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新使命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近期，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体现了在新时代实现统筹发展大运河文化的新要求，是更深刻更广泛的顶层设计，对大运河沿线省市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我认为还是要从解决保护、传承、利用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入手。对大运河全面保护是基础，适度合理利用是有效途径，传承是终极目标。申报世界遗产，是国家对此三者实施的一次重要统筹，效果很好。但从整体看，“申遗”还留有不少遗憾，大运河保护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正是解决这问题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原则。

一、大运河历史价值和遗产属性

大运河是基于运河水利水运工程形成的伟大的文明之河，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综合发展带，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现象和景观。其历史功能和价值至少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成果，必将深刻影响当今和未来的中国。大运河是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的经济保障带，保证大运河通畅的工程技术带，从古代漕运发展为现代航运的内河运输带，由大运河贯通的城乡经济带，中国东部最重要的财富聚集带，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的新业态生长带，由大运河及相关河流湖泊发育的景观带，沿大运河形成的海内外社会文化交流带，深植于运河沿线群众中的感情心理纽带。

其次，大运河体现了中国传统水文化兴利、除弊、防患的辩证思维。三者既关联、又矛盾，统筹和平衡其关系，是解决矛盾问题的关键。防患是基础、除弊是保障、兴利是目的，三者各有其独立的针对性，又有相互依存的关联性。大运河是协调三者关系的工程集合，三者之间统筹和平衡的基本条件不仅大量体现在运河工程的技术要素创新上，而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非技术要素往往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三，从文物角度看，大运河具有超强的历史活力和适应性，至今在相当区段还保存着运河初始功能，是一个“活”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是春秋以来在我国中东部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若干重要经济文化区域的水路交通大动脉；是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下漕运经济制度的见证；是超大型的系统性、综合性、组群性、具有突出文化价值的巨型遗产；是凸显水利工程和科学价值的工程技术成果；是人类和自然的大型联合工程，形成独特的线性文化景观。

《规划纲要》深入挖掘和丰富了大运河文化内涵，准确把握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这一基本特征，指出大运河是以沿线遗存的“物”为基础，与大运河相关遗存所代表、蕴含的“遗存承载的文化”；以大运河滋养的“人”为基础，与其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习俗等为代表的“流淌伴生的文化”；以及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历史凝练的文化”。《规划纲要》本身是大运河“申遗”以来，对其文化遗产概念、属性、构成进行更加深入研究形成的最新成果。

二、大运河作为工程遗产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民族”，“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正确理解中国人建造大运河的创造精神是重要的切入点，也是认识大运河历史价值的重要途经。中国大运河作为人类伟大工程遗产具有以下特征。

大运河作为工程遗产的本质是人、环境和技术这三大要素的系统集成过程及其产物。大运河拥有大量非技术要素，比如河道总督府及其分司、钞关、仓储管理设施、漕船修造作坊等。这些遗产是人流、物流、信息流集散地和文化节点，也成为今天催生新文化现象的营养基。值得注意的是，大运河是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的集成，但由于人工河道往往很容易被混同于自然河道，因此在一部分地方存在忽视河道保护、管理不科学的问题。

大运河是适应社会和自然变化而不断进行更新改造的动态性工程。动态性是大运河的常态，历代记载比比皆是。大运河遗产不但体现了其变化的常态，而且其历史的真实性、完整性也寓于变化之中。运河的变化是自然水系变迁、灾害预防和应激反应以及技术、材料更新的结果。在今天的水利水运工程建设中，应更加尊重历史、更加注重保护，只有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大运河保护才能愈加有效。

大运河是解决水与人、水与水、水与地理环境关联问题的系统性工程。大运河由水道工程系统、运河水资源调配与控制系统和运输管理系统组成的复杂工程，必须统筹按照水源、引水、排水、蓄水、行运、仓储、防灾减灾等功能，以实现大运河的漕粮转输等功能目标。特别是对于枢纽工程而言，它们所解决的问题不同，其作用也非简单加和。因此，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区段往往都是大运河的工程技术节点，更具有技术价值。

