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是曹禺最杰出的产品 但却是一个二十三岁青年的处女作
1933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一间放外国杂志的屋子里,二十三岁的西洋文学系学生万家宝从早到晚地耗在里头,拼命地写着一部戏,为这出戏,他已经准备了五年。他用这么长时间没完没了地更改他的人物大纲,把结构搞好了,人物在脑子里活了,他们的一切都清楚极了。于是他坐下来写作,觉着这样写戏真是一种快乐。在快乐和努力中度过了半年,终于,把剧本完成了,这便是曹禺和他的《雷雨》。《雷雨》的手稿放在曹禺的朋友巴金的抽屉里耽搁了一年,终于在1934年全国最大型的厚达三百五十多页的十六开本《文学季刊》第一卷三期刊出。
一年以后,该剧由留日中国学生搬上舞台之后,又在国内公演。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进行营业性演出的多幕话剧。几代中国的戏剧表演家都是由《雷雨》的演出而走向成熟的。剧作者本人最初并没有想到剧本一定能获得演出的机会,但知道一定有发表的机会,他的朋友巴金对他的写作给予鼓励。其时他们正在等办《文学季刊》。所以为了读者而不是观众的方便,曹禺在剧本中为每个场景和人物提供了相当充分细致的材料,细到场景中的小道具,人物的细部形态。尤其重要的,还有人物的性格分析心理描写。
曹禺对他的人物及其环境是非常的熟悉。他确实历历在目地看到了他们的动、静,他们生活的枝枝薹蔓。为了写作《日出》,曹禺曾冒着寒风跑到贫民区等候两位嗜毒的乞丐,来教他唱数来宝,他曾跑到“鸡毛店”里去访问,跑到“土药店”里同黑三一类地痞讲交情,他曾钻进下等的北方妓院去观察和倾听。这中间忍受饥寒、侮辱以至伤害,有一次几乎被一个醉鬼打瞎了眼睛。为了《雷雨》他没有也无须去额外寻找资料。
曹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繁漪、周朴园、鲁侍萍、鲁贵一类人物,都曾在他的生活中出出进进。他的曾经阔绰后来又败落的家庭,整个都是郁闷的,“每天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像周仆园逼繁漪吃药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第一幕周朴园逼繁漪吃药和第三幕周萍推四凤的窗户,这两段是最早写出来的戏。前者表现封建家长的专制和蛮横,后者表现少爷与侍女的幽会,这恰是整部戏的两类冲突的基本点。但是,冲突贯穿在戏中全部八个角色之间,每个人之间都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潜在的和爆发出来的。所以整出戏充满了内在的戏剧张力,时刻调动着读者和观众心理的期望和紧张。
时间、空间,严格按照“三一律”的要求设定,使话剧具备了古典戏剧的全部元素,更重要的是戏剧主题中强烈的命运感,这使该剧具有更加永恒的古典的魅力。命运感,在中国可以理解为宿命感,意思是人物命运的注定性。如同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悲惨命运的不可逃避一样,《雷雨》三十年前的悲剧(周朴园对侍萍的始乱终弃),三年前的经历(周萍与繁漪的乱伦),两年来的事件(周萍与四凤的偷情),在一天的时间里突然地彻底地爆发出来了,而这个结局是全体戏中人物都极力避免,却又合力推动不可避免地完成了它。
剧中最无辜、因为最缺少关爱又最可恶、因而最有力制造了大结局到来的,是繁漪这个人物。繁漪是最彻底的受害者,她最终想必只有“疯了”一条路。繁渏,是最早出现在曹禺心灵视野中的人物,也是他刻意要表达的人物。这个女性形象的原型,至少有一个是曹禺某同学的嫂嫂。在某同学和他的嫂嫂之间发生了感情的纠葛。听到他们的事,曹禺把第一个同情给了那位嫂嫂,因为他知道某同学是不会为这个爱情牺牲什么的。他虽然同这位“嫂嫂”见过几面却没有说过话,从十八岁起,这个女性便在曹禺的内心被酝酿成文学形象,直到二十三岁时成了繁漪。
曹禺对这个心爱人物最直接的总结是,“她生命中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后来,藴涵在繁渏身上的这些成分,被拆解到其他一些女性形象上,比方“最残酷的爱”在《原野》中火辣辣的金子身上,“最不忍的恨”在《北京人》中忧郁的愫方身上。但是,她们都不如繁漪更完整更真切更具有“魅惑性”。《日出》中的陈白露也是曹禺戏剧的一个著名女性,但她只有一半是写实的,一半则是写意的,比较意念化,不够有力。《日出》获得了1936年《大公报》的“文艺奖”。该剧在结构和内容上均与《雷雨》有很大出入,这是曹禺有意为之。
曹禺曾经一度对《雷雨》不以为然,“渐渐生出对于《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但是,被曹禺以为技巧用得过分,到“有点作呕”的《雷雨》,却成为中国戏剧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话剧,原因可能就在于它有故事,有穿插,有紧张的场面,这些都是戏剧的演出性观赏性所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它的故事更浓缩,穿插更紧密,场面更加有爆发力。《雷雨》终于是曹禺最杰出的产品,这样不朽的成绩,却是一个二十三岁青年在他的处女作里创造出来的,这绝对是中国文学难以解说的传奇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