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霸座男欺负的如果是泰森 还要乘警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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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这个来自朱自清《背影》的梗，如今差不多已是众人皆知。但是为什么朱自清的父亲要儿子不要走动？因为人一走开，已经占好的火车座位就可能没了。

朱自清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距现在差不多已经快一百年了。当时他在北京大学读书，中途回老家给祖母奔丧，丧事完成又从南京买火车票回北京。跟现在印有车厢号和座位号的火车票不同，民国时无论是站票还是座票，都是不印座号的。所以如果你能占到座位，你可以坐在任何一个位置上，谁也没有权利叫你让开。

《背影》里写到，“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靠车门的位置上下车都方便。“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朱父的意思不是说车厢里空空荡荡，而是说朱自清的座位上没有人帮忙看着，只有一堆刚买的橘子杵在上面。万一遇到素质差的乘客，说不定直接吃了你的橘子、占了你的座位，还振振有词地质问你：“你的橘子？你的座位？你叫它它能答应就算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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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跟人抢座位也很简单：花钱。

民国火车车厢一般分为三等：头等、二等和三等。头等车厢每排两个座，中间过道宽敞得能健身，类似飞机上的头等舱；二等车厢每排四个座，类似飞机上的商务舱；三等车厢好一点的每排八个座，差的根本不分座，每排一条长木凳，能挤下几个屁股就能坐几个乘客。后来又加了四等车厢，类似犹太人被遣送往集中营的那种闷罐车厢，没有车窗只有一个通风洞和一个出入口，车厢里贴着车壁摆放四条长凳，行李全部堆在中间的空地上。当年巴金的未婚妻萧珊从上海去昆明的西南联大上学，几十个小时坐的就是这种四等车。

头等车和二等车属于高等车厢，三等车属于普通车厢，四等车当然就是低等车厢。以1933年北京开往河北沧州的列车为例，两百公里出头的路程，头等14元大洋、二等9元大洋、三等5元大洋。而当时在北京当人力车夫的下层民众比如骆驼祥子，运气最好时一年也就能攒下60元大洋。

而且这只是基础票价。如果买头等或二等车厢，说明你能力强——能力越强当然责任越大，更有义务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贡献，所以买票时还要依票面价多交10%的“教育捐”。所以民国时教授的高工资，许多都是坐头等、二等车厢的乘客贡献的。

而且头等车厢里也没有卧铺，晚上如果想躺平睡得舒服，还要去车尾加挂的睡车车厢订位，上铺每晚3.5元，下铺则是4.5元。不要嫌贵，铺位就那么多，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坐火车回北京探望母亲，路上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在沪宁车上总算得了一个座位。渡江，上了平浦列车，居然定着一张卧铺，这就好了。”

沪宁车是上海到南京的火车，在南京渡过长江之后，改为北平和浦口之间的平浦线。即便是当时的一流文学大腕，在朱自清上车的火车站出乎意料之外地定着一张卧铺票，对于五十岁的鲁迅伯伯而言，也是喜不自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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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民国火车票不标座位号，所以能不能坐上座位，就看谁先上车。先上车的有座，后上车的站着，在乘警眼里是天经地义的。

乘警跟铁路差不多是一同诞生的。从1888年到1908年，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赔款、废除科举这些大事的时代背景下，清政府也陆续建设了京汉、沪宁、胶济等十余条铁路通车。为了维护列车和铁路沿线的治安，清政府在铁路沿线路段设置了铁路巡警。

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倒台了，但是铁路当然没有倒，所以铁路巡警也沿革了下来。1913年，北洋政府交通部特设铁路巡警教练所，初步统管全国铁路巡警，结束了清朝以来由各铁路段自行主办铁路警察的历史。等到1932年7月，中华民国总算是实现了全国铁路警政的统一，形成了完整的铁路警察体系。

乘警的职责是负责列车安全，但在民国那个军阀林立、土匪从生的乱世，乘警当然也要特殊问题特别对待。1923年5月，山东土匪孙美瑶在山东临城，率领一支千人的武装队伍，劫持了从浦口开往天津的一列“国际列车”，将39名外国人和30名中国人绑票作为人质。这辆车上本来有多达20名乘警，但在枪声开始响起之际，就率先溜之大吉了，谁也不会傻到想去抵抗。

临城大劫案这样的事件，乘警当然无能为力，但并不是说他们就丝毫不作为。还是鲁迅，1926年离开北京坐火车南下执教时，就亲眼目睹了乘警的执法过程。鲁迅乘坐的车厢隔壁有个四人包厢，本来是一男三女，应该是夫妻带着两个女儿。乘警发现后大为不满，立即把男人调到了另一个清一色男乘客的包厢里，理由是男女同在一个包厢“有伤风化”。

在民国，也不是所有的乘警都这样变态的，要看地域。北方和内地保守，力主男女分校、男女分乘、男女分租；南方和沿海开放，男女在一起司空见惯。在一个忠于职守的乘警看来，让男女同在一个包厢，那就是渎职、不作为和玩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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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都是为人民服务，但乘警和乘务员的区别在于：乘警从来都是有执法权的。

乘警的定义是铁路公安机关派出管理旅客列车治安、具有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执法力量，乘警既可以对不买票坐“霸王车”的乘客予以拘留和罚款，也能将车上抓获的扒手一下车就移交派出所处理。可以说，乘警应该是列车上正常秩序最有力也是最终的保障。

然而奇怪的是，近年来乘警束手无策、无计可施的场景却屡屡出现。今年1月，合肥女子罗某带着女儿挡在高铁车厢门口阻止列车开行，理由是要等迟到的老公。乘警虽然采取了强制措施，但居然不能让这名女子离开车门，最终列车晚点4分钟。今年4月，一名女乘客在武汉到大连北的列车上开大音量看直播，被旅客投诉后乘警赶来，女子用日语狂怼乘警，而乘警做的也只是“说服劝解”。

作为被依法赋予执法权的乘警，在其他旅客的权益被损害、相关乘车秩序被扰乱的情况下却无法制止，那职能就与无执法权的普通列车乘务员无异。在最新的高铁霸座男孙赫事件中，面对无理取闹、寻衅滋事的孙赫，乘警居然也就任其坐在他人的座位上直到下车。

孙赫之所以敢占用他人的座位，除了乘警不给力之外，也跟当事人是柔弱的女孩有很大关系。如果对方是一米九戴金链子的彪形大汉，孙赫可能会很自觉地乖乖把屁股移开。力强者胜、无需讲理、动手不动口，向来是丛林法则的精髓。

然而乘警的存在，正是为了让文明社会的公民，不需要依靠丛林法则就能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乘警不作为，等于助长以强凌弱的风气，乘警代表的法律形象也会千疮百孔。不要脸的无赖任何时代都有，乘警要做的是以法律赋予自己的职责，去维护代表所有人利益的公正秩序——而不是软绵绵地对违法者软语相求，心里却暗暗埋怨要求坐在自己座位上的乘客：他怎么不占其他人的座位？谁让你自己不是泰森了？

这样的话就连保安都比不上，还谈什么警察。

参考：朱雀《民国时人们是怎样坐火车的》

编辑：xnnew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