大运河是人类和自然联合的自然系统人工化工程。大运河的建造者们利用自然江河湖泊水系和地下水资源以及地形地貌，经过人工开凿和人工渠化，构建了新的完整的人工系统。大运河工程造就了大量的人工化自然景观以及工程化历史地貌。这些遗产不但直接或者间接地见证了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历史，更长久地影响着运河沿线区域的变迁进程。

三、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是前提

大运河造就的无数珍贵遗产集中反映其历史功能和价值，同时也见证其发生、发展、变迁和兴衰。仅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道27段总长度就达1011公里，运河水利水运工程及相关遗存58处；沿线拥有23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而各级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和文物保护单位则更多。从保存形式看，济宁以南1000多公里的在用河道依然是我国的黄金水道，年运量达五亿吨。与世界各国运河80%以上均已废弃或改作其他用途相比，大运河开凿时间如此久远，还能保留如此长度的通航功能非常罕见。因此，大运河文化带首先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带，必须将“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原则贯穿于文化带建设的全过程。

为此，《规划大纲》提出一系列可行的基础性措施：

一是从功能出发“合理划分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细化并及时公布大运河遗产和关联资源的保护区划”，强化世界遗产保护要求，划定文物埋藏区，做到本体文物、环境风貌、历史景观相统一，地上、地下文物保护相统一。规划还提出“建立和推行大运河文化遗产及周边环境风貌保护管控清单”，“禁止不符合保护传承要求的项目建设”，从机制上保证大运河遗产本体、环境及地下遗存有效保护。

二是做出“持续推进考古发掘和相关领域专题研究，完善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综合认知”的要求。《规划纲要》强调应加强包括考古学研究在内的基础研究，真正做到穷其源、循其踪、辨其形、索其隐、察其今、通其变、明其事、究其因，为实证大运河历史价值提供全面、详实的实物证据，并为大运河保护提供坚实的研究支撑。

三是提出了健全大运河保护法规体系等保障举措。原文化部颁布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办法》是部门规章，长期以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法律效力较低，制约了保护效果。《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制定颁布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地方也相应制定地方法规，从而形成文物保护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法规的多级、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

四是要求文物工作做到精准、整合、开放。精准，是指加强基础研究和基础工作，不断精确界定管控清单，细化法规和专业标准规范，夯实依法保护、科学保护基础。整合，是指在国家层面组织大运河综合研究、信息档案系统、规划实施监测评估体系，统筹协调运河沿线省市行动。开放，是指强化公共服务和协同合作意识，共享保护成果，丰富和拓宽大运河保护融入生产生活的方式和渠道，提升文物工作水平。

四、新时代大运河文化的新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这是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指导原则和科学的思想方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大运河的作用，赋予并实现其新的使命和功能，为大运河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规划纲要》强调，在保护好传统农业地区特色的基础上，要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共同进步，用最优质的产品引领市场，满足消费，培育东部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新型农民。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从单纯强调“物”的保护，改变为既保护“物”、又关心“人”、同时重视村社“根脉”保护与发展，率先实现乡村振兴。

《规划纲要》还强调，要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建设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共生共存、同步优化的环境形态。与大运河水系相关联的自然河流共三百多条，湖泊多处，大运河水环境较为脆弱，易遭破坏。要构建京杭大运河与水系生态生命共同体，强化河道水系生态功能，这是对大运河功能的新认识，这是大运河保护和发展史上的理论飞跃。

大运河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它产生于一个对水有着极大需求的国度，它产生于一个对水有着独到理解的国度，它产生于一个有能力处理水资源复杂问题的国度，它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大运河不仅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成果，还必将深刻地影响当今和未来的中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能够且必将赋予大运河以新功能和新使命，大运河文化将由此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历史贡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 张廷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