年，她的长篇小说《哀悼乳房》名列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1999年，长篇小说《我城》被《亚洲周刊》评入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05年，继王安忆、陈映真之后获世界华文文学奖，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飞毡》。2009年，《我的乔治亚》、《看房子》入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何谓“香港文学”？南来北往东去西迁土生土长留港建港移民回流的作家，左右逢源左右为难中间独立有自由无民主的政治倾向和文学经费，松散联谊宗旨含混聚散无常的文学社团与协会，自生自灭停刊复刊再停刊风云流散的文学杂志，现代后现代殖民后殖民过渡后过渡的文学思潮和语境，雅俗对峙雅俗杂错雅即俗俗即雅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界定之难，真个是只好称为一种“不明写作物体”（ Unknown Writing Object， UWO）罢？

但或许这不过是“只缘身在此城中”的人的感觉而已。立足于界河彼岸来看，如果香港不再被人云亦云地一言以蔽之曰“文化沙漠”，或即使是沙漠也仍有仙人掌之类的文学奇葩在倔强生长，那么，“香港文学”是如何进入内地的阅读视野的，内地的读者和专业读者是如何选择、解说、批评和再生产这境外之物的呢？

二、零星的“越界阅读”

实际上，从来就未有一个“整体地”进入内地的“香港文学”。历史地看，民间的零散流入在“文革”之前便已以“睁只眼闭只眼”的默许形式存在。例如 1961—1963年间“文艺政策调整”时期至“文革”前夕，甚至在我身处的那个粤东小镇，以“走私”方式携入的多卷本《金陵春梦》（唐人）便已随处可见。这部道听途说、真假参半的“蒋家王朝”野史演义，为物质匮乏的镇民们平添几许闲聊清谈的谈资。“文革”后期，尤其在 1975—1976年间（邓小平复出、有关“四人帮”的谣言风起），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有相当数量，伴随乍着胆子开始回乡探亲的港澳同胞，流入闽粤等沿海地区。

《金陵春梦》是一部长达230万字的章回小说，全书共分八集三百二十回。写蒋介石在大陆的大半生，从崛起到覆灭，遁往台湾，另续残梦为止。八集分别为《郑三发子》、《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血肉长城》、《和谈前后》、《台湾风云》、《三大战役》和《大江东去》。

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之点：( 1)均发生在官方意识形态略有松动的年代；( 2)以“无伤（官方意识形态）大雅”的通俗文学作品为“先遣”。这两个特征实际上以变换了的不同形态延伸至 90年代的今天。但在彼时彼地的阅读语境中，则还应看到， 1942年以来的左翼文学实在就是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而呈现的“大众文艺”之一部分。从形式（包含其积淀为形式的内容）上说，这部分先期流入的香港作品，与内地“工农兵文学”并无多大“异质性”。

不过，民国野史毕竟与中共党史有别，侠客美女亦与“样板戏”英雄英雌迥异；议论宋美龄秘闻难免与传播蓝苹女士丑史一样危险，江湖侠义与快意恩仇也可能与学习雷锋精神相悖。在一新内地读者耳目的同时，这些作品的品貌是颇为诡异的：既是用以炫耀拥有者具“南风窗”资源的域外珍品，又是只能私下传阅的半违禁品。丰富、邪恶、神秘、魅惑，由这些先遣作品所象征的“香港文学”，其形象正与彼时国人心目中的“香港”形象一般无二。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创作的首部长篇武侠小说，1955年连载于香港《新晚报》，1980年出版单行本。该小说以清乾隆年间汉人反满斗争为背景，围绕乾隆皇帝与陈家洛二人间奇特的矛盾纠葛而展开，他俩既是有手足之情的兄弟，又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一个是满族皇帝，一个是反清组织红花会的总会主。该小说将历史与传奇融为一体、虚实相间，史笔与诗情相结合，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然而这种民间自发的零星的文学传播与越界阅读，目前因为缺乏统计调查很难作一准确描述。可以肯定的只是，在多年内斗中大伤元气，或虽大伤元气却仍忙于继续内斗的意识形态部门、学术界和文学界，其时仍无心无暇，也无力去“关顾”它们。至于与这些作品不同的更复杂多质的那部分“香港文学”，则仍处在内地读者视野的盲区，或许甚至未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三、“现实主义”过滤 80年代，百废俱兴

