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重磅推出散文《春月出山》 作者/ 何大草
鉴赏何其难。很有些学者研究了一辈子文学，可以对一本书详加考据，弄出一堆论文来，却没能力说出它的文学价值之所在。这是可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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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出过两位有名的诗僧，一是寒山，一是拾得，也算隐士，且是深隐，住在山深林密的草庵、茅屋、洞子里，懒得见人，人去求见，也少有见得到的。但因为是诗僧，并不面壁呆坐，等所谓电光火石的一闪，突然就破壁了。他们脑子里随时在电闪，那是诗。他们不停地在写诗，写了就刻在就近的崖上、树上、竹子上……任何合适的地方。
诗僧就是穿了僧袍的诗人，吃斋念佛不？不知道。但肯定并不信奉羚羊挂角、不立文字的玄谈，要写，而且写了，还要留下去。
恰好有人把这些诗抄录了下来。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
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
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有没有可能，是后人托寒山之名的伪作呢？有可能。即便这样，这诗也符合人们对寒山的想象，高冷。
看后人画的寒山、拾得像，却不是高冷，是落拓不羁，粗看似讨口子，再看如嬉皮士，自由、自在，大大咧咧。
他们的诗，不反映现实生活；他们自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是自甘孤立于大多数的小小一部分，正因为不具有普遍性，从而注定会影响后世的现实。
一千多年后，美国的嬉皮士们正是以寒山为鼻祖，热腾腾闹红了西海岸。
《冷山》
查尔斯·弗雷泽的长篇小说 《冷山》，扉页上就题着寒山的两句诗：
人问寒山道，
寒山路不通。
据说他本人也住在山中，养马过日子，像个隐士。
活在时代中的诗人，大多已被淡忘了。活在时间中的诗僧，默默获得了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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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拾得是深隐，王维是半隐。陶渊明呢，浅隐么？不是浅隐，他是不隐。列他为隐士，我以为是个误解。
陶家从前是阔过的，到他时却已败落了。他谋求过仕途，做过十几年的小官员，为了心中的一点志向，也为了养家。乱世汹汹，仕途坎坷，那点志向是磨平了，积蓄也有了一些，他就回家了。
回家，不是隐居，是家居，以今天说法，做了居家男人。找荒僻处修行、避世？从没动这个念头。“结庐在人境”，他说得很清楚，这就是接地气、接人气。
草屋八九间，环绕着榆树柳树桃树李树，有妻子、孩子，据《责子》诗，该是有儿五个，虽没大出息，人丁是兴旺的。而且，还有邻居、有朋友，你来我往。也下田，种豆子、锄杂草。田埂上遇见乡亲们，聊聊天。聊啥呢？“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杂言是指什么？他没说。读他的诗，读不到乱世的杀戮，政治的黑暗，他不写这些。但他何等敏感，且有天赋卓越的才华，他有所见，必有所思，所见所思则必然影响到他的人生，日常生活。他喝很多酒，因欢愉，也为苦闷。没米下锅了，就去向邻里乞食。他也不好意思，却宁肯这样，而不受某些恩惠，譬如江州刺史檀道济“馈以梁肉”，他却拒绝了。
他的诗，把饮酒、乞食等琐屑的日常小事，都写了进去。他不写当今社会正在发生的大事，但这些事都深深影响了他，他把这些影响沉入内心，写了另一些更为根本的大事：生死、魂灵……有一首诗写他和朋友们共游于某家墓柏下，喝酒、吹、拉、弹、唱，很是喜乐，却读得人满心是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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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陶渊明的诗好在哪里？却无人知道。
他贫穷、孤独。
贫穷是真的，但他总算还扛得过去，活到了63岁。这在古代，也算不易了，唐朝花天酒地的李白、优裕舒适的王维，还比他少活了两三岁。千多年后的大文学家，中国如曹雪芹、国外如莫泊桑、契诃夫、卡夫卡，还比他少活了二十来岁呢。63岁，还算比较可以了。
他的困境，主要在孤独。他是个诗人，却没人懂得他的诗。他最好的朋友颜延之也不懂，颜敬重他自然而傲然的品格，却看不到他的诗的价值，是知己，但非知音。可以想见，他混在一帮吃吃喝喝的朋友中嬉戏，内心该是悲哀的吧。最滑稽的是，他活着及身后几百年，一直都是以“饮者”闻名的。所以，李白才会乐呵呵地调侃道：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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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还得等。
杜甫死后40多年，等来了元稹为他撰写的墓志，称自有诗人以来，还没有谁超过杜甫的。率先把他列入了（最）伟大诗人的序列。
陶渊明等的时间更久些，死后600多年才等来苏东坡。这个时间过于长了点，但也很值得。
陶渊明
苏东坡崇敬陶的为人，也很爱（很爱）陶的诗。元稹说，杜甫的诗，古往今来第一。苏东坡则说，写诗嘛，杜甫、李白还是比陶渊明要逊色一点点。
那陶诗好在哪里呢？苏东坡说了八个字：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这八个字，由于苏东坡本人的巨大影响力，已成为认识陶诗的经典评语了。
不仅如此，他还和陶诗。他说，过去还从未有过追和古人的，有，是自我开始。我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陶诗。
