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峰 金观涛：中国最先现代化转型的两门人文学科｜双体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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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建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这半个多世纪，是西学被纳入儒学经世致用的时期；人文学科中与实用密切相关的地理学和语言学，最早向现代学术转型。第二阶段是1895年到民国建立的近二十年。这一时期，由中学的一元独霸、独尊，开始转变为中学、西学分立的二元格局。其间，科举制废除，新知识潮水般涌进，新型教育及学术体制迅速普及。正是在第二阶段，历史学和文学开始向现代学科转化。第三阶段是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即从民国初年到1920年代中后期。在这一被称为全盘反传统、或者说是对学习和引进的西方现代观念进行重构的时期，中国传统人文学科的核心——儒学的义理，终于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在这三阶段中，最为关键的是百年前全面学习、引进现代西方学术规范的第二阶段。经过三阶段半个多世纪，中国现代人文学科才逐步确立起来。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不同，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确立不可能是单纯引进、移植西学，而须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安顿、重构自身悠久丰厚的传统。这就必定会涉及到中西文化互动中诸多复杂而又纠缠的问题。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现代人文学科建立和中国现代思想形成及演变的全过程相关，与中华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相始终。

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双体实验室将会从学科用词及其内涵的变化来分析这些词汇背后主导观念的转变，以揭示中国人文学科建立的内在逻辑。从1997年起，刘青峰、金观涛两位老师开始以关键词为中心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术语的形成，在持续十多年的研究中发现，汉语政治词汇的演变也有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使用中国既有词汇（观念）来理解西方对应词汇的意义，选择性吸收西方观念；第二个阶段则是大量引进新词汇，出现新名词大爆炸，同一现代事物、学科往往出现不同的指称；第三个阶段则是众多新名词及其意义定型为现代汉语的固定用词。十分有趣的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建立正好也与这三阶段相吻合。

今天的这篇推送，首先讲的便是中国最先现代化转型的两门人文学科：地理学和语言学。

为什么地理学、语言学率先破土而出？

文/刘青峰 金观涛

“地理”和“语言”是中文旧词，但“语言学”和“地理学”却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出现并开始使用的专有名词。在“地理”和“语言”两词后面加上个“学”字，可视为这两门学问与传统母体相分离，向现代知识系统转型。

地理这门学问在中国萌发很早。《禹贡》、《汉书．地理志》已形成了“九州”的系统地理知识，但在近两千年的积累、演进中，它受到华夏文明中心的天下观支配并服务于王朝治理和兴替的经验总结，一直从属于史学，是儒学的一部分。顾炎武的《日知录》第三十一卷名为〈论地理〉，其“地理”一词所指涉的知识内容，正如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名中“天下”、“郡国”、“利病”三个关键词所揭示的，主要是关心那些治理郡国的地理知识。

唐晓峰把传统地理学问称为“王朝地理”是很有见地的。他指出：中国传统地理是受儒学“圣王之治不在荒远”观念所主导，士大夫不屑于理睬蛮夷世界，只关心治理属于郡县制的内臣地区。

早在明末，西方地理学已传入中国，但在士人心目中，由利玛窦（Matteo Ricci）引进的《万国坤舆图》，或是对没有把中华帝国置于地图的中心位置而抵触，或只是对海外博物新奇之事感兴趣，因此并没有受到士人认真对待或重视。直到1839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官绅的政治目光再也不可能局限于天下的内臣地区了，才不得不睁眼看世界。

钦差大臣林则徐一手在虎门烧烟土，另一手组织编译三年前刚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集为《四洲志》。林则徐被遣戍伊犁路经镇江时，把《四洲志》未刊稿嘱交入幕两江总督裕谦的好友魏源；1843年魏源的五十卷《海国图志》初刻本在扬州面世。

另一本地理名着《瀛环志略》，是1842年道光皇帝召见福建布政史徐继畲，向他打探各国虚实，并责成他纂书进呈的；两年后，该书以《瀛环考略》问世。由此可见，在儒学经世致用思潮下，最早引起朝廷命官重视的是西方现代地理知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纳入国际条约体系。

1861年清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4年该衙门编译发行《万国公法》。这本国际法译着既是清廷官员解决外交纠纷的实用工具书，也是中文现代政治、法律用语的源头。我们把该书的问世视为传统天下观向万国观演变的标志。在天下观中，世界秩序具有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而在世界地理中，中国只是万国之一国，各民族国家的疆界必须十分明晰。