1980年 11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在编印《台湾小说选》、《台湾散文选》的同时，推出《香港小说选》和《香港散文选》。由闽而非粤的出版部门主持第一套香港文学作品选的编印，在彼时国家出版署仍集中控制各地选题之最后审定的机制中，可以推断它是被纳入对台统战的整体规划之中一起设计的。与此前民间的零散自发阅读不同，国家机制在此立即显示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与选择倾向。《香港小说选》编者的后记中如是说：

这里收入了三十位香港作家的四十八篇作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写，反映了摩天高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时，揭露和鞭挞了香港上层社会那些权贵们的虚伪和丑恶。

这时用来过滤“香港文学”的标准滤器，是极宽泛而又极狭窄的。按照内地文学教科书的常规，“关心民生疾苦，控诉剥削阶级”的标签可放之古今中外八方四海而皆准：从唐代的白居易到美利坚的德莱塞，无不合用。因此，“香港文学”便被纳入最广义的“进步文学”而通过“关检”，进入 80年代初期的公众阅读。如果“改革开放”尚且要“摸着石头过河”，战战兢兢立足于一块宽而稳的基石，来推介界河彼岸的文学就是情有可原的了。但是，仅仅依据恩格斯评巴尔扎克而界定的“典型论”“现实主义”来检选“香港文学”，读者看到的便只是那“主义”本身，而非“香港文学”的“现实”了。

饶有兴味的是，当时内地的文学潮流正好是“回到现实主义”，以此来对十多年来的“假大空”极“左”文艺路线拨乱反正。其时轰动中外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从某一方面来看，也正正用了写实法，“反映”了浩劫中广大劳动人民与知识者的“辛酸和痛苦”，“揭露”和“鞭挞”了上层权贵们的“虚伪和丑恶”。大苦难，大悲剧，令人震惊，令人震撼，令人震悚。按说香港同行的现实主义作品介绍过来，正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反讽之处却在于，相形之下（只是“相形之下”而言），港九这边的“辛酸和痛苦”、“虚伪和丑恶”，似乎分量不够且了无新意。难怪这四十八篇作品，未能给当时的读者留下应有的印象。

其实，曾每日目睹五花大绑的浮尸流出珠江口的港人，并非对比邻大地的苦难和血泪毫无感应。《尹县长》 70年代初在香港的发表得“伤痕文学”风气之先，只是未入选家眼界，或其所“反映”的痛苦与丑恶不在内地界定的“现实主义”范畴之内。

《尹县长》是陈若曦于1974年发表在明报月刊。该书问世后反响很大，赞美与诽谤并起。这篇小说写的是文革初期发生峦陕西兴安县的一个悲剧，在国共内战中率本部投共的国民党上校，已为新中国努力工作十多年，连个小小的县长到“文革”时也罢了。但仍然难逃厄运，终因“历史问题”而被枪毙，可他临刑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冤死者名叫尹飞龙。据作者介绍，原型为一雷姓人物，经历几乎末作改动，以血的真实来扔露“文革”谎言。

四、“现代主义”技巧

类似的情形延续至 80年代中期渐有改变。此时在内地，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评介与借鉴正如火如荼。“香港文学”中的“现代主义”部分亦于此时才被“发现”。花城出版社（广州）得地利之便，于 1983年推出《香港作家小说选》，由香港作家曾敏之作序。序中虽仍延续闽版作品选的思路，道是，“从作品中有助于认识香港的社会现实，抚摸到这个城市各种典型人物的脉搏，令人对资本主义商品化所加于人的精神桎梏获得深刻的理解”。但也开始论到香港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指出香港小说除运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也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但集子中却极少收录现代派风格的作品。直到 1986年，花城出版社推出《香港作家中篇小说选》，才有刘以鬯的《犹豫》、西西的《象是笨蛋》和吴煦斌的《牛》收入，但基本仍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

刘以鬯，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香港从事编辑工作，迫于生计开始写作小说，着有小说集《天堂与地狱》、《寺内》、《春雨》，长篇小说《酒徒》、《陶瓷》，论文集《端木蕻良论》、《短绠集》等。曾主编过《国民公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刊杂志。他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他一直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作，其著名小说《对倒》，引发香港大导演王家卫拍摄成电影《花样年华》。为香港作家联会会长。2010年获选为香港书展及香港文学节首位“年度作家”，2013年5月9日荣获2012香港艺术发展奖“杰出艺术贡献奖”。