前前后后，苏东坡和了109首，自认为还是比较得意的，不很惭愧于陶渊明。
“伟大也要有人懂。”这是鲁迅就《儒林外史》的价值被低估而发出的感叹。
元稹、苏东坡对杜、陶的贡献，就在于懂得。他们自身是诗人，也是最具原创性的评论家，其珍贵就在于：我懂得、我发现、我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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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说过 （大意），评论说到底，就是鉴赏，说得出它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这是很有道理的。
今天，鉴赏辞典、鉴赏手册一类的滥市，使鉴赏背上了俗名，被大大贬低了。
其实，鉴赏何其难。很有些学者研究了一辈子文学，可以对一本书详加考据，弄出一堆论文来，却没能力说出它的文学价值之所在。这是可叹的。
还常读到一些评论，会以为是社会学评论、政治学评论、新闻评论、史学评论、甚至是哲学评论，却很难让人信服，它评论的其实是一部小说。（且不说语言之乏味，结构之八股。）
我以为，与其如此，不如直接去评论社会学著作、政治书、纪录片、维特根斯坦或福柯啥的。
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曾这样说到，他做学问，不会像胡适一样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他所泛览的，都是通行之本、易得之书，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方法，即是如此。
的确，《中国小说史略》最精彩绝伦之处，不在于考据，而在于鉴赏、评点，百把字或几百字，见识卓而不凡，且浅白的文言典雅之至。可以说，它既是一册小说史略，也是一本评论，还是一部高级、别致的文学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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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鲁迅全集》的编者说，《中国小说史略》原为鲁迅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后出版，再后又经过两次修订、改订，至1935年出第10版时，才成为最终完成版。可见这样的经典，既是天才之作，也是时间的产物。
已很少有人这么写作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天下人都忙。作家、评论家、学者也是天下的一部分，自然也忙着。忙的体现，就是凡事求快。
两位朋友在茶楼喝茶，甲指着群车飞驰的大街，笑道：读陶渊明还有什么用？
乙也笑道：幸好还有个陶渊明让人读。
甲问：怎么讲？
乙答：不然还更快。
7
王维写了一首《鸟鸣涧》，五绝，20个字。过些年，他自己也忘了。
我在前边提到过，相对于寒山、拾得的深隐，他算个半隐，半在长安城，半在终南山。
终南山跟隐士有缘分。前些年有个美国人，专门跑到终南山访当代隐士，出了书、拍了碟子，此后山里的隐士越聚越多，五花八门、各怀心思，让人不由不起一点疑心，想到那个“终南捷径”的成语……这且不多说了。
王维是无须这条捷径的。他16岁写了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17岁写了《洛阳女儿行》，18岁写了《桃源行》，名满京城。20岁即中了进士，这是许多读书人包括杜甫，一生心心念念而不可得的名分。他轻易就得到了，而且身处开元、天宝盛世，可谓天天是春天。然而他活得不安生，虽在舒适区，却找不到一把舒适的椅子坐下去，所谓安稳且静好。
他在长安城住一阵，嫌闹，就遁入终南山的辋川谷，隐起来。隐一阵，怕寂寞，又跑回长安城里去……跑来跑去，人就到了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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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末年，五月初的傍晚，王维住在城里，刚喝完一碗粥，就被玄宗皇帝的太监带去了华清池行宫。
杨贵妃泡温泉去了。皇帝已大约70岁，吃着岭南新献的荔枝，闲闲地问他：“‘月出惊山鸟’，是你的诗罢？”
王维似乎才想起是有这么一首《鸟鸣涧》，全诗是：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他恭敬点头，说是。
皇帝就问：“月亮出来，怎么会惊山鸟呢？山鸟不是都睡了嘛。你说！”他指着王维。
王维不敢吭声。
皇帝并不逼他，继续道：“贵妃娘娘喜欢你的诗，今天忽然问朕，月亮升起来，为啥会让山鸟受惊呢？朕说，天很黑，月亮那么亮，鸟儿自然就被惊吓了。可娘娘说，鸟儿都睡着了，哪看得到月亮呢。她说，是月亮从地下爬出来时，一刹那有巨大的声响。朕说，扯淡！可她说，她是听到过的呢。就这么争了一下午，连晚饭也没吃舒服。朕叫你来，就是要你亲口告诉朕，朕和贵妃，哪一个说对了。”
但王维也不知道答案。当初，不过是信笔写下这五个字，写完还来回念了好几遍，颇为得意的。至于月出为啥惊山鸟？哪儿会多想。无非一句诗。
皇帝和贵妃娘娘居然认了真。
他觉得皇帝是对的。何况，贵妃又不在，说了也不让她尴尬。于是就答了：“确如陛下所说，鸟儿是受了月光的惊吓。月出是没有声音的。”
皇帝孩子般地笑起来。他说：“朕要好好赏赐你。”他赏了王维一条金色鲤鱼的尾巴。
安史之乱后，一个春夜，王维站在辋川后山寺的窗口，就像站在船的甲板上，感受着明月出山的晃动。
“嚓——”的一声响后，月亮拔地而起，群山在轻微地摇曳。
他发现了赢家应该是杨贵妃。而她已被勒死多年，香骨也都烂成了泥。
这个故事是我虚构的，小说家言，不足信。把它挪移到这儿，是要借此表达：好的文学评论家，首先是好的读者，专注、精细、敏感、刁钻，有充盈的感受力和想象力。