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求于上 要有备而发 曾国藩在奏折上大下文章

导读：有求于上，要有备而发，曾国藩在奏折上大下文章

多请示,勤汇报,肯定没错。但是伸手就向上司要东西,上司即使答应,心里也一定恼火。曾国藩有求于上的时候,小事情明说,大事情多绕几个圈子,既让朝廷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给自己留好了台阶。向上司请示没有风险,要索取一点东西,则如虎口拔牙,不得不小心从事。尤其是利害攸关的事情,更应该仔细斟酌,有备而发。下级的资源和权力都来自于上司,要想办好事情,就要得到相应的权利,因此很多时候,必然有求于上级。在这方面做好文章,会大大减少办事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国藩的权力是自己在枪林弹雨中换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较高明的策略,很可能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为了在为朝廷办事的同时确保自己的权益,他在奏折上下足了功夫。当时地方官员和朝廷沟通的主要方式就是上奏折。奏折起源于康熙年间,在雍正朝确立为“密折制度”,成为朝廷控制地方,地方奏报中央的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并不是每个地方官都有直接上奏的权力。一般来说,地方只有督抚等大吏才有这样的权力。其他官员只能通过督抚代奏。曾国藩办团练以后,并不是地方大员,但是他有蓄部侍郎和团练大臣的头衔,拥有直接上折的权利。由于出山之战失败,差一点失去了专折奏事的权力,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他在地方将是天不应,呼地不语,只能受制于人。为此他专门上折,恳切请求,终于保住了。

奏折的文字千篇一律,似乎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却是大有玄机。曾国藩是这方面的大行家。他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也知道什么才能说,什么不能说,而怎样说更是关键。在向朝廷有所请求时,小事情可以直说,这样显得坦诚,皇帝也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轻易驳自己的面子。但是大事情往往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和人际关系,朝廷在选择的时候也会费一番心思。如果直接索要,则显得过于跋扈,甚至还有要挟之嫌,即使本来皇帝可能同意,也可能因此把事情搞黄。所以曾国藩在这种问题上,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让朝廷知道自己的意思,同时也留够了回旋余地。万一朝廷不准,自己不失颜面,朝廷也不会难堪。如果朝廷批准,也是其主动的示恩,而非自己强取。这样对上下双方都有好处。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从困守江西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针对自己的部下大多归属于湖北巡抚胡林翼,他在九江劳师后,就上了《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折。在奏折中,他反复强调李续宾、杨载福所统率的湘军,本来是自己的部下,因为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就连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他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言外之意是要求清廷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拨还自己节制。尽管他没有说自己是李续宾、杨载福的上级,但在奏片中却为他们请饷、催饷,实际上仍然是以李、杨所部的直接指挥者自居。湘军后来分出很多支派,归属于不同的人统领。

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是湘军的实际创始人,即使有的部队已经不归他直接指挥,但是仍然要奉他为精神领袖。由于湖北省位于中心地带,武汉尤其重要,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不久,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度受到重创,但是他仍然顶住了压力等待胡林翼攻克武昌。罗泽南在战斗中病亡,他的部下就归学生李续宾指挥。后来胡林翼终于攻占武昌,增援的任务已经完成,按理也应该归还曾国藩了。

曾国藩在给朝廷上奏片的时候,也抄送了胡林翼。胡林翼一看就知道是曾国藩的意思,他心领神会,命李续宾、杨载福统率的湘军水陆东下,自已却不随军指挥。曾国藩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杨,收回了实际的控制权。尽管曾国藩这个奏折没有明确要求朝廷归还李、杨所部,但是他绕来绕去,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朝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也只好同意杨、李所部仍归曾国藩指挥。曾国藩在保举人的时候,也采取这种办法。对于普通的州县小官,他就明确说应当任命为什么县的知县,什么州的知州,但是对于独当一面的大员,特别是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他从不直接说明,而是非常谨慎。他保举李鸿章的时候,并没有说他应当担任什么,而是称其“堪膺封疆之寄”,也就是具备担任封疆大吏的能力。

当时李鸿章的还是一个候补道员直接推荐他担任巡抚,越过了好几级,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在此之前已经命令李鸿章编练淮军,并且率队东下,救援上海,实际上掌握了江苏地区的大权。这份奏折的实际意思,是让朝廷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处理江苏上海地区的军政事务,实至名归。朝廷也乐得做顺水人情,当即调署理巡抚薛焕回京,正式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曾国藩的这种做法,最后被李鸿章继承下来。李鸿章主持北洋三十年,推荐的官员不计其数,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因此很少遭到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