有趣的是，此时内地为了“合法地”引进西方现代派文艺，正试图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证明：可以将现代派“技巧”与现代派“内容”相剥离，在采用现代技巧的同时可以对其哲学及心理内涵完全免疫。这种用心良苦的策略在理论上颇难圆融汇通，自然也无法瞒过正统批评家的灵敏嗅觉，但在实践方面，当时确实为内地冲决文化专制提供了最有效的尝试途径。因此，当时介绍的有限的几部香港“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作品，其着眼点，也只聚焦于它们的技巧与手法方面，譬如说“意识流”的运用等等。也因此，对“香港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难有更贴切的细致了解。

吳煦斌的《牛》，以令人驚豔的方式呈現香港的自然風貌，打破了長久以來先在的「城市」身份，為香港文學史添上自然書寫的筆觸。在她的筆下，我們彷彿看見石的紋理、蕪茛花的眼眉，在自然原始的世界裡靜靜地活着的瑰麗姿態。

举例来说， 30年代发端于上海等地， 40年代在昆明等地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如何在香港的 50年代至 70年代继续生长，又如何与当时台湾的现代诗潮相呼应，诸般情状，显然都处于当时为“朦胧诗”而激辩的各路评家的视野之外。

当然，即使在今天的香港本土，对这段当代诗歌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还尚待推动。但一些明显的存在被无意忽略的情形，更能昭示文学作品的“越界阅读”或文学理论的“旅游”等等之中，一些无法忽略的现象罢。

五、“国家项目”

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以及海峡两岸交往的日渐频繁，与“台湾文学”并称为“港台文学”的香港作品也开始在内地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闽粤京沪等地的社会科学院及大专院校纷纷成立“港台文学”研究室或所，开设有关的课程，涌现一批港台文学研究专家，成立有关的全国性学会或协会，招收港台文学硕士班。大部头的《台湾文学史》与《香港文学史》，也捷足先登地，有许多部陆续推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充分显现了一种“国家项目”在全面推展时的规模和气势。

这里有两点值得提出来略加讨论。

1．对境外文学的解读，其基本理论立足点，已从“革命现实主义”转向明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强调血浓于水。强调起源、文字、文化、传统的“同”，淡化流派、政治、地域、现实的“异”。体现在“香港文学史”的写作中，便是“爱国不分先后”地建立起广泛的文学统一战线。人不分左右，文不分雅俗，兼容并蓄包罗万有，论及的“作家”、“诗人”竟比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还多。这也许是撰史者的缺乏史识无力筛选，但更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默受了“基本国策”的指挥罢。

2．“香港文学”原来得地利之便而忝居“港台文学”之前，此时大约因“回归”已成定局，“统”的迫切性下降，遂从此每每附骥“台湾文学”而行。有力的证据是有专家提议必也正名乎，易“港台文学”为“台港文学”。排名的先后本属习惯和约定俗成，一旦像煞有介事地要来“正名”，便可隐隐然透露读取境外文学时某种价值取向的迁移了。

六、严肃研究与书摊流行

然则“香港文学”在内地的命运，莫非便是由一系列有组织的误读所构成的了么？这当然也是一种错觉。尽管人数不多，内地仍有一些研究者细读香港作品，在潮流的边缘，与香港作家作品对话交往。譬如李子云，很早就在巴金任主编的《收获》双月刊上主持专栏，及时介绍刊载了西西的中篇小说《肥土镇灰阑记》。又如赵园对施淑青“香港系列”的扎实研究。艾晓明在香港作品的研究方面更为连贯和及时跟进。她所编的《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被香港本土的学者视为能比较精到、透彻地洞悉 80年代香港小说的整体面貌和特色，“甚至比不少评论人更了解香港小说”。

本书为国内目前第一部反映1980～1990年香港小说创作整体风貌的选本。所收23篇小说均为当代香港知名小说家的中短篇佳作。

柳苏（罗孚）为艾晓明编的这本小说新选写序，介绍她编选的动机，是“想让更多的读者知道，香港并不只是生产内地书摊上那一类流行的爱情小说的，不要以为，香港小说，就是这样。”此中消息，正是与“严肃”研究的涓涓细流形成鲜明对照的“书摊流行”文学的汹涌洪涛。据内地学者的统计调查，说是 1985年前后形成了港台通俗文学作品在大陆传播的“高潮期”。读者广及城乡知识分子、大中小学生和工人、市民、农民，并渐次形成一系列阅读热点，如“金庸热”、“亦舒热”等。出版方面，多类出版社不分专业和范围地竞相印行港台武侠和言情作品，种类之多，发行量之大都极可观，两三年内，主要武侠与言情小说家的重要作品已基本在大陆出齐。其中，非官方新华书店的民间发行系统（“书摊”），在传播这些作品时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于是，量决定了质，倘若在内地城乡问起何谓“香港文学”，大多数读者依据自己的书摊阅读经验，肯定只会——“以为，香港小说，就是这样。”