自1870年代起，中国在一系列边疆危机中，不得不和西方各国签订边境条约，世界地理知识成为清廷官员不可或缺的知识。随着他们眼界的不断开拓，“地理学”这个新词汇出现了。

1891年出版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是王锡祺凭一己之力、花十数年功夫搜集整理的中外地理著述汇编。从地理学科的建立上看，我们认为《丛钞》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第一，《丛钞》有关世界地理的记述中，携带大量与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教育体制及其相关的五花八门的新知识、新观念；从其中八十四种清廷官员或士人出使、出游外国的游记、随笔和闻见录可以看到，由世界地理所引入的西学新知识是如何冲击及改变中国士人的观念。第二，《丛钞》收录了诸如《地球总论》、《地理述略》、《地理浅说》等与地理知识相关的理论著述，其中也有中国人傅云龙撰述的《地椭圆说》，反映出中国人不但重视地理知识，也关注其理论基础。

一般说来，某学科进入教育课程，代表该学科的建立。1886年赫德（Robert Hart）辑，艾约瑟（JosephEdkins）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其中有两种是地理教科书。此后，康有为在总结中国疆土被割让、岛屿被占领的教训时曾指出，“推原其由，皆学校仅课举业不讲地理之故”。

甲午战败后，1895及1896两年盛宣怀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先后在天津、上海创办北洋西学堂和南洋公学，地理课成为必修课程。正是在南洋公学教地理课的张相文，1901年编着了中国人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1908年又编出中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教科书《地文学》；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会的创办人。也就是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现代地理学就已基本确立起来了。

与地理学一样，外语（及其语言学基础）也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时必须掌握的最直接的技能和知识，语言学也就成为最早起步的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在中国传统学问中，经学是核心，也可称为大学；语言文字工具作为理解经典的必要学问而附庸于经学，被称为小学。小学包括针对中文训诂、字书、韵书等的专门技巧和精细内涵，是不同于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知识系统，在清代发展到高峰。但是，传统语言文字研究的目的是明经，这种语言研究与儒学不可分离的状况，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才开始改变。

1862年总理衙门建同文馆，下设英文馆，后加法文、俄文、德文、日文、格致馆，负责培养通晓外语和西方技艺人才。1876年同文馆所设课程有洋文（英、法、俄、德四国文字）、天文、舆图、算学、化学和格致。要学习西学各课目，就必须先掌握外国语言文字工具。

1872到1875年间，清廷还先后派出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的120名幼童，分四批赴美国留学。学习及掌握外语，必然要学习相关的语法知识，作为专门学科的“语言学”一词也开始被中国人使用。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十五卷列举十五门主要学科的图书，其中第十二卷是“文字语言门”，这一门所选860种书目中“言语学”又单独作为一类。这种分类方法不同于小学附于“经部”的传统，显示出语言学摆脱经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思维。

语法是传统语言文字学问中的弱项。自元代卢以纬写出《助语辞》第一部文言虚词专着后，中文语法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明末至清代来华传教士编写出若干本中文语法书，使用了“拉体诺”（拉丁文）、“葛郎玛”（语法）等语言学新词，为中国语言研究注入新血液，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出现中国士人研究中文语法的著述。

1898年，第一部中国学者编写的以汉语为对象的语法书《马氏文通》问世。作者马建忠的家庭宗教背景及游宦海外生涯，令他掌握多种西语；他又花费十几年功夫深研语言学才写成这本书。他之所以能编写中文语法专着，是因为他认识到，第一，必须把中文视为人类所有语言中的一种，遵守普遍的语法规则；第二，须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做到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把语言作为客体来研究。因此，《马氏文通》的出版被视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建立的标志。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清中叶以后兴起的儒学经世致用思潮中，由于地理和语言文字两门学问的工具性很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又处于附属地位，因此在与西学碰撞过程中最早、并逐渐摆脱儒学，中国的现代地理学和语言学得以在十九世纪末确立。

相对于地理学和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和哲学这三门主要现代人文学科对应的中国传统学问的现代转型就困难得多了。这是因为它们与儒家经典和伦理规范结合得更为紧密，深受经世致用主导原则的约束。在下一期的推送，我们将推出《经学去中心化：历史学和文学的脱胎与重构》的主题内容，阐述文、史、哲相关的传统学问现代转型的历程。

本文原载《二十一世纪》2011年10月号，全文主标题《观念转变与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建立》，注释从略。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配图源自网络资料，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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