香港作家亦舒

其实，“就是这样”也并不坏。不坏的理由不在金庸、亦舒作品本属上乘，作为“香港文学”的代表亦与有荣焉；而在于，彼时彼地的文化实践中它们所起的良性功能。

自然，把“香港文学”等同于流行作品，把香港文化等同于普及文化颇为欠妥。对香港普及文化的多元复杂发展，也需要作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简单说因为流行所以就代表了“大众心声”，因而必定带有对体制的颠覆性；也不能一概而论划入“文化工业”的廉价制品，先入为主厉行批判。媒体、符号、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卷入了意义的生产、经验的重构和身份意识的聚散，都需要回到历史脉络中去一一追溯。但在 80年代中期，港台武侠与言情小说热浪之席卷内地读书界，其对“一体化”文化体制的消解松动，确实意义深远。

“一体化”的特点是思想、立场、步伐、渠道与语言的高度统一。体现在几十年的“工农兵文艺”里，只有“国家”顶替着“人民”的名义自说自话，平民百姓反而被派定了缄默的角色。甚至在 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里，也不脱拂之不去的“工农兵文艺”腔。自 1985年“寻根文学”起，平民的世俗生活，连同他们的趣味与价值、梦想和神话，方得以无须粉墨而自为登场。依阿城的说法，内地的世俗文化，于此时才“从心绞痛里缓过一口气来”。“香港文学”里的武侠言情，应运而至，正是这“文化接上了世俗元气”的催化剂及其表征。

七、“ 1997：‘大中国文学’”

值得细加辨析的是 90年代，内地已转型到“政治紧缩经济调控”的“双轨制”，一种权钱交换的混杂型消费文化俨然成形，一种以“新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及其理论言说亦随之弥漫（“后现代混杂派”理论亦在其中起一种古怪的支撑作用）。武侠言情作品便也在这新的文化语境中移形换步，自我消解了其原有的颠覆性，融入新的垄断体制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试举两个例子以说明之。其一，乃某“后现代”理论家主编《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文库》，为 20世纪作家排座次，茅盾惨被剔出十名之外，“查大侠”却得以安放在大师宝座之第四把交椅上（ 1994年 8月）。大师的贡献，在凝聚现代华人的文化认同也。其二为所谓“中央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某女强人签约出版其“财经小说”系列，在全国广为宣传，签名卖书（ 1992年 8月）。这“系列”的好处，据说是，一可以增进在商界弄潮的“知识”，二亦反映了香港同胞回归前夕的迫切心情。

梁凤仪，中国大陆及港台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香港商界、出版界、影视界女强人。其最突出的成就是，创造了财经与文艺融为一体的财经言情系列畅销小说、影响力已波及全球华人文化领域。

她的作品自问世后便畅销不衰，她本人除了荣获香港市政局、香港艺术家联盟联合主办的一九九一年度最佳作家大奖以外，还是全港书局公认的最受欢迎的三大作家之一。

这种种热闹，显示了新的解释系统的强大阐释能力，亦不能简单视为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确实从另一方面也透露了香港本土写作中某些耐人寻味的微妙动向。九七在即，内地的有关专家未雨绸缪，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安顿“一国两制”中的“香港文学”。过去，可将香港文化或文学当作一个纯然“他者”来研究，九七后，其差异形态不可能在短期内与内地“衔接”，“一国两制”的框架又使其存在具有合法性，于是专家们便面临一个确立自身文化批评与研究的立场的问题。

讨论的结果，是颇有点类乎走钢索的几个“既要……又要……”：

既要积极参与文化文学活动，又要注意保持个人的独立评判，不能随波逐流；既要珍重对文化文学的发言权，又要注意“超越性”而不必付出卷入“圈子”派系之争的代价；既要强调个人的独特见解，独运匠心，又要注意顾及社会、公众利益为准则；既要批评文化文学中的种种弊端，又要注意与人为善、温和节制的态度；既要维护文化文学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又要避免过急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手段。

俨然一部“文学驻港人员手册”。其中消息，便仍然是“差异性”的无法安顿，更颇有深怕反被同化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就当前而言，不论广东还是香港，文化／文学需要有一条共同的‘游戏规则’，那就是：茶叶与咖啡可以共存，吗啡和海洛因应当禁止。”这当然是很好的，只是不知有无规定用什么水泡茶冲咖啡：河水还是井水？

end

新书预告

视野丛书：黄子平特辑《文本及其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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